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焦山《瘗鹤铭》石刻，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古来即被书家誉为“大字之祖”。它原刻于焦山西侧临江的崖壁之上，大约在唐代后期或稍晚坠落江中，破裂残损。$$虽然，《瘗鹤铭》石刻本身未署撰书者姓名，而是以名号代之。但关于它的作者，早在唐代《润州图经》中已经记载：“《瘗鹤铭》为王羲之书”。$$可是，自宋代开始，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并以欧阳修、蔡襄、黄伯思、董辶卣、刘昌诗等为代表，分别从书风时代、活动条件以及铭文内容等方面否定王羲之作铭的可能。其中，如北宋欧阳修认为《瘗鹤铭》书法类似唐人作风，蔡襄则论定是隋人风格，而黄伯思判断酷似梁代陶弘景笔法，他们都在书风的时代上否定了王羲之；董辶卣提出王羲之“其时未尝至朱方(即东晋时京口，今江苏镇江)”，则又从瘗鹤书铭的活动条件上否定了王羲之；而刘昌诗考证，“雷门鼓事”是孙恩战乱中发生的事情，“此时岂复有羲之”，进而从书写年代上否定了王羲之。应该说，上述几位宋代学者对王羲之说的批判影响较大，他们的合围攻势似乎起到某种颠覆性的作用，致使许多后人在论述王羲之书铭的种种可能性时，便望而却步，难以逾越。而在此后的数百年间，王羲之书铭说在书论界长期遭受冷落、沉寂的境遇。$$那么，宋代至今一些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他们的观点是不是证据确凿，确有道理呢?带着这个疑问，近些年来笔者通过对《瘗鹤铭》文本、王羲之事迹以及东晋书风等方面作了深入考证，从中得出的结论却是大相径庭，我们认为《瘗鹤铭》的著作权仍然应该归属于王羲之。本文仅将这重新审视的若干要点作一简略阐述，并祈求方家识者教正。$$当我们在讨论《瘗鹤铭》的时候，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当是文本的甄别问题，即哪一种文本才是最为接近《瘗鹤铭》原刻的文本。$$考之《瘗鹤铭》的传世文本有三大系列：有以宋存残石为依据加以“括”厘定的《邵亢本》、《张堂本》等，属于《残石本》。其二，就是北宋“刁景纯(约)就金山经庋中得唐人于经后书《瘗鹤文》”，此本简称《金山本》。此外，还有宋代佚名学者将《残石本》与《金山本》等内容结合起来，添加编撰形成的文本，称之《别刻本》。在以上三种系列的文本中，属于前半部“序”文的内容相互区别不大，差异主要集中在后半部“铭”文部分，这与石刻中相对应的文字残损程度有关。$$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邵亢本》，它是《残石本》系列的代表，此文曾被宋代黄伯思的《东观余论》、卢宪的《嘉定镇江志》等所载。$$现将其全文抄录如下：$$瘗鹤铭 华阳真逸撰 上皇山樵(阙)$$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阙一字当为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阙一字，当为寥)廓耶奚夺(阙四字)遽也廼裹以元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阙四字)我囗(此字不完)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阙二字)余欲无言尔(阙五字，当有雷门二字)去鼓(阙一字，当作华)表留(阙二字，当为形义)唯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阙五字)囗(不全，又阙二字)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右囗囗囗囗囗囗(六字不全，又阙八字)华亭爰集真侣瘗尔(阙两字或文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阳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以上《邵亢本》由于问世较早(大约在北宋康定、庆历年间)，并且又是以焦山宋存残石为据，因此古来学者多推崇有加。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邵亢在厘定文本时对于不少残损部位的孤立残字以及阙字的编次，诚如南宋刘昌诗的评议多是“以意 括”的结果，这就难免要打上推想、臆测的主观印记。$$如果我们仔细审读《邵亢本》，就会发现文中确是多处存在文义结构方面错杂失序的现象。$$例如，“铭”文部分开头从“相此胎禽”到“事亦微冥”，主要是介绍鹤的身世。可是文本厘定者硬是将表示郁怨心情的“余欲无言，尔囗囗囗”句插入其中，则就明显割裂了前后文义的连贯性。$$在接下来“尔将何之……后荡洪流”诸句，应是同属于仙鹤解化升天活动的内容，可是在它们中间却又平添了“惟宁”等意境不相协调的文句，打破了这一组合文句的完整性。$$至于，在以下“前固重扃”(前途遭遇锁闭)一句的后面，理应衔接同属忧郁之情的内容。可是，邵亢却将“右割荆门”句编缀其后。此句文义表示凌空趋右，割断荆门的态势，显然与“前固重扃”的内容不合。而且，“右割荆门”还应是属于组合型句，因为古汉语中有着先左后右、左右并列的句式通例，此处前面明显缺失“左”字开头的另句。$$由此可见，《邵亢本》的文义结构，确是存在有多处失序、错杂的现象。这大概应是由于当时人们缺乏原刻资料的对比、鉴别的缘故，因而对于《邵亢本》及《张堂本》等都抱着全盘接受的态度，进而逐渐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甚至，连《别刻本》也受其影响，它的内容虽然比之《邵亢本》有所增补或变异，但是其文义结构、乃至错乱失序的现象却并没有大的差异。$$而在《瘗鹤铭》传世的文本中，只有《金山本》呈现出的则是另一种景象。《金山本》见录于宋代董辶卣的《广川书跋》，兹将其全文抄录如下：$$瘗鹤铭$$鹤寿不知其纪。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奚夺余仙鹤之遽也?裹以元黄之币，藏之兹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阴降迹，华表留名。真惟仿佛，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岁辰。鸣语解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后荡洪流，前固重扃。我欲无言，尔也何明。爰集真侣，瘗尔作铭。宜直示之，唯将进宁。$$丹阳仙尉、江阴真宰立石。$$此文本的来历，据董辶卣在《书<瘗鹤铭>后》中介绍：“昔刁景纯就金山经庋中得唐人于经后书《瘗鹤文》”。志载，刁景纯名约(1000年前后~1082或1083年)，“少有盛名，擢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第，宝元中(1038~1040年)入为馆阁校勘”。“约独四十年周旋馆学，天下士无问识不识，皆称之曰 ‘刁学士’，而一世名德相望。告老而归(润州)”。因此，以他的为人和学识，所发现、判断的《瘗鹤铭》唐人抄本，其文本时代当是可资凭信的。$$我们再看上引的《金山本》，它的“铭”文完全是另一种格局和面貌。其中，第一部分内容全部都是介绍仙鹤身世的事迹(“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阴降迹，华表留名”，“西竹法里，宰耳岁辰”)；第二部分又全部是表述解化去莘的过程(“鸣语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后荡洪流”)；而第三部分则表露的是在“前固重扃”的逆境之下产生的郁怨之情(“前固重扃，我欲无言，尔也何明”，“宜直示之，唯将进宁”)；最后，第四部分介绍集侣作铭的活动(“爰集真侣，瘗尔作铭”)。《金山本》“铭”文的四个部分，相互递进，层次分明，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文字如行云流水，没有任何牵强、补缀的痕迹。这与其他各式文本所显露出的诸多失序错杂，或生造硬凑的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并且，在《金山本》中无一例重复《邵亢本》所发生的错置句式。而凡是被《邵亢本》割裂或拼凑的残文断字，都在《金山本》中能寻得本源的形态。尤为难得的是《金山本》的文字格局，亦与宋存原刻残石的字位及内容基本一致。$$如果，将《金山本》与其他系列的《瘗鹤铭》文本做一番比较，还会发现《金山本》具有更多的原真形态。例如，《邵亢本》的文前署“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文后署“丹阳、真宰”，这种将撰书人名署于文前的做法比较晚出，当是隋唐开始流行；而《金山本》则只见在文后署有“丹阳仙尉、江阴真宰立石”，如此将撰书人与立石人合二而一的署号方式，其格式不但接近汉魏碑刻遗风，而且符合主人和养鹤之间的特定关系。再如，《邵亢本》等对于仙鹤解化后的活动交代模糊，只剩下一句孤立的“右割荆门”残句。而《金山本》对此则有着完整的表述，即“鸣语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表示鹤在解化升天以后，目标并不是琼瑶仙境，而是中原莘野，并且在途中还浩浩荡荡地进行了取城夺地的行动。这四句组合所体现的主题昭然若揭，它与东晋初期王羲之的侨民身份及北伐理想完全相符若节。由此可见，《瘗鹤铭》并不属于通常的游仙诗一类的题材，它所反映的精神面貌是与同时代郭璞“名为写仙，实为写郁”的《游仙》诗是相通的。郭璞与王羲之都是南渡的士族侨民，都有着失去故土的痛苦以及中兴晋室的强烈愿望。在他们的诗文中，既对神州中原充满思念，又对现实政治怀有忧虑，体现了东晋初期士族文人的时代精神。$$因此，基于对上述传世文本的考察和比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金山本》应是最为接近《瘗鹤铭》的原刻面貌，堪称为《瘗鹤铭》石刻尚未坠残前的珍贵记录。$$二$$史传“瘗鹤铭为王羲之书”，其出处即唐代《润州图经》。$$唐代孙处玄编撰的《润州图经》有二十卷，规模较大，内容丰富，当是包括润州及其所辖六县在内的历史沿革、风土民俗、名胜古迹等方面的综合反映。但令人遗憾的是《润州图经》与古代许多珍贵图书一样没有能被流传下来。$$《润州图经》中有关《瘗鹤铭》书者的记载有幸能被传诸后世，这要归功于北宋学者欧阳修。在他所编撰的《集古录》书中，曾两处引用《润州图经》的文字： 一处为“右《瘗鹤铭》， ……按《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字亦奇特”；另一处，《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字亦奇放。上述引文尽管只是寥寥数十字，但对于了解《瘗鹤铭》的作者归属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至于，这段文字虽属转引，但我们可以确认它的理由主要有两条：$$其一，引用者欧阳修曾多年在朝廷秘阁三馆中任职，并“奉诏修《唐书》纪、志、表， 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可见，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录引文，必有所据。$$其二， 由于欧阳修力主“《瘗鹤铭》不类羲之笔法”，将《瘗鹤铭》归于唐人所书，其观点正与《润州图经》相左。一位对王羲之书铭持异议的学者，他不可能去生造、杜撰与自己立论相悖的内容。因此，欧阳修的引文也就更具有可信性。$$而《润州图经》所记录的王羲之书铭内容，更是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记录承先。如果将《润州图经》的书铭记载与宋代以降的各种书论做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在它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图经》所记录的王羲之书铭事迹，并不是《图经》撰者孙处玄的个人学术观点，而只是对这一流传至唐代的文化遗产的忠实记录，孙处玄所扮演的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而千百年间数以百计的文人学者，他们围绕《瘗鹤铭》所发表的各种书论，都只是属于学者们的个人观点。因此，这两者的性质和分量不能等同视之：前者属于记录史传，后者属于研究心得；史传体现的是文化的积淀，心得体现的是个人的感想。$$二是史传唯一。《瘗鹤铭》自诞生以后，至公元十一世纪欧阳修提出异议之前，鹤铭书者除王羲之外，史料中未见有任何第二人。只是，在明末清初时期曾出现过一段插曲，即明代商维氵睿 、焦 以及清初周辉、王士稹等提出在所谓“唐代李石”著述的《续博物志》中，已见有《瘗鹤铭》书者为梁代陶弘景的记述，也就是似乎在唐代的史料中已出现陶弘景书铭的内容。但，这只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误会，因为在《续博物志》一书中收录有大量宋代的人物事迹，该书作者为南宋李石。上述学者硬是将南宋著作误以为是唐代志书，所谓唐代已有陶弘景为《瘗鹤铭》书者的记载纯属子虚乌有。$$三是世说久远。尽管近千年间，关于《瘗鹤铭》书者的异说纷起，争论不绝，但是，似乎主要还是限于书斋范围，因为王羲之的书铭事迹在社会上、人世间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如果稍作细心一点观察，就会发现在书论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历代许多持不同观点的著名学者，无论是宋代的蔡襄、黄伯思、董辶卣 、蔡佑、张邦基、刘昌诗，还是元代陶宗仪、清代程南耕等，他们往往在发表自己的论点之前，都要首先表述王羲之的书铭事迹，并且多是以“世谓”、“世传”、“世因”、“俗传”、“相传”等述语而冠之。这实际上反映了古代社会始终存在着关于《瘗鹤铭》书者为王羲之的文化传承和主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