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仁君、梁冠华、赵文瑄、斯琴高娃、韩国演员金泰熙等出演的40集电视剧《书圣王羲之》日前在京举行开机发布会。该剧将展示王羲之传奇的一生，展示书法艺术的魅力，展现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广泛称颂的魏晋风度以及那个时代艺术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历程。

该剧幕后班底大多由当代书画家构成，书法家张智重为出品人，书法家沈鹏为本剧题写片名并任艺术总指导，书画家周祥林担任本剧导演兼编剧，而副导演丁建飞、美术王晓春也为青年画家。

张智重说，该剧把青少年的书法学习与人格锤炼融为一体，相信会为中国书法这门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起到重要的作用。

张智重说，《书圣王羲之》是一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正剧，将散发清新淡雅的墨香，呈现励志明快的格调，旨在让现代人透过曲折丰满的故事体会书法的点画魅力和博大精深，感受千余年前的雅逸之风和人文情怀，从而唤起人们心底的那份美好情感。

以鲁迅同名小说为基础，根据越剧电影《祥林嫂》改编的歌剧《祝福》将于15日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该剧力求避开经典越剧的唱腔，却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该剧作曲之一、中国音乐剧研究会会长王祖皆11日在京说，《祝福》是鲁迅众多文学作品中流传最广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鲁迅乡土文学的代表作，演出的班底又是江山婺剧团，因此在准确把握原著内涵的前提下，创作者一方面用男女主角以及上海歌剧院乐团、合唱团、指挥的专业水准来保证歌剧艺术的规格，同时又尽可能突出它的民风民俗，扬长避短，力求创作出一部清新、简约、凝练、质朴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民族歌剧。

“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这句由中国一代越剧大师袁雪芬提炼而成的格言，已永远定格在中国戏曲艺术长河中。2011年2月19日，89岁高龄的袁雪芬在上海逝世。她的一生仿佛就是一部中国越剧发展史，而她那高洁的艺术操守，更是令人高山仰止。

自掏腰包改革越剧

在105年的越剧史中，袁雪芬走过78年。从1906年浙江东部农村的“小歌班”到现今中国的第二大剧种，越剧能有如此的辉煌，与领军者袁雪芬发起的越剧改革，密不可分。

1922年，袁雪芬出生于浙江省嵊县杜山村。袁雪芬没有读过太多书，但身为乡村私塾先生的父亲从小就教导她：“女孩与男子一样都是有用的，都可以自食其力，你将来一不靠爹，二不靠娘，三不靠丈夫，要做到人穷志不穷……”

父亲的这种教导，让幼小的袁雪芬产生了朦胧的自立意识。11岁那年，由于家里清贫，单靠父亲教书难以为生，袁雪芬不顾父亲的反对，离家出走学越剧去了。

开始学戏的袁雪芬没少吃苦，除了藤条和竹片，还得提防一些恶势力。“我是11岁进四季春科班的，在学戏和流动演出于绍兴、诸暨、杭州、宁波和上海等地的8年生活中，我痛感戏班是个旧社会的缩影，生活在最底层，弱肉强食到处可见。”

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光怪陆离并没有令袁雪芬迷失，相反，她在中西混杂的文化环境中，萌生出改革越剧的大胆念头。“我首先考虑的是8年科班演出生活给我留下了什么？除了毫无意义的无聊演出，只有憎恨和对落后黑暗科班的厌恶，还有什么呢？因此，我决定离开科班另起炉灶，我有了改变剧种和个人命运的打算。”

“我想越剧是粗俗低级的，若不改革必然会被淘汰，但如何改呢？我观摩了昆曲、京剧等其他戏曲，也一连看了几台话剧，感觉话剧与看戏曲大不一样，在精神上可以得到共鸣，尤其看到《文天祥》中文天祥就义时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台下一片掌声。台上与台下如此的共鸣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我想，只有用话剧编、导、美、演一整套来改造越剧了。”

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袁雪芬的改革设想必须取得演出邀请方的同意才能实施，不少剧场老板愿意出高薪请袁雪芬，但对改革却顾虑重重。最后在中间人的斡旋下，袁雪芬提出，将自己十分之九的薪水拿出来，聘请编导、舞美等，共襄改革之举。

这年，她只有20岁。

“我想，作为主要演员，首先要提高自己并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应该让全剧种的成员参加到改革行列中来。另外必须有自己的剧场，并有附设学校培养接班人。”为了实现这些设想，袁雪芬游说尹桂芳、竺水招、筱丹桂、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张桂凤、吴小楼等越剧名伶，共同为造剧场进行集资。袁雪芬的想法得到了大家赞同。1947年7月29日，这十位越剧名伶签订了联合义演的“合约”，她们后来被称为“越剧十姐妹”。

从此，舞台上第一次有了布景道具,演员第一次用上了油彩浓妆。传统昆曲载歌载舞的演技,也被越剧吸收进来。《雨夜惊梦》、《雪地孤鸿》、《天上人间》、《木兰从军》、《断肠人》、《香妃》、《西厢记》、《琵琶记》等新创的和老戏新编的戏,一出接一出登台亮相。

“话剧和昆曲，是越剧改革的‘奶娘’。”袁雪芬生前曾这样回忆当年的改革与创新。

1946年5月，袁雪芬把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搬上越剧舞台，轰动一时，受到田汉、许广平、欧阳山尊、白杨等进步人士的称赞，被舆论称为“新越剧的里程碑”。自此，越剧摆脱了唱腔单调与情感贫乏的桎梏，在中国戏曲中率先形成了融合编、导、舞、音、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中国戏曲艺术大写意与大写实相结合的机制，就是从越剧开始的。”跟随袁雪芬30年的助手黄德君感慨，袁雪芬的这一改革，甚至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戏曲的改革发展进程。

在越剧改革过程中，袁雪芬还在唱腔上有所突破。

1943年11月，袁雪芬演出由南薇编导的《香妃》，在演到一场哭戏的时候，她没有根据原来的唱腔和戏词演，而是从胸中发出一声高叫，哭出了一个长腔，在琴师周宝财师傅的配合下，台下的观众被感染得泣不成声。袁雪芬和周宝财即兴式创造的这个唱腔后来被定为“尺调腔”，在逐步完善后，成为越剧的主调，并引导越剧孕育出丝弦、流水等各种板式。

音乐家刘如曾这样评论道：“昆曲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说法，在越剧也有‘一个调发展一个剧种’的事实。”

认认真真演戏

袁雪芬的一生创造了很多个“第一”：灌录过第一张女子越剧唱片，参与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首届“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唱戏，对她来说就是‘认真’二字。”越剧名家傅全香曾回忆，无论大小演出，袁雪芬总是最早一批到后台，根本没有名角的架子。开场前半小时，她往往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上去表情凝重。后来，有好奇的晚辈问袁雪芬，才明白原来那是她在酝酿演出情绪。

袁雪芬的弟子华怡菁讲，越剧的故事大多是悲剧，袁老师能恰如其分地把握每个角色，靠的是认真对待每一场戏、每一句唱、每一个表情；就是这“认真”两个字，越剧后辈要学一辈子。

在数十载艺术生涯中,袁雪芬形成了独创的“袁派”艺术,其唱腔旋律淳朴,感情真挚深沉,韵味醇厚。

越剧“金”派创始人金采凤,最早师从袁雪芬。金采凤回忆说:“开始学戏时,我一上台就害怕,袁老师鼓励我,指出我的问题所在。同时,她经常给我学习和锻炼的机会。《西厢记》是袁老师的代表作。有一次周总理来看戏,她却让我来演崔莺莺。当时,她自己年纪也很轻,为了培养我们,让出舞台,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高尚情操啊!”

上世纪40年代就与袁雪芬合作走过几十年的范瑞娟,对袁雪芬始终心怀敬意。范瑞娟说，袁雪芬常常说要“带戏上场”。每次,她总是从舞台后侧几米处就开始走步。前几步,观众是看不见的,等到进入舞台,她的台步、形体动作就十分自然了。每演一场戏,袁雪芬不是演过就算了,而总是在想,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袁雪芬经常观摩其他剧团的戏,从中汲取长处,为越剧所用。

1953年,袁雪芬与范瑞娟合作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摄成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影片，一经放映，风靡全国。1954年，周总理将这部影片带到日内瓦放映，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同年,她又在根据王实甫原著改编的《西厢记》里,成功塑造了崔莺莺一角。

2003年12月,袁雪芬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表演艺术成就奖”。2006年4月又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2008年，袁雪芬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越剧代表性传承人”。

清清白白做人

袁雪芬一生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她的父亲时常告诫女儿“自轻则后人必轻之”，袁雪芬对此一直铭记于心，入行之后还从中提炼出“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格言。

在戏剧舞台上,袁雪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但在人生旅途中,袁雪芬始终是刚正不阿的人。上世纪40年代，袁雪芬唱红了上海滩,那些“社会贤达”、“达官贵人”要她唱堂会,都被她一一谢绝。与袁雪芬共事多年的越剧著名编辑吴琛说:“袁雪芬的身上没有媚骨,她是一个善良、正直而倔强的人。”

“做人要做好人，戏也要演好戏；先是做人，然后才是演戏。”据袁雪芬弟子金彩凤回忆，袁老师生前一直把“清白做人”放在很高的位置。

在上海戏曲界，几乎人人皆知，袁雪芬的性格是“绝不随波逐流”。旧时戏曲行当时兴女演员“拜干爹、干妈”，靠各种势力走红。袁雪芬不为所动，相反，她穿青衣、吃素食，把自己打扮成中年妇女模样，拒绝各种应酬。

知情人士回忆，袁雪芬早年还曾拒绝宋美龄等权贵名人的堂会邀约，甚至谢绝出演《坐楼杀惜》中的反面角色阎婆惜。直至晚年，她主持上海白玉兰表演艺术奖评选，依然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袁雪芬一生简朴，金钱从未放在心上。“每个季节，老人的外套就那么一两件”，助手黄德君感慨。可对别人，袁雪芬却十分大方，“文化部给她发奖金，一眨眼就分完了，这个老同志困难给多少，那个给多少……所以她没什么积蓄。”

晚年，袁雪芬疾病缠身，可她不愿意住院，总问身边的人，“又用了国家多少钱？”然后就“闹”着回家。

她在自己的简单遗嘱上交代3个儿子，葬礼一定要从简，希望将骨灰撒入与故乡曹娥江一水相连的黄浦江。

老骥伏枥志千里

一辈子的艺术生涯没有什么遗憾，可对越剧的现状，袁雪芬并不满意，越剧的那些东西都已经被兄弟剧种学会，原来的优势荡然无存，袁雪芬总在担心越剧的明天。

她晚年常惋惜自己没作出多少贡献，黄德君回忆：“后来她问我，‘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我就说，够多了够多了，您也留点给别人做做吧。”

1985年,袁雪芬退居二线,开始着力培养越剧青年演员,并组织人员对越剧100年历史进行梳理和理论评析。袁雪芬提出:“中国戏曲是多剧种体系,越剧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她的真诚邀请下,越剧界初步形成了一支由专家教授、研究员和越剧编导组成的越剧理论队伍,撰写出《越剧舞台美术》、《越剧艺术论》、《袁雪芬自述》等理论专著，为越剧留下了一份总结性理论文稿。

2003年,袁雪芬患上了绝症骨髓瘤。为了抓紧时间总结理论和完成作品,她放弃化疗,常常带着病痛工作。2010年，袁雪芬曾经历长达3个月的病危期，但危险期一过她就要谈越剧发展。从去年8月15日之后,她自知来日不多,坚持不肯再进医院了。她说，生死是自然规律,现在越剧理论总结的著作都已经出版,自己已无憾了。

“此生只为越剧有，质本洁来还洁去。”戏迷们把袁雪芬比作一株临寒开放的梅花。

本报综合

《新暗恋桃花源》话剧与越剧混搭

《新暗恋桃花源》由著名导演赖声川根据其执导的名作《暗恋桃花源》改编而成，剧中的《暗恋》部分将继续采用话剧形式，而《桃花源》部分则用越剧形式来表现。该剧将于4月23日在杭州演出，之后将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巡演。

继《大劫难》、《岁岁清明》之后，金鸡奖最佳编剧程晓玲、第五代导演肖风联手创作的“抗日战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兰亭》近日将在全国上映。专家认为，在抗日战争题材影视剧创作出现过度娱乐化倾向的现实下，该影片以正面的历史观和厚重的艺术细节开拓了抗战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新境界。

《兰亭》讲述了日本人占领绍兴城，主人公林耕一边面对他深爱的日籍妻子，一边面对患难与共的弟兄，万般纠结于亲情、友情、爱情之间，直到亲眼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杀后，毅然选择帮助抗日队伍，并为此付出生命的故事。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认为，坚持对抗日战争题材以严肃立场进行创作非常重要，《兰亭》不仅做到了，同时又有很强烈的个人表达，人物没有脸谱化、概念化处理，它对是非和善恶的划界不再是简单地在民族和国家之间划分，在日本的家庭里也划分出善恶的界限，精神非常可贵。

第五代导演肖风和编剧程晓玲合作的“抗战三部曲”收官之作《兰亭》将于8日起上映。肖风说，影片创作曾遇到瓶颈，但国歌给了他启发：反抗都是“被迫”的，悲剧结局也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懂得“前进”。

在首映式上，肖风介绍，影片《兰亭》讲述了1931年至1941年发生在绍兴城的故事：主人公林耕受旧社会迫害，与弟弟相依为命，经过一番打拼，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船运码头，并娶了日本商人的女儿；1941年春，日本人占领了绍兴城，林耕纠结于亲情、友情和爱情之间，当目睹日本人以“赤匪”之名杀害了自己的好友后，他毅然选择帮助抗日队伍，并为此付出了生命。

肖风和程晓玲合作的“抗战三部曲”前两部为《大劫难》《岁岁清明》，其中《岁岁清明》2011年获得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肖风说，前两部他都力求回避战争，而《兰亭》旨在还原历史，告诉观众一个道理：战争是全人类的耻辱，任何国家、民族、个人，以任何理由挑起战争，都是耻辱。

“说实话，最初我也不知道要往什么方向拍，战争到底残酷在什么地方？最后通过国歌我找到了灵感，就是它逼迫着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不是主动、是被迫。”肖风说。

至于影片最后的残酷结局，肖风说，一般商业大片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以平复观众情绪，但国歌里面最后没有说“胜利了”，只说“前进、前进、前进进”，所以我的思路打开了，会拍了：“也许一个悲剧式的结局会让观众觉得沉重，但是你铭记了，你刻骨铭心了，你把这份感觉告诉身边的人或子孙后代，我影片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