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生活的时代儒学衰微，玄风日炽，仙隐思想愈益浓厚。道教最重要的一支天师道在江南壮大，东晋南朝许多门阀世族都信奉有加。王羲之童年经历了八王之乱，青少年又目睹东晋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各种阴谋，这都是其日后幽居归隐、慕仙羡道的重要诱因。他对道教服食养生的追求坚定不移，这首先与其信奉天师道的家族传统有关。王氏家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多有族人为天师道徒的翔实记录。此外，王羲之岳父家亦笃信道教，其妻弟等都是虔诚信徒，甚至其妻病重时，还请道士施法为其治疗。同时，王羲之本人还多与道师、方士交游，这无不影响到他的书法与文学创作。王羲之涉及服食的书札，不但有对具体服食活动的描写，还探讨服食效果、交流服食经验，而其作品用笔不讲究华丽，崇尚随心自然，也与受到道教风习影响紧密相关。 （匡钊/摘）

■唐代双钩摹本《大报帖》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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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黄庭经》资料图片

2013年初，日本NHK电视台发布了一则引人瞩目的新闻：一件王羲之的唐代双钩摹本在日本被发现，被称为《大报帖》。东京国立博物馆称，这是数十年来最重要的国宝级发现。一件摹本就能引发众人如此多的关注，可见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领域的影响。唐太宗曾经特地为 《晋书·王羲之传》作“赞”道：“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羲之字逸少）乎？”然而他的书圣地位，绝非来自于帝王一时的偏好，而是历史长河大浪淘沙之后存留的公论。

书圣的形成，固然是魏晋时期的时代造化使然，也有王谢子弟世家风流的熏染，但最重要的还是根于王羲之独特的精神境界。王羲之展示了书法最深层的中和之道。《书谱》评价王羲之作品“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可谓切中关键。

如果仅仅从表面来看，王羲之的中和气质似乎来自儒家，毕竟他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的身份是恪尽职守的地方官员，然而恰恰其晚年是他书法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王羲之过着一种典型的道教徒生活。据历史记载，王羲之家族历代都是虔诚的道教徒，王家一门姓名中众多的“之”字，在当时就是天师道信徒的标记。客观地讲，从事政治只是当时贵族子弟必须承担的家族职责，对于个体而言，王羲之的内心最向往的终究是神仙世界。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最重要的成仙途径是 “服食”某些特殊的药材。历代死于“仙丹”的帝王不胜枚举，但后世依然有人乐此不疲。魏晋时期更是服食成风，有些人服食丹药仅仅是为了美容，也有些人是为了追求一时的快感。当时人认为，丹药有不同的品类，上品食之可以成仙遨游四方，中品丹药养性，而下品丹药也可以除病。王羲之服食的动机就是追求成仙和养生。他晚年的最主要活动就是配置丹药：“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

然而问题在于，当时士大夫之间经常服用的“五石散”很可能含有砷。最常见的砷化物是砒霜，小剂量砒霜可以入药，但非常难掌握。魏晋的瘾君子们酷爱服用五石散，其结果就是引起身体不适，皮肤病、消化不良和精神异常也就是常有之事。王羲之也是丹药的受害者之一，其五十多岁辞世即为证据。而且，他晚年一直处于丹药后遗症的痛苦之中。从他给周围朋友、亲属的信件中可见，王羲之不是同大家探讨怎样配置丹药，就是在抱怨自己身体欠佳。有时候他还奇怪为何服用了丹药身体仍不见好转，而浑然不知丹药仅能提供暂时的轻身错觉，却是导致长期痛楚的根源。为了激发丹药的药效，魏晋士人还需要大量饮酒予以辅助。王羲之既然醉心服食，那么也就不能避免酒精的熏陶。同五石散类似，服用酒精也可以带来暂时的精神逍遥之感，而随之却是后患重重。王羲之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徘徊于药物带来的精神解脱和肉体病痛之间。

然而王羲之毕竟不同于无可救药的瘾君子，他不仅服食丹药追求神仙境界，还借助于精神性的修炼来趋近仙境。王羲之与当时道教上清派多位宗师关联密切，现存作品中的 《黄庭经》就是当时上清派的重要经典。《黄庭经》的主旨，是通过清净存神来达到恬淡虚无的神仙境界。这种清净存神的修炼方式，既同先秦的黄老之学一脉相承，也与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合拍中节，还跟后世诸多内丹宗派密切关联，是中国道教最为上乘的无为自然之道的体现。

王羲之一方面欣赏道教上清派揭示出来的无为之道，另一方面又为采药而远涉山川；一方面追求心性的宁静与自然，另一方面又不断通过服食药物来人为影响自己的身心；一方面欣赏道教对尘世的漠然与超脱，另一方面却不能不对世间深有感慨。这种矛盾心态既是魏晋时代士人进退两难的通感，也是王羲之本人同时接受了外丹服食和清净存神两种不同道教修炼方式所造成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的心态固然并非王羲之所愿意承受，但却造成了他在书法艺术创作上独特的张力。

因为书法是种很特别的艺术，它既具有鲜明的空间属性，也拥有强烈的时间属性。从空间属性来看，书法是一种造型艺术，它需要秩序与稳定来构造合理的墨迹与空白。而从时间角度来看，书法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书法毋宁说是一种笔墨的舞蹈，充满不可预期的变化与动人心弦的节奏。后世的书法家，有人发展了空间布白的均衡而走向平正一路，也有人强化了时间节奏的冲突走向变化一路。凡是得到众人认可的书法大家，其作品中都隐隐然可以发现这两种对立气质达成的张力。王羲之对于清净存神的追求造就了他书法造型上的均衡与厚重，而服食药物带来的精神波动则形成了他书法节奏的复杂与多变。两种精神特质集合于同一人的作品，且能达成如此和谐的共生，或许是王羲之不可复制的根本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民间收藏的墨迹本《佛遗教经》摹本 作者/供图

《佛遗教经》也称《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佛教经名，为释迦牟尼临终时对弟子的教诫。北宋以后文献中有关于小楷《佛遗教经》的记载，此帖因有 “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阴王羲之书”款而著名，一般称为“传王羲之书”。如许多“传王书”的碑帖一样，对于小楷《佛遗教经》的书写者也存在争议。

《佛遗教经》译于何时

北宋以来，主张“传王书”《佛遗教经》书写者并非王羲之的观点占主导地位，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大都持此观点。归纳诸家意见，认为此作非王羲之所书的主要理由是：《佛遗教经》是东晋后秦时才由鸠摩罗什译为汉文的，王羲之在世时尚无汉译，如黄庭坚《书姚诚老所书遗教经后》：“世因谓之王右军书，盖不知弘始四年译出些经，右军没已数年矣。”

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据史料记载，鸠摩罗什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在后秦弘始三年（401），秦王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译经家。

王羲之生于303年，卒于361年，一说王羲之生于321年，卒于379年，也就是说，鸠摩罗什是在王羲之去世后多年才开始翻译包括《佛遗教经》在内的佛教经典，因此，北宋以来诸大家均认为王羲之不可能书写 《佛遗教经》，殆成定论。

但《佛遗教经》的最初翻译者可能并非鸠摩罗什。事实上，在鸠摩罗什致力于佛经翻译之前，从东汉时中国已开始佛经翻译，并有许多佛经的旧译本流行。鸠摩罗什的翻译工作，往往是在旧译基础上加以重新校译、修订或重译而成。僧祐因此专门写有《前后经异记》，对照了许多经典旧译与罗什法师新译的异同，在《大品经序》中僧祐还记载了秦王姚兴亲自对新译与旧译之异同进行比较：“秦王躬览旧经，验其（指罗什新译）得失。”而从当代几部权威工具书来看，《宗教词典》、《辞海》、《佛学大辞典》的相关条目中均未有《佛遗教经》为鸠摩罗什初译的记载。

如其他佛教经典一样，《佛遗教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译本，今日可见的各种版本《佛遗教经》存在大量的文字上的差异，即以距王羲之年代较近的唐五代残碑《佛遗教经》为例，这块残碑目前仅存1300余字（约占全本的一半略多），与“传王书”《佛遗教经》的文字差异就有23处。尽管我们已无法确知《佛遗教经》在鸠摩罗什之前的具体翻译情况，但至少可以对宋代以来诸大家否认《佛遗教经》为王书的关键性论据提出质疑。

如果鸠摩罗什不是此经的最初翻译者，只是重译者或校订者，那么《佛遗教经》在王羲之在世时就可能有译本流传，因而王羲之书写《佛遗教经》也就存在可能。

唐代以前何以不见“传王书”墨迹或拓本记载

目前资料中，关于“传王羲之书”《佛遗教经》的最早记载来自宋人。这也是人们质疑“传王书”《佛遗教经》并非王羲之所书的另一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王羲之身后，从梁武帝开始大规模征集王书，“得真迹数量众多，恢宏壮观”。南朝梁陶弘景《论书启》记载：“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否？”未提及《佛遗教经》（也未提《乐毅论》），可见《佛遗教经》在南朝时并未现身或并未引起重视。

唐代又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 “王书”征集。一次是唐太宗诏令“收辍天下王书”，一次是唐玄宗开元五年的“收集王书”，两次大规模搜求中收集的王书分别载于褚遂良撰 《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和《开元书录》等著录中。但两者均不见对“王书”《佛遗教经》的记录。

按照一般的判断，既然经过多次全国性征集，王羲之书《佛遗教经》都没有浮出水面，应该说明“传王书”《佛遗教经》在唐代以前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此作的书写年代应不在唐代以前，更不可能是王羲之的。

但是，这一结论同样值得质疑。

因为皇家发出的收集令尽管具有至上权威，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可能有漏网之鱼。唐末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载佚名《唐朝叙书录》中记载：“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多书，合有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讫。惟有一卷见在，今进。’”由此记载可知，臣下交给皇家的书帖，仍可能有所保留。而未进入宫廷收藏的书帖，自然不会在官方文献中留下记载。

我们还可以进而推测：正是因为一直以来认为王羲之生活于 《佛遗教经》译本流传之前，不可能书写此经，才使得这一书帖在历次大规模的搜求中得以留存在宫廷之外。

从艺术风格看“传王书”《佛遗教经》

尽管人们否认 “传王书”《佛遗教经》是王羲之书写，但历代鉴藏家均对《佛遗教经》的书法成就有着较高评价，而且鉴赏家大都认为此书风格很接近王书。

欧阳修《集古录》“遗教经”条：“右《遗教经》，相传云羲之书，伪也，盖唐世写经手所书。……然其字亦可爱，故录之，盖今士大夫笔画能仿佛乎此者鲜矣。”尽管欧阳修认为《遗教经》并非王羲之所书，但他也认为此本在书法上很突出，一般士大夫能够达到这种水准的人很少。

相比欧阳修，苏东坡对 《佛遗教经》的肯定程度更高。《苏东坡文集》卷三十二《题跋（书法）》之《题教经》：“仆尝见欧阳文忠公云 《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对欧阳修认为此经并非王羲之书有保留意见，又说：“王羲之 《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帖皆绝妙，虽摹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间矣。”

董逌《广川书跋·遗教经》也充分肯定此帖书法成就：“此书疏肥令密，密瘦令疏，自得古人书意，其为名辈所推，良有以也。”

黄庭坚虽然认为《佛遗教经》不是王羲之所书，但对此帖书法也是肯定的，《书遗教经后》中评价为“清劲方重”，《书姚诚老所书遗教经后》中称此经书法“最端谨丽，世因谓之王右军书……”，指出正是此书的书法成就使人们相信其为王羲之所书。

可见，历来鉴赏家对于 《佛遗教经》接近甚至代表了王羲之的书风是有着一致看法的。

以上从三个方面肯定王羲之与《佛遗教经》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尚无法得出必然的结论，但足以对前代的否定性结论构成新的质疑。

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三，第29届中国兰亭书法节开幕式暨晋圣开笔仪式在浙江绍兴兰亭王右军祠举行。来自海内外书法界、文化界、新闻界等300余人出席开幕式。 中新社 袁云/摄

本报讯 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鲁迅研究会与浙江省联合举办的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9月24—26日在鲁迅故里绍兴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为 “鲁迅：经典与现实”，届时有近百位海内外学者和相关人员与会，并将公开出版会议论文集。

另悉，在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从弘扬鲁迅精神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新文化方向，推动并深化对鲁迅的理解和研究，进一步确认鲁迅的历史地位等角度，相关系列纪念活动也将陆续举行。《鲁迅研究月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读书》等学术期刊将推出纪念鲁迅研究文章。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全国重要的出版机构将出版有关鲁迅的图书。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大型座谈会。 （文宣）

诗人、作家柯岩于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柯岩，1929年生于河南郑州，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人大第八、九届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20世纪40年代开始专业创作，创作领域涉及儿童文学、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及影视。已出版作品50余种，多部作品入选中小学教科书。代表作包括《柯岩儿童诗选》、抒情诗《周总理，你在哪里》、《雷锋》、《中国式的回答》；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船长》、《美的追求者》、《癌症不等于死亡》；中短篇小说《高压氧舱》、《道是无情》；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戏剧剧本《相亲记》、《记着啊，请记着……》；电视系列剧本《仅次于上帝的人》等。2009年结集出版了《柯岩文集》（10卷），以及对她的评论文章《柯岩研究文集》（上、中、下）。2011年7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对话”版曾发表柯岩专访《从生活中走出的诗人》。

柯岩已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柯岩，她分明具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担当和引领，她火热的性格，燃烧自己的同时也照亮别人的内心。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

柯岩

提起柯岩，人们通常会想起那首家喻户晓的长诗《周总理，你在哪里》。诗人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柯岩。82岁的诗人依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爱憎分明。谈及理想、信念，诗人依然明亮的眼神里闪烁着青春的光彩。

为什么要鲁迅离我们远点？

难道是要我们的青年不做民族的脊梁而去当汉奸么？

为人民歌唱、为人民呼吁、鼓

舞民心的优秀诗人和作品，历史会让其一直流传下去。因为最公正、最伟大的评论家是时间。

本报讯 （记者河阳）12月11日13时35分，冬日温暖的午后，著名诗人、作家柯岩安详地离开了她挚爱的世界，享年82岁。

1929年7月，柯岩出生于河南郑州。她17岁发表处女作，创作领域涉及儿童文学、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及影视。她的作品豪放、清新、明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艺术魅力，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文字。

柯岩长期从事青少年文学创作，关爱着青少年的成长。《帽子的秘密》、《汉堡港的变奏》、《周总理，你在哪里》、《宋庆龄的保姆》、《请允许》等20余篇文章入选学生教材。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香港、新加坡的学生教材也选编有她的作品。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是反映“文革”后挽救失足青年的现实题材作品，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2011年5月27日，作为本报的热心读者，她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诗人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爱憎分明。谈及理想、信念，她明亮的眸子里闪烁着青春的光彩。7月7日，本报发表长篇报道《从生活中走出的诗人——访著名作家、诗人柯岩》，引起读者热烈反响。

12月19日8时30分，柯岩送别仪式将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