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相看王羲之包光潜

【类型】报纸

【关键词】 王羲之 

【地址】 地址1

【来源】 潮州日报

【入库时间】2015.02.11

【全文】

王羲之，妇孺皆知；王羲之的书法，更是人人称道。在书法之外，王羲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王羲之身上发生的那些事，如果搁在其他人身上，又作如何评论呢？譬如“东床袒腹”，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一种没有教养的表现。如果搁在当下，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甚至连书法的成就也会被扼杀。问题在于，王羲之是典型的官二代、富二代，加上当时的“世袭制”，他无论做不做官，都有优裕的生存环境。他想做官，就可以一直很顺利。王羲之少年得志，又有优越的家庭作后盾，他敢讲别人不敢言的话，譬如有“光复河山”之举的“北伐”，全国处处洋溢着“民族大义”，当殷浩举兵北伐时，王羲之却不识时务，公然唱反调，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无所顾忌，不怕被人骂成“汉奸”。历史最终证明王羲之是正确的。问题是，如果不是王羲之，别人敢吗？即便是王羲之，如果他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他再怎么样，借他几个脑袋，量他也不敢如此“嚣张”。

不管后人如何褒扬王羲之，但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七情六欲，有人性的劣根。譬如他的隐居，并非如有的人渲染的那样，如何如何地不想做官，只想做个“流浪山水”的清流名士。其实不然。王羲之的隐居可谓自食“苦”果，含羞退却官场，一声叹息而归去。

史料记载，王羲之与人交往，讲究“眼缘”，即看得惯的就始终不渝地逢人说好，敬重有加，如对谢安、孙绰、许■等名流的坦诚相待与契阔相与；看不惯的就极尽人性的劣根，白眼相对，不屑一顾，如对王述的刻薄尖酸与睚眦必报。可是，世上许多事情是人算不如天算，尽管王羲之对许多“国家”大事算计恰当，留有美名，但对王述仕途的判断却错看棋局，最终导致自己不得已而归隐。

王羲之和王述同龄，禀质迥然不同。王羲之属于早慧型，成名早，特别是13岁时被大名士周■“察而异之”，并当作各界名流的面，奖赏一块牛心炙：“啖羲之。”从此以后，王羲之声名日隆。而王述“性沈静，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这在崇尚谈玄论道的时代，难免不被人看低，甚至有人认为王述有点呆，有点傻。王羲之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王述。偏偏这个被自己瞧不起的王述，后来声名鹊起，远远超过了自己。王羲之岂能咽得下这口气，便事事处处想出王述的洋相。

最严重的一次，是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王述因丁母忧，就地料理丧事，守孝三年。王羲之替任其会稽内史职，并加右军将军衔。这也是后人称王羲之为王右军的缘故。这一年，王羲之正好与我同岁，近“知天命”矣。不管年轻时如何愤世嫉俗，如何放荡不羁，如何目空一切，到了这个岁数，应该对世事有个成熟的看法了，不至于做出一些有违常规常理的事来。而王羲之恰恰“放不下”，在对待王述问题上犯了官场大忌，结果不仅结束了政治生命，还把自己的“小”暴露无遗。

根据当时礼仪，作为地方长官的继任者王羲之，应该去王述家吊唁、致祭、探访三次。但王羲之“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晋书·王羲之传》)。《世说新语·仇隙》里也记载：“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也就是说，王羲之不仅只去了一次，而且有违常规常理，既没让仆役通报，也没有回孝子们的哭丧礼，更没说一句“节哀顺便”的话。显然是让王述难堪，更是对王述的当面羞辱。王述“深以为恨”，应该是可以理解了。

王羲之万万没想到，王述守孝三年后，竟然做了扬州刺史，而会稽隶属扬州，也就是说王述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面对如此尴尬局面，最不自在的当然是王羲之。特别是迎接、陪同王述在会稽视察时，他想怠慢又不敢，不怠慢心犹不甘。王羲之开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他托亲信捎带亲笔手书，上奏朝廷，请求将会稽划属越州治下。如此行为表明王羲之既不想挪位置，也不愿意辞官，想走上层路线，曲线救自己。结果是“鸡没逮到却蚀了一把米”，事情败露，“大为时贤所笑”，王羲之无地自容。永和十一年（355 年），他托病离任，从此归隐，过起官二代、富二代的逍遥生活。

虽然口碑只流传着王羲之的美名，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王述的社会地位当在王羲之之上。王述的优点是善于扬长避短，他深知谈玄论道需要舌粲莲花的才华，而自己恰恰木讷，不善言辞，只好装呆。事实上，王述并非又呆又傻，否则就不会把官做到尚书令，位居三公。况且与王羲之家族相比，王述是山西王氏，显然不及山东琅琊王氏那么有政治地位了。

今天看来，王羲之和王述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根本利益的冲突，既无个人恩怨，也无政见分歧。说白了，是王羲之想不开，小心眼儿。如果王羲之豁达些，事情也不至于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