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兰亭序》真伪之争鸣

李玉铭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享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序》，其来龙去脉始终是一个谜。相传东晋永和九年（公元３５３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暮春之初，会于会稽之兰亭，修禊事也”。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诸诗友饮酒唱和，得诗３７首并序，积成一集。王羲之即席挥毫，写下了《兰亭序》，被推为王书代表。据说，《兰亭序》作为家宝传至王氏七世孙智永。智永是陈代永兴寺僧人，名法极，人称“永禅师”，著名书法家。他在圆寂之前，将《兰亭序》传给了忠实的信徒辨才。唐时为太宗所得，视之为“御宝”，价同国玺。唐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将《兰亭序》置于太宗枕边，作为陪葬品葬入昭陵。唐以后流传的《兰亭序》均非真本。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早就提出来了。只是由于当时晋代碑志出土不多，还不能得到有力的实证。《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１９６５年在南京郊外出土，才把这一问题的争论推进了一步。

１９６５年第６期《文物》发表了郭沫若题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考证文章。郭文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新近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因而提出了《兰亭序》依托于智永的观点。经郭沫若考证，陈、隋间最有资格、最有可能，又最值得怀疑依托王书作伪的只有智永一人。郭沫若说，像智永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亭序》来的。而且他也很会写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郭文的结论是：《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实为智永所依托，并进而指出后人所崇拜的王羲之的字迹大都不是王羲之写的，而出于智永之手。

郭沫若的“依托说”提出之后，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称此说为“惊心动魄”之论！高二适不同意“依托说”，对郭沫若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高文引以为证的有文献资料，也有法帖资料。法帖中征引了吴炳藏定武本《兰亭序》、《澄清堂帖》和《淳化初刻》。据此，《驳议》将《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视为不可更易的铁案，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推倒郭沫若的“依托说”。高二适将此文寄给报刊，以期引起争论，结果未能发表。他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希望得到章的支持和帮助。但也许因关系郭沫若的缘故，章士钊感到不大好办，于是写信将高文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得悉此事后，于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８日写信给章士钊，对此论争表述了建设性的意见。

毛泽东在给章士钊写信的同时，于当天又写信给郭沫若，同样表示了积极的关注。从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提倡正确地、平等地对待不同意见的。各个学派、不同地位的人都应当有同等发表学术观点的权利，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艺术进步和科学发展。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过问下，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３日在《光明日报》发表，１９６５年第７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郭沫若又在《文物》１９６５年第９期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从书法风格、哲学思想等方面，进一步肯定、完善了自己提出的“依托说”，并对高二适进行了反批评。

继郭沫若、高二适论争之后，１９６５年下半年，《文物》、《光明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严北溟、唐风等人支持高二适而不同意郭沫若“依托说”的文章。但同时也发表了龙潜、启功、徐森玉、赵万里、甄予、史树青等人赞成郭沫若“依托说”，却不同意高二适观点的文章。争论是友好的，认真的，富有建设性的。

有关《兰亭序》真伪之争，虽然最后没有定论，没有画上句号，争论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这场争论不是远离而是接近了真理。毛泽东所说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好就好在有利于艺术和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而这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版责任编辑：童古丽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