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之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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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绍兴日报

【入库时间】2015.02.11

【全文】

张玲琳

章学诚，绍兴人，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终年64岁。其生活的时代，正是历史上所谓的“乾嘉时代”。

乾嘉时代，曾被后人看成是清代的一个“盛世”，“乾嘉学派”又被视为这个“盛世”学术繁荣的象征。然而，正是在这个时代，统治者推行了空前的文化专制主义高压政策，把整个学术文化纳入考据轨道。这种考据学是一种严重畸形发展的学术文化，它虽然在考据领域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但考据之风脱离现实，专事训诂，如此学风，禁锢了学人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创见，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章学诚不惜“乖时人好恶”、“逆于时趋”，向主宰学界的考据学风发起挑战，最后结撰成体现他全部学术思想和史学价值观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以及一系列方志理论和方志案例，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对清末启蒙思想有很大的影响，章学诚能取得如此成果，这与他的治学思想、精神、方法有密切关系。

成一家言

在年轻的时候，章学诚就立下大志，要对《汉书·艺文志》进行研究，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章学诚的“成一家言”是要对历史文献“商榷利病，讨论得失”，发现规律，提出新的史学观点，研究新的史学理论。章学诚的学术实践也正是这么做的，他在史学领域大胆发挥，“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为千古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浙东史学是在中国历史上较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其特点是提倡学术交融，反对门户之见；专攻精研专家，崇尚独创精神；注重实际效果，推崇经世致用。其中“贵专家”是浙东史学的传统。章学诚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显然绍兴人章学诚是继承了浙东史学的优秀传统，着眼点还是在“成一家言”。

清乾嘉年间，学术上是一个封闭沉闷只重考据的年代，因为政治压迫，文化禁锢，许多学者不敢成一家之言，唯有埋头古书，做做考据的文章。章学诚在学术上独辟蹊径，他的学术道路十分艰难，以致于不合时趋，遭人讥讽，被视为异类。但他认定目标决不退却。他提出了学术研究要“持风气”，而不要“徇风气”的主张，并主动身体力行，纠正学术风气的偏颇，闯出了一条史学新路，成就了一代学术伟业。

经世致用

与当时脱离实际的学风相反，章学诚一再旗帜鲜明地强调做学问应当经世致用，他说：“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章学诚“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坚持史学经世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一文中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又在其后自注曰：“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这里，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的观点，并认为如果做不到经世致用，就称不上是“史学”，也无资格来谈论史学。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是章学诚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的治学主张。

做学问要“持世而救偏”。章学诚说：“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他倡导学术研究不能趋于时俗，而应“持世救偏”,让学术风气回归中正，让学问真正为世所用。

由于生活贫困，章学诚以文笔吃饭，经常受聘为地方修志，他也就将经世致用的观点自觉地运用于修志之中，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他曾经明确谈到，修志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实用。他认为方志不是地理书，而是“一国之志”。他认为，“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应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他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方志理论，从而为中国古代方志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学以明道

贫困和饥寒时刻困扰着章学诚，但是章学诚还是利用点滴时间发愤治学，正如他自己所言，许多文章都是在“车尘马足之间”写成的。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受其“学以明道”的使命感所驱使。

一是“为学之要，先戒名心”。章学诚认为，一个人要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有所建树，名利思想必须淡薄。他自己一生不追逐名利，虽然穷困潦倒，借笔墨为生，也从不愿“舍己以从时尚”，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文史校雠之业。

二是“以约驭博”、“学贵专精”。博与约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内篇《博约》上中下三编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博与约之间是辩证关系，博是约的基础，约是博的归宿。章学诚强调做学问要有所发现，贵在专精，成为真正的学问大家。

三是“学与功力，似而不同”。章学诚对于中国史学上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记注和撰述的分家。换句话说，就是他把中国两千年来材料和著作畛域不分的习惯和流弊完全廓清了。章学诚说：“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在他看来，记注为藏往之学，而選述为知来者之学。他不承认以记注为内容的纂集之书为理论著作，他明确指出：“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