越剧《红楼梦》的诞生

【类型】报纸

【关键词】 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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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报刊文摘

【入库时间】2015.02.11

【全文】

越剧电影《红楼梦》是中国放映拷贝数和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影，它已经成为越剧的某种象征。

袁雪芬还记得《红楼梦》编剧徐进当年来报考自己剧团时的事情：“第一次来我没见到他，就听说有个很文雅清秀的20多岁的人拿了剧本来，托人转交给我，剧本名字叫《月缺难圆》，剧本被转交给剧务部后，编剧蓝明觉得写的唱词比自己还好，一点也不嫉妒，结果很快录用了他。”于是，西药店的伙计徐进就此改行，当时要进袁雪芬的剧团并不容易，结果他成为“考进雪声剧团的头名状元”。

那时候徐进才24岁，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唱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但“他古文功底似乎不够好”。新中国成立后，伊兵等负责戏改的领导有意识地让他加强古文学习，他的进步非常快，没多久，剧团的人觉得他的抒情戏写得特别好，“不用陈旧的词，叠句排比都很多，而且喜欢加些旁敲侧击的写法”。

剧团里有很多老演员，她们说话很有意思，批评某人自以为是，有个老演员说“你不要独枝毛竹好上天”，说干部多，“娘多也养不出好儿子”，徐进听到这些话，都会记录下来。

1954年，当时《光明日报》刊登了李希凡、蓝翎写的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结果使中国兴起新一轮的《红楼梦》热。徐进很喜欢鲁迅，喜欢鲁迅的《红楼梦》“其中所叙的人物是真的人物”的说法，所以他立志改编出来的越剧中的人物，“都不能拔高”，宝玉既是神采飞扬，又是脸上有点“胭脂膏”的疯疯傻傻的贵族子弟，黛玉则就可以“对花落泪”，“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后来自己总结，越剧正好有刻画人物细腻的长处，索性就把每一场戏当成刻画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机会。开始时写还是不写，怎么写都犹豫，越剧团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100多万字呢，要改成3小时，谈何容易？写好了，谁又能演？”那时还不到30岁的王文娟听了这话说：“我来演，演不好，头砍下来。”当剧本最终于1958年上演后，在上海连续演出了54场，场场爆满，有人说徐进帮助曹雪芹普及了《红楼梦》。

1960年秋天，上海越剧院的《红楼梦》、《追鱼》剧组开始南巡演出，先到广州和深圳，再到香港。

对去“资本主义”地方自然要严阵以待。演员们在广州关了半个月，“让我们学习西餐礼仪”。除此还要大家互相称呼先生、小姐，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成名的徐玉兰当然对这些都很熟悉，但是年轻演员们兴奋得很。1960年12月29日，所有人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做了旗袍，烫了头发，个个红光满面，一下火车站，大家就议论，谁说大陆没饭吃？你看他们不是很健康，很精神吗？”听到这话，大家觉得广州休养的那段时间很有必要。

这次香港演出的最大收获是想把《红楼梦》和《碧玉簪》拍成电影。“当时‘凤凰’和‘长城’都抢着想投资拍摄《红楼梦》，电影导演朱石麟连着看了若干场，发誓要拍这部电影。”情况汇报回来，当时上海市委领导柯庆施和陈丕显断然否定了在香港拍摄这部电影的可能性。“情况那么复杂，哪里敢让我们多待？电影是同意拍摄了，但是全部在上海拍，所谓的合拍，就是香港那边提供全部胶卷，当时提供的胶卷全部是德国进口的，这也是《红楼梦》的色彩这么多年后还那么好的缘故。”

1962年，由朱石麟担任艺术指导，由他的学生岑范来执导，在当时刚刚成立的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全部是内景。他们新搭设了4个大棚，周宝奎还记得当时进去的震惊感：“连河流都是在棚里布景的。”电影整整拍了一年，其间唯一的一次休息，是拍到8个月的时候，总理叫她们去给来杭州的金日成表演。金日成看了《红楼梦》大为喜欢，而且周恩来向他介绍这两个“上海小姐”当年是怎么在朝鲜战场上待了9个月的故事，金日成很高兴地把徐、王称为战友，让朝鲜的歌舞演员也照着排演出来。

《红楼梦》拍摄完后一直没在上海上演，倒是在周围的城市演个不停。

1964年周恩来到上海，“总理来上海总要叫我们去，聊天说话什么的，那天去了花园饭店，看见总理正和萧华说，叫他下楼来，不要写，写什么检查，叫他下来跳舞”。徐玉兰说她和萧华很熟悉，问他，谁啊？原来是罗瑞卿正在楼上写检查。过了一会儿，罗瑞卿脸红红地下来了。徐玉兰说：“这些蛛丝马迹都表示，马上又要有什么运动来了。”她就此不再奢望《红楼梦》能不能在上海的上演。徐玉兰第一次看到《红楼梦》，是在“文化大革命”批斗她的场合。“文革”开始没多久，她和王文娟一起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放《红楼梦》给她们看。

1979年上海36家电影院突然在同一天放映《红楼梦》，徐玉兰听到小道消息说是宣传部又要批判这电影，有人说贾宝玉当和尚就是不革命，没阶级意义。但是群众不管阶级不阶级。半夜1点，电影院就开始排队买票，有一家电影院门口扫出了一堆挤掉的鞋。可见《红楼梦》确实深入人心。（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第25期作者王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