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绍兴人

【类型】报纸

【关键词】 绍兴人 

【地址】 地址1

【来源】 绍兴日报

【入库时间】2015.02.11

【全文】

罗振玉

57窟，美人窟观音像

敦煌残卷

大漠深处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举世闻名。

１００多年前，因“俗吏边氓不知爱古”，盗失几近，令人痛惜不已。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整个民族的痛苦呐喊。

不幸之中的万幸，有三位绍兴人，曾为敦煌艺术宝库的发现、研究和保护奔走，从而引起国人“识货”。

今天，我们走进敦煌，在惊叹不已，在痛惜无比的同时，多少有一丝丝自慰与自豪。

这三位绍兴人的光辉名字为：叶昌炽，罗振玉，陈季侃。

●记者  周国勇

一片沙漠的隔壁，传说中的敦煌横亘如山。未到暑假，但这座“东方艺术宝库”游人如织。资深讲解员殷俊带领游客进入一个个洞窟间，讲得唇干舌燥。一边还要不断冲着拍照者“喊话”：别拍了！

不能拍照，不能录音，不能停留太久。游客跟着殷俊等讲解员不停“转悠”，在黑黢黢的洞室中欣赏壁画，寻找飞天。

参观的最后一站往往都是编号“１６～１７”的洞窟，而讲解也是惊人的一致：“第１６窟是莫高窟７３５个洞窟中面积最大的一个，而１７窟是最小的一个，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营建于１１００年前的晚唐时期，因为道士王圆箓‘有知识没文化’，结果５万件宗教典籍、艺术品在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４年间，被英法俄日等国的文化侵略者劫走４.２７万余件……”

人群中发出一阵“哦”的惋惜声，接着是各种对王道士的骂声。 

认识与流传

最早并如此让我们自豪走进敦煌的绍兴人，叫叶昌炽（１８４９～１９１７），一个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他刚到兰州担任甘肃学政，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１９００年，原湘军士兵、后流落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先是邀请当地的绅士前来参观。后来索性将洞中的文物和文献当作礼物送给敦煌及甘肃的主要官吏。同样在１９０２年新官上任的敦煌县令汪宗翰，在得到王道士送来的一些“样品”后甚为称赏，便选了几件转送甘肃学政叶昌炽。正是这位绍兴籍官员，首次确认了敦煌遗书的价值。

“根据史料，叶氏先后从汪处得到《大中五年（８５１年）洪辯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９６８年）绘水月观英像》及梵文写经３１页等。此后又从别处得到一些敦煌文物和文献。他没有到过敦煌，但鉴于文物珍贵，于是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敦煌宝藏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终因路途遥远而搁浅。”２００３年，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青年学者姚培锋在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上发表《绍兴人与敦煌学》一文，讲述绍兴人与敦煌鲜为人知的历史联系。

“叶昌炽通过汪宗翰责令王道士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但其实，敦煌遗书正被不断地偷运出洞。”尤其是在１９０６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叶昌炽被撤职回乡之后，劫难接踵而至。

１９０７年，英国的斯坦因用银子作价从王道士手中取走了第一批敦煌遗书和艺术品。接着，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等外国探险家，也都悄悄“买”走了一批又一批文物文献。

在野的叶昌炽得知文物被盗的消息后，悔恨交加。他在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张暗如来言，敦煌又新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像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载而去，可惜也！俗吏边氓安知爱古，令人思汪栗庵。”

就在叶昌炽离开兰州６年后，又一位绍兴人来到这里。而他同样经历了因敦煌劫难而遭受的心灵痛苦。

陈季侃（１８８３～１９５２），诸暨枫桥人，出身名门，本人于１９０２年中得举人。辛亥革命后，出任甘肃皋兰道员。民国９年（１９２０）１２月，升任甘肃省省长。

因对敦煌写本很感兴趣，陈在甘肃期间得到属下献宝颇多，接触了大量敦煌遗书。“据估算，陈季侃通过别人赠送、自己购买等方式，收藏敦煌遗书达３００余件。”为了得到陈氏的确切资料，姚培锋曾去诸暨枫桥找过一个老先生，“此人写过《枫桥史志》，解放初期又去杭州登门拜访过陈季侃的几个后人，因此他的资料是相当可靠的。”

“陈季侃的敦煌遗书有相当一部分在往来赠送中流传到了浙江，其中浙江博物馆１９５４年入藏的一批敦煌遗书中就有他的藏品，另有一部分藏于浙江图书馆和杭州灵隐寺。１９９９年，浙江省在普查中共发现敦煌遗书２００余件。”

“在其中一些遗书上，留有主人的题跋。比如他在南北朝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二的卷前题跋中写道：‘犹忆在陇时，朋辈与余竞购者所藏皆已散亡，余亦何能永保？但求爱护有人，千百年珍物不致损毁吾人之手，吾愿已毕。’从中可见其对敦煌遗书遭遇的痛心和保护这些文物的决心。”姚培锋说。

整理与刊布

接触时间介于上述两位之间，但终生从事敦煌遗书整理、刊布、研究的，是另一位绍兴籍大学者——罗振玉（1866～1940）。

罗振玉祖籍上虞永丰乡（现小越镇）罗家村，生于江苏淮安。一生勤奋治学，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几乎覆盖涉及古文字的所有领域。

但他还来不及开始甲骨文研究，一门后来叫做“敦煌学”的学科来到他的面前。令历史欣喜的是，他没有犹豫，紧紧抓住了它，由此成为“近代敦煌研究第一人”。

１９０９年中秋，在位于北京苏州胡同伯希和寓所的一个聚会上，罗振玉看到主人出示的《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敦煌写本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这是罗氏接触敦煌遗书的开始，从此一生相许。

他听说在敦煌藏经洞尚存六朝至唐宋写本８０００余件，便立即致电学部。经学部左丞乔树楠同意，并由罗代拟电文命陕甘总督毛实君，“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几经周折，1910年秋，这批宝藏终于运回京师学部。这就是北京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的由来。

罗振玉在整理刊刻敦煌遗书方面更是成绩斐然。在见到敦煌写本的当月，罗振玉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后又著文《莫高窟石室秘录》，“这两篇文章的刊发首次在国内披露了敦煌文书的发现，并指出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引起国人的重视。”上虞百官中学青年教师万国通２００４年起与老乡、兰州大学敦煌学科创始人齐陈骏取得联系，之后在齐的指导下开始罗振玉研究，其中敦煌一块成为研究中无法绕开的话题。

“当年秋，罗振玉与王国维等人合作，将伯希和从敦煌贿买的１０多种石室遗书编为一集《敦煌石室遗书》。并都作了跋尾和考释，论说写本与流行本的异同、优劣，首开中国敦煌学先河。”

１９１３年，罗氏整理出版《鸣沙石室佚书》。

１９１７年，罗氏编辑出版《鸣沙石室佚书续编》。

又编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收录群经丛残及群书丛残１９种。

……

１９１９年从日本归国后，罗氏又先后编著《敦煌零拾》、《敦煌石室碎金》、《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等重要著作。１９３９年，他去世的前一年，仍辑印出《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计三集35种。

“此外，罗氏还写出敦煌学研究论文多篇，著名的有《瓜沙曹氏年表》、《补唐书张义潮传》等。”万国通告诉记者，《补唐书张义潮传》是作者根据敦煌遗书《张延绶别传》和《李氏再修功德记》等残文写成，重新勾勒了被风沙掩盖的归义军节度使事迹，填补一项历史空白。

“又如《清一统志》称：古效谷城‘在沙州卫西’，而在敦煌所出《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则云在州东北。罗振玉认为这些图经都是当时所撰，更为真实可靠，因而纠正了后人所修史书中的这一差错。”

“罗振玉因为与日本人勾结，是筹划伪满州国的智囊团成员之一而成为民族罪人，但他的学问是做得非常好的。特别在敦煌遗书的搜集、整理、刊布和研究方面，时间之早，贡献之大，堪称中国第一人。”万国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