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下叶吴越城市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
- 作者： 戴健 来源：扬州大学 年份：200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吴越:城市娱乐文化 市民文人 市民文学 新人文思潮
- 描述：条件的文学作品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故本文认为，“娱乐性”既是明代市民文学的生存方式，又是明代市民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内在规定性，而且是“新人文思想”绝佳的“掩护色”，概言之，明代市民文学与城市娱乐文化关系密切。 本稿“上编”着重阐释明代吴越城市娱乐文化，由此考察明代市民文学的生存方式。 首先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考察城市娱乐文化的“环境”。明代中后期，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尤其是以富庶著称的吴越地区，经济发展领先，城市化水平亦为全国最高。在社会风尚方面，吴越文化成为当时“时尚”的代名词，区域文化优势明显。从国家文化政策来看，与前期之严刑峻法不同，明代后期，上层统治者对娱乐文化几不闻不问，更谈不上横加干涉。而哲学上，心学之崛起，承认了民众娱乐要求之正当，为城市娱乐之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总之，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明代中晚期，城市娱乐几乎无“生存障碍”。 接着从城市娱乐文化之构成入手，分析主要娱乐活动与市民文学的关系。明下叶，节令娱乐中戏剧演出渐趋重要；曲之清唱兴盛，从中可以考见南北曲衍变过程、和小曲“进入”文人层之“轨迹”；市民文学种类繁多，读本形式特点鲜明；讲唱文艺及其他娱乐，或以市民文学为表演底本，或见诸于市民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市民文化的某些特性和发展趋势。 明代娱乐场所多样，且颇具时代特色，此为本文第四章之内容。明代最常见的娱乐场所是厅堂，其中家庭中的厅堂娱乐较为多见，它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明人蓄养家班、兴建别墅以供娱乐的风气。晚明最重要的娱乐场合乃酒宴，无剧不成宴、无宴不演剧为当日风尚。此外富有特色的娱乐场所尚有庙宇、广场、河湖水上等。 第五章着重探讨市民文学的娱乐传播，城市娱乐为市民文学提供了“场上传播”和“刊刻传播”两条传播途径，不同的传播方式对市民文学内容的影响甚大。用于表演的底本与阅读文本差异明显，艺人的加工使底本内容更加丰富。此外，从书坊刊刻目录可知当日文本传播情形，传播热点亦一目了然。吴越刊刻的兴盛使这一地区成为市民文学传播的中心。“场上传播”和“刊刻传播”二者，共同创造了吴越市民文学娱乐传播的繁荣。 本稿“下编”着重于市民文学特性的研究与揭示。晚明，市民文学不仅受生存方式的制约，同时亦受到明下叶风起云涌的新人文思潮的影响。二者相互交织，共同规定了市民文学的特质。 新人文思想在吴越地区传播广泛，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新人文思潮的“主将”与吴越关系密切。诸君思想最主要的渊源当是“心学”，各人的主张皆形成、成熟于吴越地区。他们的学说又在吴越得到了最广泛的“应和”。在这一思想氛围中，浸染最深者乃吴越市民文人，他们的身上有着与传统 文人不一般之新人格。新人格的外化表现之一即对市民文学之态度和贡献。本文 认为，吴越市民文人是晚明市民文学创作群体中的主力军，其从事市民文学事业 更为自觉。这种“自觉”一方面表现为作品数量众多，另一方面表现为群体间的 相互砒砺:文人交往自发以市民文学品评为重要内容，形成较为浓厚的研讨氛围， 有利于市民文学的健康发展。书商刊刻出版市民文学作品，客观上刺激了其繁荣。 新人文思想又借“娱乐”之“掩护”，渗透于市民文学的内容中。作为市民 文学基本文学风貌的“娱乐性”，其本质并非“娱乐”本身，而是其所蕴涵的世 俗精神。对世俗生活的深切关照，正是新人文思想的题中之义。本文从题材入手， 考察市民文学内容的世俗性，及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力度、所显示出的时代精 神、市民的“叛逆”思想、价值观念等。时事题材映照出市民阶层对社会信息的 需求、对社会重大事件的知晓欲望;公案题材与明代律治关系密切，法律知识和 社会经验的普及十分必需，市民阶层在国家律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人情题材在 一定程度上可代表市民阶层对现实生活中两性关系之态度—为女性的不公鸣 不平，对“情为人本”的呼唤和追求;清赏题材是现实生活中清玩风尚的折射， 清玩之精神内涵乃立足世俗，意存高雅，愉情适性，其对市民文人影响深远:商 贾题材较全面地反映了商品经济时代的社会生活，商人形象趋于完美，且寄托时 代之最新价值观念，而商业道德与传统文化契合紧密，是儒家文化的某种变通和 转化。 市民文学的生存方式决定了“通俗”乃其基本特性。市民文学最广大的接受 群体是市民，故不通俗不能传播。市民文人对“里耳”的文化层次、欣赏趣味的 体察，反映在对市民文学的语言、文体等的规定和要求之中。明代后期的市民文 学更侧重于反映市井人物的市井生活，反映市民真切的情感意向，此亦为“通俗” 之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