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32岁的王羲之应庾亮的征聘而来到武昌，任征西府参军，后升任长史。公元340年，王羲之38岁，升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而离开武昌。他在武昌一共呆了6年，历史记载极少。$$当时，武昌征西府聚集了一批贵胄子弟与名士，除王羲之外，还有他的从弟王兴之、王胡之，清谈名士殷浩，文学名士孙绰等。这些俊才名士经常雅集吟咏。一个气佳景清的秋夜，王羲之、王胡之、殷浩等人“登南楼理咏”。兴味正浓，突然听到来路上传来响亮的脚步声，估计是庾公。果然是庾亮率随从十许人前来，他们起身准备回避，不料庾公叫他们留下，称自己也有兴致，说着便坐在胡床上，与诸人“咏谑”，甚得其乐。$$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六月，王导拜丞相。至此，东晋门阀政治形成了王导、郗鉴、庾亮三巨头共同主政的局面。王导在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主持中枢；郗鉴镇京口（今江苏镇江），挟制下游；庾亮镇武昌，控制上游。三巨头相互争斗又相互牵制。王羲之是王导的从子，郗鉴的佳婿，庾亮的部下，这种特殊的身份很难处置与他们的关系。$$王导任丞相以后，曾致信王羲之，要他回京城任职，王羲之坚决拒绝。《晋书·王羲之传》载录王羲之《报殷浩书》：“吾素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王羲之为什么拒绝王导的好意而不愿到朝廷任职？具体原因不清楚，估计主要是他性格耿直，不愿卷入朝廷中政治权力相互倾轧的漩涡。王羲之不去朝廷而留在武昌，也可能与庾亮的思想性格以及对他的赏识有一定关系。东晋玄风炽盛，但一般士人还是“玄礼双修”，庾亮即是其中的典型。《晋书·庾亮传》称他“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王羲之的思想倾向也是“玄礼双修”。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元月，庾亮在武昌病逝，临终前曾上疏朝廷，称赞王羲之“清贵有鉴裁”，这个赞誉实际上也是出自“玄礼双修”的标准。大约在这一年，王羲之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在我国古代，书法真正成为士大夫倾心的一种抒情达意的艺术形式，是从王羲之的“今体”开始的。他在书法史上的这个伟大革新，当然经历了一个对汉魏以来书法传统进行总结与改造的过程。在武昌的这6年，正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时期。遗憾的是，今存王羲之的书作，基本上都是晚年成熟时期的与人书札，极少数带有古体特征的书作，又难以确定书写时间，所以无法见到他在武昌时的书作。不过文献记载有一条重要的材料，《晋书·王羲之传》：“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草章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是称赞王羲之书法的最早评论。事情原委是，庾亮、庾翼兄弟都善书法，王羲之来武昌之前任临川（今江西抚州）太守（一种说法是居母、兄丧，还是在临川），庾亮征聘时与他可能有书信往来，他给庾亮的回信是用章草写的。这章草书信被庾翼看到了，非常欣赏。庾翼时任西阳太守，在武昌对岸的江北（今湖北黄冈），于是给在武昌的王羲之写了这样一封信。大意是说，自己旧藏张芝章草书作十纸，南渡时散失，悔恨不已，现在看到王羲之给家兄的回信，书法神采焕然，好像重现了张芝章草的旧观。张芝字伯英，东汉著名草书家，被誉为“草圣”。章草是东汉的草书体，后来被称作古体。庾翼对自己的书法自视甚高，能将王羲之的章草与“草圣”张芝相提并论，这在当时确是一种相当高的评价。庾翼《与羲之书》应写于王羲之来到武昌后的两年间。从这封信看，王羲之的书法成名始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