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的人道主义

【类型】报纸

【关键词】 柯岩 

【地址】 地址1

【来源】 文艺报

【入库时间】2015.02.11

【全文】

柯岩是一位高产、优产的作家。全面评价她的作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这里，我只想简略地谈一谈贯穿于她全部作品的一种价值取向，即人道主义。当然，柯岩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然而事实却认定，正是像她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翻开柯岩的10卷文集，我们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她的那颗爱心的跳动。她爱孩子，爱青年，爱无私奉献的先进分子，爱一切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将自己爱的热力全都献给了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面对逸出生活正常轨道的工读生，作家的心“在流血”，因而她大声疾呼：“让我们给予他们更多爱的阳光吧！”(《爱的阳光》)面对朵拉、紫薇(《他乡明月》)的出走，作家有惋惜有慨叹，然而更多的是理解与同情……

不过，爱倘若仅仅停留在同情的层面，则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常见的恻隐之心，至多只能说是浅层的人道主义。这样的爱，往往无助于被爱者本质力量的激发与人生命运的改变。更为糟糕的是，有的竟以“同情”和“施舍”来有意无意地显示自己精神的优越和地位的高贵。应当说，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够“人道”，因为这种不平等必然会损害被爱者的人格尊严。

与这类鄙陋的人道主义者相反，柯岩之于笔下的人物，从来就没有过那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即使是对于那些已经不同程度地失去人格尊严的工读生，作家也是以平等的姿态走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倾心交流。正是由于尊重了他们的人格，她才得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在芜杂的草丛中发现了鲜花的蓓蕾，从扭曲的枝杈下寻到了健康的根系。于是作家“又在微笑”，因为她看到了他们美好的未来；于是作家启发、鼓舞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去寻找已经失去但是又属于他们的那个美好的人生世界。紫薇和朵拉在出走美国的人生旅途上，无疑有过不少的幼稚、轻率和迷误。对于她们的荣辱、浮沉和穷通，作家在柔肠九曲、悲欢与共的同时，更着意于揭示她们那种坚韧不屈的性格底蕴、万劫不灭的民族魂魄与心向故园的性格逻辑。柯岩曾经说过：“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风雨，我从来害怕哭唏唏、软塌塌的人物，而喜欢强者。”(《〈船长〉的采访和写作》)这是品透人生况味之后的感慨。因此，她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的笔当作一份助力，去激发并且高扬起人们改造自我与世界的伟力。读者们常说柯岩之爱，这就是柯岩之爱的核心内容。

正是因为这样，柯岩又走进了先进分子的内心世界。这里有捍卫民族尊严的船长贝汉廷(《船长》)，有不向生活低头的硬汉刘瑞丰(《希望在哪里》)，有为祖国编织锦绣的苏绣女工李娥英(《东方的明珠》)，有兢兢业业的税务员吴丙治(《追赶太阳的人》)，有挽狂澜于既倒的人民教师杜嵋(《仅次于上帝的人》)……这些人物的生活道路不同，个性特征也迥然有别，但是又有着一个共同的性格主调，那就是自尊、自强和自立，就是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在推动历史进步的事业中，在为他人和社会的无私奉献中，力争将自己的大智大勇发挥到极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赢得自我的价值与尊严。一位记者曾问柯岩：“您对幸福的理解？”柯岩回答说：“和我们的人民一起，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快地前进！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作家最大的幸福！”这是一句极为平凡的话，然而又包含着极其深沉的内容。只有自己是一个历史创造者，才有资格去爱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自觉地将自己融入人民群众之中，才有能力去爱人民群众。那些以贵族、精英自诩的人，那些专以污辱、损害困难群体为乐的人，想做一个人道主义者，简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会承认，在旧中国，人民群众处于被污辱、被损害的地位，非但没有自由和平等，就是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往往被剥夺殆尽，因而根本谈不上什么价值或尊严。这种状况的改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事；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创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人道主义者；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丽的人道主义事业。柯岩热爱人民，必然要推及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注入了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多少深情！事实上，作为人民的女儿，她早已和人民一样，将自己的命运与党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对于国事、天下事何以那般事事关心，尽管力量绵薄、身负重疴，还是要挣扎向前，无论巨细地做着那一切。爱就是负责，就是行动，就是奉献。只有爱到这个地步，才是博大深沉的爱。

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自由、平等、博爱，肯定人的现实需要和幸福。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柯岩，可以说既合又有所不合。所谓“合”，是指在抽象的意义上，这些人道主义的原则她都赞成；所谓“不合”，是指在实践的意义上，她主张这些原则首先归于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并且将争取人民群众的这些权利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

由此看来，比起原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柯岩的人道主义似乎显得不那么“开放”。这个不那么“开放”的人道主义为什么反倒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呢？

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它的最初形式是人文主义。到了17－18世纪，又由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发展为人道主义。1789年，它的基本原则写进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可以说，人道主义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打倒封建阶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不讲“博爱”的产物。很明显，这里所谓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的人；这里所谓的“道”，就是资本主义之道。而资产阶级所以要冒充全人类的名义，无非是为了联合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一道去打倒封建阶级，无非是为追逐自己的利益披上一件堂而皇之的外衣。历史早已证明，资产阶级对于封建阶级的胜利，不过是由封建奴隶制变为雇佣奴隶制而已，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人权状况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民主之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则是陷阱和骗局。如果说资产阶级在统治稳定时期尚能装出绅士风度的话，那么，在感到资本的权力动摇的时候，他们就会扯下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毫不含糊地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换成刺刀、手铐和监狱的现实。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诞生那一天起，就总是在本阶级的小圈子里推磨，从来都不曾惠及众生，从来都不曾具备普世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确立，这种人道主义也日渐堕落，到了19世纪，则由原来的反对宗教神学而走向与宗教神学联盟，成为一种带有浓重神道色彩的“人道主义”。

那么，人们不免要问：不管怎么说，自由、平等、博爱毕竟是好东西，难道就当真不能变成现实了吗？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是什么东西遮蔽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阳光。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一些人讳莫如深的私有制。正是私有制，制造了人类的分裂，酿成了世间的不平和仇杀。然而，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可以肯定，私有制的彻底消亡是未来的事，甚至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因而实行普世的人道主义也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在人类完成对于私有制的“最后审判”之前，在人类社会还存在剥夺与被剥夺、污辱与被污辱、损害与被损害的现象的时候，不能讲普世的自由、平等，而只能首先讲劳动大众的自由、平等；不能实行无差别的“博爱”，而只能首先实行劳动大众之爱。只有有了这“首先”，才有那个“然后”；只有先讲劳动大众的人道主义，才能在将来实行普世的人道主义(事实上，到在那个时候，人道主义也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犯超越阶段的激进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就讲普世的人道主义，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爱的呓语”。

柯岩的人道主义，就是劳动大众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建立在认知理性和现实感性之上的，具有实践的品格，是真正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