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

日期:2011.02.22 点击数:15

【类型】报纸

【关键词】 越剧 

【地址】 地址1

【来源】 姑苏晚报

【入库时间】2015.02.11

【全文】

“越剧十姐妹”,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出现的越剧名角的合称,包括袁雪芬、尹桂芳、筱丹桂、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招、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因1947年同台演出《山河恋》而得名,1947年夏,为反对旧戏班制度,筹建剧场和戏校,发展越剧,其十人举行联合义演,同台演出,轰动上海,“十姐妹”因此得名。

袁雪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1946年5月,我们雪声剧团将鲁迅先生的《祝福》改编成《祥林嫂》,搬上越剧舞台后,紧接着又演了《洛神》。但越剧改革遭到了恶势力的反对,这年8月27日,我离家去电台播音,刚走到路口,窜出一个人将一包粪对我劈头抛下。之后又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由于一些合作者另有打算,剧团无法按期演出新编剧目,我又不甘屈服于老板走回头路,1946年底雪声剧团只能暂告解散,我也暂停演出,静下心来思考这几年的得失。

下一步该如何走呢?我想,作为主要演员,首先要提高自己并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应该让全剧种的成员参加到改革行列中来。另外必须有自己的剧场,并有附设学校培养接班人。为了实现这些设想,1947年初,我跑遍了上海各种类型的剧场和电影院,对剧场设计、舞台大小和观众座位好坏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1500个座位的南京电影院(解放后改为上海音乐厅)座位最好,而扇子形的剧场演戏曲效果更好。不到一个月,设计者就绘出了新剧场的初稿图纸。随后我们找到了霞飞路(现在的襄阳公园隔壁原祥生汽车公司)的一块地,租50年约20亿元,造价约30亿元。这50亿元,只有依靠我们自己演出和向观众集资解决了。我考虑,这是整个越剧界的事,如果能说服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来参加,共同发起为造剧场进行集资活动,不是很好么?这九位中,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没有交往过,其他五位曾与我合作过。于是我就找了当时尹桂芳、竺水招的合作者徐天红和吴小楼,谈了联合义演、集资造剧场和越剧学校的设想。徐天红与吴小楼都表示积极参与,于是我请徐天红约尹桂芳、竺水招到晋隆西菜馆见面。她俩跟我会面后,都连连点头同意,同时还提出号召基本观众认股投资以增加资金等建议。徐玉兰当时因吐血在休息,我专程去拜访了她。她说:“这是越剧界的大事,我一定参加。至于筱丹桂能否参加,要找国泰大戏院老板张春帆。 ”因徐玉兰吐血,张春帆曾邀我下半年去国泰演出,他说单靠春凤(筱丹桂的小名)怕不卖座,这叫做人老珠黄不值钱啊!筱丹桂这时只有27岁,是在被张春帆占有的这八九年中,才渐渐低落不佳的。我去找张春帆,他因有求于我,连连点头说:“这是出风头的事,春凤一定参加,但你不必去看春凤了。 ”可见筱丹桂是毫无自由的。

范瑞娟、张桂凤与我共事改革演出两三年了,联合义演她们极力赞成。傅全香是我的同科班师妹,她也一口答应参加。接下来我们邀南薇、韩义等商量演出剧目,大家认为要区别于以往会演的老剧目,但新编的题材要容纳这些主要演员实是不易。也曾想过演《红楼梦》,但贾宝玉只有一个,怎么分配角色呢?后来选择将法国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改为中国历史题材的《山河恋》,男女角色都不成问题。1947年7月29日,我们相聚在大西洋西菜社签订了联合义演的“合约”,我的顾问律师平衡成为我们合约的起草人和见证人。我们十个演员作为发起人,在“合约”上签了名,后来我们就被称为越剧“十姐妹”。关于演出场地,打听到周信芳演出的黄金大戏院,因周信芳歇夏,正是空档,我就去商谈。黄金大戏院提出一月租金要四亿元。很快,一个星期的座券被订一空,座券分福禄寿三种,票价定为10万、5万、3万。演员们除了排戏,还得抽空准备自己的戏服。大家在骄阳里坐着三轮车满街跑,置衣料,买首饰,量身材,谁都不愿意在台上逊色于别人。

姐妹们都在苦水中泡大

三十年代中期,嵊州(县)农村女子科班(绍兴文戏女班)十分普及。据1935年统计,全境40万人有2万多参加女班演出,女班总数达200多个。到1938年,日寇侵袭浙江,大批绍兴、宁波一带的人士去上海避乱和谋生,为女班进上海演出提供了大量的观众。那时起,“绍兴文戏女班”接踵拥入上海,影响也逐渐扩大,报刊、广告开始称其为“越剧”其实,“越剧”两字早在1925年已出现,但不多用,与“绍兴文戏”、“的笃班”、“小歌班”等混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女班在上海落脚后,姚水娟等一批艺人开始实行编剧制,轰动上海,为越剧的蓬勃发展起了打开局面的作用。

女子越剧创始于1922年,它的故乡是浙江嵊县。现在越剧界的前辈大都是新昌、嵊县、绍兴一带人。越剧改革奠基人之一的袁雪芬,就是嵊县人。因为家里贫穷,在她刚满十一周岁的时候,就孤身一人离开家,进科班学戏了。再拿尹桂芳这位文武双全,唱做俱佳的越剧名小生来讲,她的童年生活更是凄惨。尹桂芳出生在浙江新昌县的一户贫农家庭,八岁那年死了父亲。母亲眼看着仅有的几亩租田被地主收回,只得带着尹桂芳和四岁的妹妹、不满周岁的弟弟,每天外出讨饭。不管天晴天雨,刮风下雪,一家四口终年跋涉在崎岖的荒山野岭和穷乡僻壤。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艰苦生活,逼得年仅十岁的尹桂芳就进了科班。还有像越剧界有名的“金嗓子”傅全香,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她九岁就进科班学艺了。

想用演出挣的钱造剧场

越剧姐妹中的大多数都有苦难的童年。她们都是小小年纪就进了科班,跟着穷苦艺人,挑着戏箱,爬山路、宿破庙,过着“年年卖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流浪生活。抗日战争前后,女子越剧开始进入上海,她们也陆续进了上海。旧社会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弱小者的地狱”。小姐妹离了狼窝,又进了虎穴。她们一方面是戏院老板的摇钱树,一方面又往往成为达官贵人、巨商大贾以至地痞流氓的“囊中物”。有的人经不起逼迫和诱惑就屈服了。有的人则进行反抗。在上海,曾有人把一大堆金条、珠宝、首饰放在竺水招的面前,要收她做“干女儿”。竺水招轻蔑地看了一眼,冷冷地说:“我自己有爹娘。 ”说完,扭头就走了。为了使自己不受十里洋场的污染,袁雪芬暗暗地为自己定了一个做人的标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 ”她不拜“过房娘”,不唱“堂会”,不受礼,不吃请。她淡妆素抹,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表示她不愿与这个肮脏社会同流合污。

但在旧社会,要独立做人,谈何容易。不说别的,没有场子,就不能演戏。更何况,在旧社会,艺人的艺术生命是短暂的。一个名演员到了三十岁出头,就算“红颜已老”,就要担心被老板抛弃了。所以她们日思夜想要筹款建造剧场。袁雪芬等人积极奔走,把原来分在四个剧团的十个名演员组织起来,同台演出《山河恋》,想用演出得来的钱去造剧场、办戏校。但是,她们太天真了,以为这样的好事,总不会妨碍别人。哪知道,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竟突然下令,要《山河恋》停止公演。怎么办?姐妹们只有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

十姐妹取得了胜利

公演开始后,每天日夜两场,场场客满,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大量报道和评论,田汉在《新闻报》上以《团结就是力量》为题发表文章,认为"此次联合公演的实现便是一个伟大成就。 "8月28日晚上,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嵩山分局派人来到后台,送来一纸公文,勒令《山河恋》立即停演,理由是社会局认为"手续不完备"。第二天星期六,正好是杜月笙的60大寿,袁雪芬、尹桂芳、吴小楼、汤蒂茵和律师平衡一早来到愚园路社会局局长吴开先的寓所,吴开先不见,传话说让她们去社会局。袁雪芬等,到林森路(今淮海中路)的社会局等了很久,仍不见吴开先来,经打听才知吴到"丽园"给杜月笙拜寿去了。她们赶回剧场,见"勒令停演"的布告已经贴出,剧场门口人山人海,这时已近下午一点,离日场开演仅有两个小时。袁雪芬等又赶到社会局,碰巧局长大人到杜月笙府上祝贺“五十大寿”去了。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多,吴局长才姗姗而来,接见了她们。这时候,广大越剧迷闻风而来,社会局外,林森路上(即现在的淮海中路),人山人海,一片痛骂声,迫使吴开先不由得皱起眉头同几个小姑娘打交道。谈话开始了:“你们这些小姑娘好大胆,筹款接济共产党!告你们的状有这么一沓,我随时可以把你们抓起来! ”这个局长大人来势汹汹。“我们只知道办学校,造剧场,共产党面长面短,也没有见过! ”袁雪芬板起面孔,冷冷回答。“谁能保证你们同共产党没关系?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同共产党有关系? ”“喔!你们要演,必须由我们指定人组织基金保管会。 ”“好!那就请你通知警察局让我们演戏! ”“今天来不及了。 ”“不行,票子已经卖完。请你马上打电话通知警察局! ”

这时候,马路上人越聚越多,骂声也越来越响,吴开先终于被迫撤销了禁演令!《山河恋》照常演出。

这次义演虽然有一些收入,但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除去演出费用,加上社会局指定的“基金保管委员会”显贵们的花销,所剩之数根本造不起剧场,办不起学校。然而不管怎样,这次在越剧改革背景下的联合义演象征着越剧界的空前的团结。

综合《舞台》等

3 0
Rss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