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兰亭序》：一个是文学意义上的兰亭序，一个是书法意义上的兰亭序。这两个兰亭序我都写不出来。

《兰亭集序》抒发了两种感情，一种是欢情，一种是悲情。这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思想感情，但问题的复杂却在于我的悲欢和王羲之的悲欢在质和量上都不一样。先说欢情吧，王羲之的快乐简单点说无非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大众化的快乐而已，但是仔细阅读发现，王羲之的快乐似乎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意义上的快乐，兰亭集会似乎没有举行盛大的宴会，“无丝竹管弦之盛”，他的快乐纯粹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意义上的快乐，是一种一切都放下了一切都释然了的快乐。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哲学的快乐。永和九年，王羲之整整50岁，退出仕途的他此时似乎真切地领悟到了“活牛?就是敞开”的当代西方哲学关于存在的意义，而这种种机缘和其中透露出来的天才的信息我等凡夫俗子哪里能有？换句话说，“信可乐也”这种高蹈的快乐在我等这种“天下熙熙，只为名来；天下攘攘，只为利往”的庸俗的日常生活中不会出现的。

快乐是有代价的，王羲之40余次的辞官最终换取了“是日也”兰亭的快乐。谁人有此，谁人为是？再说悲情，王羲之的悲痛和王羲之的快乐是一张白纸的正反两面，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深刻的悲痛和他那种透彻的快乐互为因果。王羲之的悲痛源于“Gone with the wind”的人生观察：“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岂不痛哉！”花朵灿烂开放的后面铁定了的事实是衰败和凋谢。再快乐的人生注定也是要随风而逝的。可怕的是，深刻的快乐体验的同时伴随的这种飘的虚无的哀感更沉重，杀伤力更强。如此说来，我们不是没有悲和欢，而是我们的悲欢都是那蝇营狗苟的小悲欢罢了，是张三的快乐，我们的文章不过“自道身世之戚”(王国维语)。“诗歌就是把煤窑深处的那匹白马牵出来”，我等拿出来的依然是一块煤，那匹白马依然在煤窑深处。因为上面所说的理由，因此，有理由相信我写不出《兰亭集序》这样的文章的。

我写不出《兰亭集序》这样的文章决定了我写不出兰亭序那样的书法，这是自然的。长久的良好的笔墨训练的缺失是最简单的原因，尚有更复杂的原因。常读兰亭帖就会发现兰亭帖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从容和淡定，洒脱和刚健，优雅和和谐，……50岁的人谁没有一些斫丧，人好像一直处在一种突围的状态中，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某种有效突围，甚至，几乎人人都是这样。但是，英雄豪杰仍然是有的。例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归园田居；李白在天宝三载被“赐金放还”，唐玄宗斥其“非廊庙器”的重大挫折面前写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浪漫主义诗句；苏轼“乌台诗案”身陷黄冈却也写下了“大江东去”。这是对一个人心态的考验，少年时即敢“东床袒腹”的王羲之50年的人生跌宕过去之后，心态依然从容和淡定，洒脱和刚健，优雅和和谐，这是可贵的也是难能的。中国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但绝不仅仅是线条的艺术。我辈只知线条之艺术者岂敢望兰亭序之项背？

我为何写不出兰亭序？永远的问题。

一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两当县委书记辛海生在赴日本学习参观活动中，携带了两当珍藏的《王氏家谱》影印本四册，交由中国代表团团长送给了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前首相福田康夫等日本政要，受到喜欢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的日本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两当县珍藏的王羲之家谱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书圣家谱，发现于一九九0年，族谱共十四册，其中一册总谱，十三册为分谱，由朱熹作序，是当年的三槐堂用木雕板印刷。家谱所修时限上起周朝，下至清代，详尽记述了王羲之后裔王献之、王凝之等族人兴衰、繁衍的过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学价值，现属于国家二级文物。(周者军)

刘诚龙

三国英雄周瑜是气死的，这，我们都知道；可是史上第一书法家王羲之，也是被气死的，想来，真为之叹气。

王羲之不是被别人气死的，是被自己气死的。实际上，周瑜不是被别人气死的，也是被自己气死的。周瑜若大气一些，若大度一些，没有一股“既生瑜，何生亮”的羡慕嫉妒恨的恶劣情绪，又何至于被诸葛亮气死？

王羲之也算是得天独厚之人，老天对他是蛮偏爱的，出生于琅琊王氏望族，落地便带上了富贵籍；身世既好，人又聪慧，尤其是天赋了一门书法本事，少年即获得了高誉，左右邻里，上下诸侯，“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将其书法评价为“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确实是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冠绝群雄，千百年过去，至今没有超越者。

人生到此，夫复何求？王羲之到此，却还有太多要求的。

王羲之喜欢与人争闲气，直白地说，就是易生羡慕嫉妒恨。有位叫王述的，与他同门同姓同龄还同宗，生得还蛮有气质，王羲之从小就将王述视为假想敌，“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两王齐名，齐的是身世名，在书法上，王羲之远远地将王述抛在后面。一招鲜吃遍天，王羲之可以傲人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既已足可傲人，更可以虚怀了，一个天下无双的书法大家，跟一个才气上名不见经传的人去比什么？

王羲之却喜欢攀比，其攀比不是一招鲜吃遍天，而是要招招鲜包圆天，书法、文章、地位、家庭、事业、财富、美誉……都不输人，这，活得就苦了。王述，在书道与名气上，比王羲之差很远，但他后来在官阶地位以及在职场的美誉度上，却又高出王羲之很多，“王右军（王羲之）素轻蓝田（王述，曾被封为蓝田候，故叫王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

王述早先声誉并不蛮好，但后来做人与做官，较受好评，升迁也比王羲之升得快，升得高。这下王羲之坐不住了，心里那股火熊熊烧。王羲之在会稽当内史（地方行政长官），恰好王述母亲过世，在会稽守孝，他去吊丧，看到王述在那里哭娘，王述要来跟他打招呼，他转身就走了。心里有嫉有恨，用得着在人家丧母之时，去羞辱人吗？

王羲之还做了一件好笑事。王述当了扬州刺史，会稽恰好归扬州管辖。原先一个在艺界名气大，一个在官场美誉高，地位却基本相当，现在呢，王述要来“领导”王羲之了，这下，王羲之心里啊，无名火烧得更旺了，“初得消息，求分会稽为越州。”打了报告，要从扬州划出地盘来，将会稽升格为越州，自己也因此可以跟王述平起平坐，一样刺史了。就为了与王述斗气，竟要搞行政区域调整，这事说出去，不是笑话吗？“大为时贤所笑”。加上后来可能有把柄落在王述手上，“右军遂称疾去郡”，官场干不下去，辞职了。

王羲之辞职后，有书说他过的是好日子，与人打牌，跟人说书，优游林下……其实，王羲之过得并不那么好。心胸不宽阔的人，难以过上神仙生活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里的说法可能更靠谱，“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王羲之过世的确是早的，终年59岁，未满花甲。一代伟大的书法家，竟以狭隘心气而早逝，太可惜了。

嗯，你不输人，样样不输人，那就请你输命吧。 （摘自《知识窗》2013年第9期）

新华社发

本报兰州讯（记者施秀萍）近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应第四届兰州艺术节主办方邀请首次来兰，在金城大剧院精彩上演了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祝是流传千年的中国爱情符号，是越剧剧种的代表性题材。1953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摄为新中国首部彩色电影，并跟随周恩来总理远赴日内瓦放映，尽展东方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诗意与浪漫。2006年，为庆贺越剧百年诞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特邀中国当代著名戏剧导演郭小男，重新创排了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该剧由著名越剧艺术家、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领衔主演，唯美的唱腔、精湛的表演、越剧的诗情画意、江南的婉约之美尽显舞台，尤其是剧中“以扇喻蝶”的舞台表现方式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茅威涛还率演职人员应邀在兰州大学举办了文化艺术示范讲座。

梁 星

浙江的兰亭，因为一场聚会而闻名天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而这场文学沙龙的召集人王羲之，则以一篇情采飞扬的《兰亭序》便在书法史上登峰造极，“天下第一行书”的地位迄今无人撼动。

现在回顾两千多年前的雅集，其确切位置已无法考证。历代地方官员们在众说纷纭中因势选址，建亭树碑，再现了茂林修竹、惠风和畅的美景。在兰亭30亩核心景区内，鹅池碑亭、曲水流觞处、御碑亭、右军祠……错落有致，令人流连，数只健硕而不失优雅的白鹅时不时引颈高歌，仿佛提醒到访的游客，它们的祖先也曾为王羲之书法技艺的精进作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但在兰亭，除欣赏到如画的美景、“二王”及诸家的书法之外，王羲之对晚辈宽严有度的教育方式，亦可谓一道人文景观。

然而通过典籍的记载，我们还是找到了当时“出席”的名单：以孙绰、谢安、谢万、郗昙等为代表的名流高士之外，王羲之的儿子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献之均在其中，七个儿子只有操之不在其列。难得的是，献之这几位年轻的兄长们都在曲水流觞中留下了诗作。只有献之未能成诗，清代有人作打油诗讥讽道：“却笑乌衣大王令，兰亭会上竟无诗”。想必此人是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刁钻之徒——兰亭聚会发生在东晋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王献之当时尚未满10周岁，让其在众多长辈和诗书“大腕”面前现场作诗，未免过于苛刻，献之拒绝交卷也在情理之中。但换个角度来看，王羲之安排此番集会，无疑给家族子弟们参与社会生活、结交文人雅士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对于早慧的王献之，列席其中观摩盛会，定能从中开阔眼界、受益匪浅，这何尝不是一家之长教育晚辈的良苦用心呢？

再看碑上鹅池二字，一瘦一厚，风格不同却也能相映成辉。据说，王羲之当日刚写完“鹅”字，因急于出门迎诏而暂时搁笔，8岁的王献之随手提笔续了“池”字。换作一般家长，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先把擅自代笔的孩子斥责一番，再弃之重写。而王羲之非但没有责怪献之，反而将二人并书的字当宝贝般保留，书法史上著名的“父子碑”由此而来。对一个热爱书法的孩童来说，已是名家的父亲将自己的字与其同陈并列，还有比这更好的提携和褒奖吗？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但这规矩一旦成为束缚教育对象成长、成才的羁绊，就应当被拆解或重建。对于教育者来说，审时度势地判断传统观念和惯常做法的合理性和滞后性，并及时调整和改进教育理念和方式，确实是一门值得钻研的艺术。

在距离御碑亭不远处的兰亭碑林中，有一个“太”字颇引人注目，四个笔画，居然也是父子联袂之作。献之幼年时，聪颖好学，练习书法也可说是勤奋刻苦，但对一个少年而言，急于求成在所难免。献之写了一堆字拿给父亲希望得到肯定，王羲之却只在一个“大”字下面添了一点，退给了献之。献之拿给母亲看，母亲郗夫人仔细看过后，来了一句：“吾儿磨尽三缸水，惟有一点似羲之。”殊不知，王羲之不仅书法精妙，而且有一整套的书法理论，这一点正体现了其书道中“当点必收，贵重而紧”的风格。太字一点，点出了书圣风范，彰显了夫人的鉴赏水平，让此后的王献之更加勤学苦练、奋起直追。王献之日后成为书法大家，和父亲一样名垂千史，这与王羲之夫妻恩爱、心有灵犀、教子有方也是因果相应。作为家长，都有望子成龙的心愿，但结果却未必尽如人意，或因纵容溺爱使其缺乏志向，或因棍棒责罚使其失去信心。而王羲之这样的言传身教、宽严相济的教育艺术，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家长都是值得欣赏和借鉴的。

反观王羲之所处的魏晋，是汉唐两个统一政权过渡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不安，但思想活跃，学说多元并兴，在拥有庄园经济带来的雄厚物质基础之上，士人们还享受到某些政治特权。特别是永和年间，南渡的士族追求“顺理自泰”的人生模式，于是，自信潇洒、特立独行、不拘于礼而又喜好雅集的名士、高士纷纷涌现。王氏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王羲之所受的教育，严谨而不落窠臼，士族子弟的一些典型特质在其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王羲之父亲王旷善行书、隶书，叔父王廙长于书画，王羲之自幼具有良好的书学熏陶，7岁从卫夫人学书，得其所长又不全然效仿，游历中精研诸体、推陈出新、自成一家。谦虚好学的王羲之在宽松而高雅的环境中成长，也养成豁达率真、超凡脱俗的个性。从“东床快婿”的联姻佳话，到一气呵成书史绝唱《兰亭序》，直至毅然诀别仕途、放浪形骸、寄情山水，无不尽展魏晋风度、名士风流。他的个性特点也决定了他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这不但让他的子孙受益无穷，也深深影响了其书法的爱好者和追随者的人生态度。

一部《兰亭序》，古今多少事。它从魏晋出发，自兰亭延宕，不仅有着极高的艺术观赏性，更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和人文价值。“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古风之美，超越时空，竟美得如此绵长。

（选自《文艺报》）

刘继兴

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文化之谜，莫过于王羲之的书法真品《兰亭集序》的下落。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宴聚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阴的兰亭溪畔，26人赋诗41首，并聚诗成集，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书写序文手稿，曰《兰亭集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对人之生死、修短随化的感叹。

王羲之生于303年，卒于361年，东晋琅琊（今山东临沂）人。他出身贵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王会稽”。王羲之自幼爱好书法，苦心研练，博采汉魏诸家之精华，集其大成，超脱魏国书法家钟繇真书的境界，另辟蹊径，使真书完全摆脱隶书遗迹，成为独立的新体。他兼善隶、草、真、行，后人在研究其书法艺术时赞誉颇多：“点画秀美，行气流畅”，“清风出袖，明月入怀”，“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贵越群品，古今莫二”，有“右军书在而魏晋之风尽”的美誉，被尊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人们称他们父子两人为“二王”。

《兰亭集序》全文28行、324字，通篇遒媚飘逸，字字精妙，有如神助。如其中的20个“之”字，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的一绝。以后他多次重写，皆不如此次酒酣之作，被历代书界奉为极品。宋代书法大家米芾称其为“中国行书第一帖”，但是，就是这件“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书法极品，直到如今，其下落仍然扑朔迷离，令人无法不惋惜。

何延之的《兰亭记》中曾说过，文韬武略的李世民对书法情有独钟，尤其喜爱“书圣”王羲之的墨宝，他利用帝王之便，在天下广为搜寻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每每得一真迹，便视若珍宝，余兴来时临摹揣度，体会其笔法兴意。领略其天然韵味之后，便珍藏身旁，唯恐失却。不仅如此，他还倡导王羲之的书风，亲自为《晋书》撰《王羲之传》。太宗晚年，喜好王羲之更甚。

虽然收藏王羲之墨迹不少，其中也有《兰亭集序》，但始终没有找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真本。作为一国君主，却不能得到前朝的稀世之珍品，太宗每想到此，便显得闷闷不乐。

原来，王羲之自己也十分珍惜“神助”之作《兰亭集序》，小心翼翼地保管它，把它作为传家之宝，一直传到他的第七代孙智永。

智永少年出家，酷爱书法，对乃祖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极为钦佩，决心使乃祖的书法万古流芳。智永练习书法极为刻苦，他在永欣寺时，就曾盖一座小楼专供练字，发誓“书不成，不下此楼”。就在这座冷冷清清的小楼里，他如痴如醉地练字，毛笔用了一支又一支，他常把用坏了的毛笔扔进大瓮，天长日久，就积了好几瓮。智永后来把这些毛笔集中埋在一个地方，自撰铭词以葬之，时称“退笔冢”。

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智永的书法名气也越来越大，求其真迹者很多，登门求教的也极多，以致他户外之屦常满，连门槛也踩坏了，智永只好用铁皮来加固门槛，时人称之为“铁门槛”。

《真书千字文》系智永的代表书作，后人对它评价颇高。他的《真书千字文》唐代时流传到日本后，对日本书道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智永年百岁乃终，死前他将《兰亭集序》传给弟子辨才和尚。辨才和尚对书法也很有研究，他知道《兰亭集序》的价值，将它珍藏在卧室梁上特意凿好的一个洞内。

当李世民获知《兰亭集序》在辨才和尚那里后，兴奋不已，多次派人去索取，可辨才和尚始终推说不知真迹下落。李世民看硬要不成，便改为智取，他派监察御史萧翼装扮成书生模样，去与辨才接近，寻机取得《兰亭集序》。萧翼对书法也很有研究，和辨才和尚谈得很投机。待两人关系密切之后，萧翼故意拿出几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给辨才和尚欣赏。辨才看后，不以为然地说：“真倒是真的，但不是好的，我有一本真迹，那才是王羲之真正的传世之宝。”

萧翼揣着明白装糊涂，不动声色地问是什么帖子，辨才犹豫再三，才神秘地告诉他是《兰亭集序》真迹。辨才见萧翼不信，就决定让他开开眼，从屋梁上的洞内取下《兰亭集序》真迹给萧翼观看。

萧翼仔细察看了一番，果真是《兰亭集序》真迹。只见他脸色一变，迅即将其纳入袖中，同时向辨才出示了唐太宗的有关“诏书”。辨才此时方知上当，但悔之已迟。

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到手了，李世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萧翼智取《兰亭集序》有功，李世民朱笔钦点，提升他为员外郎，加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又赐给他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用珠宝装饰的鞍辔，宅院与庄园各一座。

对将《兰亭集序》秘藏起来不奉献给他这位当朝天子的辨才大师，李世民开始时还生气，冷静后又考虑到辨才年事已高，不忍处罚之，于是就放过了辨才。数月后，仁厚的李世民又赐给辨才大师锦帛等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支付。

惊魂未定的辨才大师得到这些赏赐后，不敢将它们归为己有。他设法将此赐物兑换成钱，用这些钱造了一座三层宝塔。这座宝塔造得特别精致华丽，直到现在还存于世。辨才因受惊吓与刺激积忧成疾，一年后便撒手人寰了。

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敕令侍奉在宫内的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赏赐给皇太子及诸位王子和近臣，当时这种“下真迹一等”的摹本亦“洛阳纸贵”。此外，还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名手的临本传世。

那么，唐太宗死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真迹又到了哪里呢？

史书记载：《兰亭集序》在李世民遗诏里说是要枕在脑袋下边。那就是说，这件宝贝应该在昭陵（唐太宗的陵墓）。唐末五代的军阀温韬在任陕西关中北部节度使期间，把昭陵盗了。史籍记载：“在镇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难以幸免。盗墓者进入昭陵的地宫后，见其建筑及内部设施之宏丽，简直跟长安皇城宫殿一样。墓室正中是唐太宗的正寝，床上放置石函，打开石函，内藏铁匣。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二百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但迄今千余年来下落不明，谁也不知道这些宝物去向何方。

但在温韬写的出土宝物清单上，却并没有《兰亭集序》，而且此后亦从未见真迹流传和收录的任何记载。一些史学家认为，温韬盗掘匆忙草率，未作全面、仔细的清理，故真迹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一更为隐秘之处。

史学界还有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兰亭集序》并没有随李世民埋藏到昭陵之中，而是埋在了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乾陵之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唐太宗死时，并没有提出要将《兰亭集序》随葬，而是将《兰亭集序》交给了同样喜爱传世艺术品的儿子李治。

李治是李世民第九子，贞观十七年（643年）被立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即位。李治在位34年，于弘道元年（683年）驾崩，葬于乾陵。李治临终前在病榻上遗诏，把生前喜欢的字画随葬。因此，在《兰亭集序》失传之后，就有人怀疑《兰亭集序》并非随葬昭陵，而是被藏在乾陵。

唐代皇陵有十八座，据说被温韬挖了十七座，唯独挖到乾陵时，风雨大作，无功而还。在唐之后，再没有人见过《兰亭集序》的真迹，这也使更多人相信《兰亭集序》随葬乾陵的说法。

《兰亭集序》真迹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团，看来只有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发掘之时才能真相大白。历史留下的问题，只有时间最终能回答。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天。

（摘自《国学》2012年第6期）

4月18日，在书法家王羲之创作《兰亭集序》的浙江省绍兴市，42名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中小学生书法爱好者身着古装，围坐溪畔，仿效古人曲水流觞，饮“酒”作诗。 新华社发

赵正魏笔行书特邀参展

本报兰州讯（记者赵国丽）第十二届国际兰亭书法展近日在日本隆重开展。我省著名书法家赵正先生的作品应邀参展。

赵正本次参展的作品代表了作者较高的水平，整幅作品虽然胎息于汉魏形迹，却更多地摄取了汉魏书法雄浑博大的神韵，且上溯两汉碑刻以取精用宏，并参以行书意态而熔冶成自我格局，形成了结体剞侧、变化丰富、笔墨线条苍劲老辣的独特艺术风格，表现了他现阶段新的艺术追求。

赵正近年来集中主要精力向魏笔行书这一高难领域探索，目前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达到了这一变法的一定高度，也使这一祖国书法艺术之瑰宝渐渐展露出其灿烂的面貌。通过此次展览，进一步使这一书法艺术在国际上得到弘扬。

“5·12”汶川大地震和“8·8”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全国人民援助甘肃救灾和灾后重建，留下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浓浓情谊。为了答谢这份深情，甘肃省陇剧院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带着甘肃人民、陇南灾区人民的重托，走进首都梅兰芳大剧院，为首都人民和“两会”代表献上了三部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特别奖”和进入国家资助项目的陇剧精品：《官鹅情歌》《苦乐村官》和《西狭长歌》。

演出期间，笔者陪同著名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贺敬之，著名诗人、作家柯岩女士一同观看了三部戏，并请他们谈了谈对甘肃陇剧的看法。

两位老人虽然都已80多岁了，可是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说起戏来，兴致勃勃，有分析有评论，让人心服口服。他们说由于身体等原因，已经好多年不怎么看戏了。这次甘肃的戏来了，他们不但看了，而且还一连看了三场。这三部戏给他们的感觉有这么几个：首先是甘肃省无愧于“戏剧大省”的称号，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在康布尔草原上》《远方青年》《枫洛池》等脍炙人口的戏剧，奠定了甘肃戏剧在中国戏剧界的地位。特别是舞剧《丝路花雨》，已经走向了世界。今天，甘肃省青年剧作家曹锐的三部戏又来北京展演，取得了如此的效应，这说明甘肃的戏剧后继有人。

其次是很受鼓舞。通过对地方戏曲陇东道情、西北花儿以及皮影戏等民间艺术很好的继承和创新，甘肃陇剧竟然这么好看，这么感人，这么好听。好看不仅仅是剧本写得好，而且演员的表演、舞美设计以及音乐等等都非常好，可以说陇剧前程远大，我们很受鼓舞。

第三是创新。创新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剧，都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发扬光大，这一点，这三部戏都做到了。同时，作为大西北一个省级陇剧院团，能够把如此优秀的地方戏搬到首都舞台上来，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

第四，三部戏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较高的艺术特色。主题结合现实，即考虑到了“为什么要创作”的最高任务，同时在艺术上也努力做到了如何让受众在欣赏的愉悦中自然而然领悟剧情的意义。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矛盾冲突，都服从人物性格的发展，简洁流畅、清晰明了，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官鹅情歌》由男女主人公之间曲折的爱情，升华到了民族团结这个大主题。虽然是历史剧，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倡导的和谐社会，同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纵观全剧，虽然是悲剧的结果，但是，它传递的是民族团结这个重大的信息，是非常成功的。其次，通过大段的抒情戏，塑造人物形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这部戏的道具运用，也是成功的。它借助表现爱情的信物——花环，由艳丽到衰败，歌颂了永恒而又凄美的爱情。还借助仇恨的标志——绑绳，可结可松，展示了太阳光大、君子量大的博大情怀，也最终将仇恨化解成了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

《苦乐村官》生活气息浓厚、时代感强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一心为民的现代村官形象，这是我们看过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现代戏。古人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今人也不乏这样的优秀者，《苦乐村官》中的村官就是这些优秀者中间的代表。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他两头受气、左右为难，可是，不管怎么受气，如何为难，为了老百姓，“愿做雨中一把伞，为乡亲撑起一片艳阳天”。

《西狭长歌》故事情节惊心动魄，节奏感强烈，刚开始就设置了风云突变、一心为民的好官李翕被诬陷的悬念，这个情节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心。其次是演员的表演干净利索，非常精彩，尤其是主演边肖，不同的三部戏，不同的人物角色，他都演得很出色，表现流放自如，声音十分优美，显示了这位颇具潜力的优秀演员的深厚功力。

在谈到这三部戏存在的问题时,柯老师说，一是编剧曹锐确实才华横溢，但是，正因为她很有潜力，因此对她也就应给予更高的期望，如果在意境上再有进一步的追求，在语言上再讲究一些，这三部戏还会再上一个台阶。二是《官鹅情歌》中第五场的高潮过后，马上结尾就好了。可是，由于尾潮拖了一些，反而弱化了悲剧效果。《苦乐村官》中对那个寡妇的刻画略显单薄，如果再强化一下，效果一定会更好。还有一个细节也应该考虑一下，就是群众已经知道男主人公和寡妇之间的真相了，可是为了强调村长夫妇之间的矛盾，没有让群众及时站出来。虽然是一个细节，我认为它折射的是群众的力量，群众支持正义的力量。

最后，贺老和柯老师再一次表示,他们非常欣赏甘肃陇剧，也很钦佩甘肃省陇剧院为甘肃陇剧付出的心血，衷心希望甘肃文艺能够不断走上首都舞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