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越剧“西厢记”的改编工作

戴不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所属的越剧团在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演出的越剧“西厢记”，在改编工作上是取得一定成绩的。他们在使这部古典名著通俗化的工作中，采取比较严肃的态度，根据王实甫的原作，以张生和莺莺为主角，改变了以红娘为主角的处理方法，不再只由红娘一人在其中说情作合，使主角反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符合“西厢记”原来故事的主题的。

越剧“西厢记”把故事发展到“哭宴”为止。这是比较干净的处理方法。前人传说，王实甫写“西厢记”至“长亭”这一折的起首“碧云天，黄花地，……”时，精疲力尽而死。这虽然不足深信，但从这一传说，多少可隐约看出前人对“西厢记”结尾的态度。——他们对“长亭”以后的情节，是很不满意的。“王西厢”的结尾是“惊梦”，用梦来代替团圆，这在王实甫那个时代，不失为一个美丽的想像，可是今天看来未免有过于凄苦的感觉。另外，如果把莺莺处理成出走，就情理而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莺莺和张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精神，但由于他俩的阶级条件、性格和所处的时代、地位，他们的斗争性不可能是高度强烈的。要是斗争性很强，张生在夫人赖婚时就该据理力争，莺莺至迟应在“拷红”后刚强地站出来和母亲讲理，不待“哭宴”后在半夜三更背母私逃。因此，如越剧‘西厢记’改编者所采取的方法，适当地加强莺莺的反抗性，在长亭送别时结束剧情，留下莺莺的结局给观众去判断，这是不妨害主题和故事的完整性的。

改编者对场面的处理是用了一些力量的。例如，他把原来的“惊艳”和“借厢”合并成一幕，把惠明下战书的明场省去，使全剧比较精练。另一方面，改编者也去掉了原作中的胡闹和色情部分，将“闹斋”演至张生赴斋为止，免去了众僧出场，为一个已死的封建贵族（崔相国）大做道场的丑恶场面，也除去了和尚们在佛堂中对一个女性挤眉弄眼的庸俗噱头。“酬简”则演到莺莺入房为止，删除了色情的部分。这样做，并不损害原来的情节，而使剧情更紧凑和干净。

使古典作品通俗化，而仍能保持原作的神韵，改编者在一些方面也做出了成绩。例如“酬简”之前，原作只有张生唱的“仙吕”“点绛唇”半套曲文，如今把这七支曲子改为有动作，有唱词，有独白，仅仅用了三四百字，而仍能表现出原作的精神，较生动地刻划出张生的面貌，使观众理会他等候情人的焦急心情。

从上面所举的看来，越剧“西厢记”在若干情节的处理上，基本上还能掌握原作的精神，并在不损伤原作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这是应当肯定的成绩。不过从演出效果看来，越剧“西厢记”却还不很能引起观众心情上的共鸣，全剧似乎有些平铺直叙，甚至于使人有沉闷之感。

这是什么原因呢？

除了导演和演员在掌握角色上的缺点以外，主要的是由于改编者没有充分掌握和发挥“西厢记”的主题精神，在人物处理上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人物色彩不够鲜明，性格不够突出，给观众的印象当然是不会很深刻的。

就女主角莺莺而说，她之所以会受到观众喜爱，是由于她具有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不管封建社会中的门第之别，去同情并爱上了张生这位飘零的书生。她的善良的性格，是能够打动观众的心肠的。王实甫在“寺警”的前半折和“琴心”“赖婚”等两折，以高超的笔法，细腻地刻划出这位相国小姐处处怜悯张生的心情，使观众仿佛也感受到她的一往情深。可是，改编者在剧中并没有把莺莺这种动人的性格描绘得更鲜明一些，相反，由于生硬地把原本中莺莺一人独唱的曲子改为二人或数人对唱，反而冲淡了这个人物的色彩。例如“赖婚”时，在原本中原都是莺莺的唱词。从莺莺口中唱出张生“你而今烦恼犹闲可，你久后思量怎奈何！”这些地方描绘出这位小姐的热情和善良，但越剧中，却把这些唱词改为张生自述：“而今烦恼犹可过，久后思量怎奈何”，这样的改法，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原作的词句，但却削弱了莺莺的性格。另外，在不超过当时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适当地加强莺莺的反抗性，也是可以的。改编者对此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以“酬简”来说，莺莺在决定二次送信前，虽然唱着：“母亲哪！你纵有铁壁铜墙，我也自插翅飞奔”，可是，像这样的“警句”，并不曾使观众受到感动。这是由于改编者虽然加强了莺莺的反抗言语，但却没有写出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抗性，没有深刻表达出莺莺内心中爱情战胜封建传统观念的矛盾过程，所以这样的反抗性，像是不扎根的，因此也是不动人的。在剧本的最后一场“哭宴”中，按莺莺的性格的发展，这是她大胆表露自己对封建制度的态度的时候，但我们所听到的，只是莺莺凄苦诉别之词为多，（这些话当然是有必要的）而强烈表示她如何不满母亲的无理决定的话语则很少，使这个主角在最后出场时还显得相当软弱无力。观众在莺莺身上不能很满足地找到她的热情和善良，以及她对封建制度的一定的不满情绪，是这个人物不能动人的基本原因。

对张生这个人物的处理也不够完整。改编者似乎很想着重描写张生的大胆、热情，所以一面用张生的唱词来描绘他这种性格，例如“游寺”一场见莺莺回去时，竟唱出“我心里痒骨头酸”的句子来，

（注：“骨头酸”三字似乎是从原本“我明白透骨相思病缠”中演化出来的，未免有些过火）；一面又用张生的行动来表示他的神魂颠倒，例如同场唱完了“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以后，还叫张生

“模拟莺莺脚步”（这是“王西厢”中没有的）；另一方面，改编者还从剧中其他人物的口中，来描写张生的疯魔样子，例如“闹斋”前安排琴童出场，嘲笑张生“我看你不是拜菩萨，啊！倒像是去拜那水月观音”，（这也是“王西厢”中所没有的）；自然，我们是反对拘泥于“王西厢”情节和原词的改编工作的，可是这样处理的结果，很易使观众误会张生是个轻浮子弟，就很难对这个人物发生同情。张生虽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人物，但他在那个社会中的地位是比较低微的，他也读过一些所谓“圣贤之书”，处在“湖海飘零”的境地中，遇到的对方则是个相国的女儿，在这些条件下，要是把他处理得如同一位花花公子，是违反本剧主题（通过“等级有别”的一对男女身上表现反封建的精神）所安排的这位男主角的身份的。

越剧“西厢记”把老夫人这个人物，也处理得不很近情理。老夫人不是莺莺的后母，这位未亡人对自己的独养女儿应当倍加体惜。不过由于她存在着浓重的封建观念（不愿招白衣女婿，尤其是像张生这样的外路人），这种对女儿的爱是完全走错了路的。写出她的封建思想压倒了爱惜女儿的心情，以致不顾女儿的幸福与死活的矛盾过程，是可以从加强她的封建性上，来暴露封建社会的残酷和罪恶的。固然，这一点在“王西厢”中原也做得不够，可是在原本中，第一场也写出老夫人很体谅女儿，着红娘陪她去庭院散心；张君瑞病了，她还着红娘去“问太医下什么药，是何症候，脉息如何？”（现均改为暗场，由莺莺口中一言带过，使人印象不深。）这样写，比较可以看清这位老夫人的真面貌。而在越剧“西厢记”中，老夫人给人的印象，一贯的是个一心要拆散女儿自由婚姻，凶板板得几乎不近情理的老太婆。这种概念化和脸谱化的人物，是不会怎样引起观众注意的。最多只能使观众去仇恨老夫人一个人，而不能使人提高去仇恨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京戏和一些地方戏中，把红娘处理成“西厢记”的主要人物，这当然不是最合适的。越剧“西厢记”的改编者似乎很注意这一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改编者过分削弱了红娘的作用，这就很难使观众满意了。全本“西厢记”在舞台上已绝迹多年，而“红娘”则尚在各种戏曲里面流行，这固然是因为“红娘”旧本中有些色情成分，可以迎合以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落后观众的低级趣味；但不可否认的，经过舞台上多年来的创造和积累，红娘已经成为一个性格很鲜明的形象，她的热情、大胆和正义性，是观众喜爱她的主要原因。可是，越剧“西厢记”中却把她的地位贬得比“王西厢”中还低。在“王西厢”中，“前候”、“闹简”、“后候”等几折，全是以红娘为主的戏，很生动地显示出红娘的作用。以“前候”为例，红娘没有敲门入张生房中时，“王西厢”中红娘先唱从“点绛唇”到“元和令”六支曲子，这些曲文表现了红娘同情崔、张恋爱的心情；但改编者却把六支曲子简化为十句七言句，而其中五句好像还是在嘲笑张生“披衣危坐”“中疯魔”的。对于原作中“……凄凉情绪，无人服侍，涩滞气息，渐弱声息，黄瘦脸儿，张生呵！你不病死多应闷死。”（“村里迓鼓”）这样能表现红娘同情心（正义感）的句子，却加以割爱了。像这样处理红娘，显然不够恰当，因为在崔、张的恋爱中，红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同时，给予红娘以应得地位，写出她丰富的感情和一片好心肠，还可以丰富“西厢记”改编本的血肉，使观众在剧中体会到更多的人民性。

总的说来，越剧“西厢记”人物的色彩都不够鲜明、突出，该使人爱的未能使人热爱和同情，因此在观众中未能收到预期效果。这个重大的缺点固然有一部分是受“王西厢”的影响所致，但是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改编者比较着重于技术性的改编工作，（在这方面是有收获的）却较少从掌握原作精神入手，细致而周详地去具体分析这些人物的处境和他们的内心矛盾，这样一来，莺莺和老夫人的性格便变成简单化，张生则陷于轻薄，红娘的地位则大为削弱。因此，改编本对情节的取舍虽较原本为好，而整个剧本看去却仍缺少光彩，缺少以人物性格的鲜明对比所造成的戏剧效果，因而不能给予观众足够的思想上的启发和回味。

其次，这个戏对古典文学通俗化虽已做了一些工作，但还做得不够。在语言上留着不少毛病。改编者在不少地方采用了“王西厢”的原句，使一般观众颇难理解它的意义；有些地方改编者似乎是为了适合越剧唱词的形式，还对原句作了不适当的割裂，例如同一场莺莺原唱“想嫦娥西没东升有谁共”，改本去了“有谁共”三字，便不很贴切莺莺的心情；有些地方原来是主角很重要的唱词，如“琴心”莺莺原唱“绵搭絮”：“怎得人来信息通，便道十二巫峰，也有高唐来梦中”，现改为幕外合唱“怎得人来信息通，只有高唐来梦中”，也较原作大为逊色。总之，戏剧这一形式是在舞台上和观众见面的，把已经衰亡的杂剧改为演给现代人看的越剧时，叫古代人说现代俗语固然不对，但过多的采用古人口语也是不大适当的。保持原作的神韵，应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加强主题和人物性格的描写，而不应从技术上采摘原著的语言入手。现在把几百年前剧曲中的口语不加融化的翻译或搬用进越剧里去，自然会使观众感到文人气味太重，甚至于听不懂的。

改编古典名剧，这是一件繁重复杂的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不够丰富。我们还应从如何保持并发挥原著的积极意义这一方面多加努力。多多从主题的发挥，人物性格的深入分析，从剧情安排的妥切合理着手。我们改编“西厢记”是给现代人看的，我们的“西厢记”内容还不应停留在“王西厢”的思想高度。只要是不超过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原作的基础上把“西厢记”的内容提高一步，使这个故事更动人、更为人喜爱，这是今天的戏剧家的责任。

清除“三反”运动中的障碍

郭兰亭有严重贪污行为，有关领导方面应迅速处理

编辑同志：我们检举中共馆陶县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郭兰亭等的严重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一九五零年秋，郭兰亭和县长刘晓波非法挪用公粮二十万斤，籽棉四十万斤，向私商“兴华货栈”投资；同年，又非法挪用地方粮十万斤，帮助“兴华货栈”建立“裕华加工厂”，并强从县合作社加工厂调拨四十万斤籽棉，转给“裕华加工厂”，致使合作社百余工人（以工代赈的灾民）失业。他支持私商与县合作社争购籽棉，扰乱金融；私商倚仗“机关生产”名义，投机倒把，偷税漏税，使国家资财遭受了无法估计的损失。

更严重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曾窃取党费二百万元，投资于兴华货栈，作为自己的“股金”，先后分过三次红利。在郭兰亭的带头下，许多干部也向私商入股。郭兰亭还任意动用党费，给老婆买自行车，买手电筒，并贩卖纸烟。去年，他曾故意批准假报销（假单据）九百九十万，又批准四个干部假报路费三十万元。

在“三反”运动中，郭兰亭抗拒运动，并诬赖好人，庇护有严重贪污问题的会计王德成，对检举他的同志则寻隙报复。

郭兰亭所有的问题，中共邯郸地委是清楚的。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王玉同志还亲自作过调查，但至今没有处理。郭兰亭现在仍担任县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认为，郭兰亭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并且是“三反”运动中的障碍，他是不配领导“三反”运动的。

孙汇山 杨秋岑 张文英 潘志坚 秦国英

编者按：中共馆陶县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长郭兰亭的错误是极严重的。中共邯郸地委知道他的罪情，但不加以处理，是错误的。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邯郸地委应即认真处理这件事情，并把处理结果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