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下午，著名越剧艺术家袁雪芬在她家中阖然长逝。

在长达89年的人生中，她有近80年的岁月是奉献给越剧的，她是当年新越剧的改革者，又是越剧艺术流派中影响最大的“袁派”创始人。建国以后，她又曾执掌越剧界之牛耳，和其他艺术家一起，把上海越剧院建成为一所国家级的大剧院，促进了越剧艺术走向全国，一度使越剧成为仅次于京剧的全国性戏曲大剧种。她主演的《梁祝》、《西厢记》、《祥林嫂》已成为越剧界的不朽艺术经典，她主持上海越剧院工作时组织创作的《红楼梦》，不仅已是经典舞台作品，也几乎成为包括影视剧在内的当代所有《红楼梦》题材表演艺术样式的“祖本”。

陈云发/文

茅威涛拍电影了。在她越剧生涯30周年的时候，把她艺术生涯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三部经典作品《西厢记》、《陆游与唐婉》、《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大银幕。

“我算过一笔账，就算我在舞台上再演十年，能亲眼到现场看到我表演的观众最多100万，但我将我的越剧拍成电影，我的观众群将远不止这100万。”茅威涛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看到越剧。

不怕被观众骂

从学习昆曲身段气质的《西厢记》，到大胆剃光头的《孔乙己》，直至引起不小争议的新版《梁祝》，每一部作品中，她总是尝试不同的艺术风格。

“我最早在上海演出时，是一直被观众骂的，他们甚至要把我骂出上海的舞台。”茅威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观众判断一个演员的好坏，往往是以流派唱腔学得像不像来衡量的，“我知道我学不像，因为我的音色不可能跟老师一样。演出结束那一天我们把道具装箱，我亲耳听见一些上海观众在叫：不要来了，不要来了……团里一位老师赶紧把我拉开不让我听，我却说没关系。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有一个观众喜欢我，我就要这样唱下去。”

“当年，太老师尹桂芳为了塑造屈原，大胆突破了越剧女小生原有的程式，也曾遭受过诸如‘不像尹派’的质疑。但太老师却坚持道：我尹桂芳唱的，就是尹派！我非常感动于这句话，太老师的创新精神是我前进的动力。”

让越剧“都市化”

1999年，茅威涛当上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她不得不面对越剧观众大量流失的严酷现实。在深思熟虑后，茅威涛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有一条让当时的很多人完全不能理解——她想让越剧“都市化”。“百年前，越剧如同一位穿着蓝花布衣服的村姑来到大上海，在新文化的熏陶下，一跃成为标致漂亮的淑女。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越剧已经在都市成为一门艺术，结果却又要被迫回到民间去，那么前人的所有努力，岂不是都付诸东流了？我不甘心！”

有一次，茅威涛在大剧院观看话剧《暗恋桃花源》，身边的年轻女大学生认出了她，并自称是她的戏迷。当茅威涛问起“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的《梁祝》”时，女大学生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把票给我妈妈了。”当时，茅威涛的心情可谓五味杂陈。从此，她改革越剧，让越剧“年轻化、都市化”从而赢得年轻观众的信念越发坚定。

“戏霸”？没这个荣幸

成立于1984年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曾经拥有茅威涛、何赛飞、何英、董柯娣、方雪雯等“五朵金花”，她们在那时创作了《五女拜寿》、《西厢记》等优秀作品。到了今天，“五朵金花”只剩下茅威涛与董柯娣坚守在舞台上。于是，“茅威涛挤走三朵金花”、“十足的戏霸”等批评声此起彼伏。

“称我为‘戏霸’，我有这个荣幸吗？”茅威涛对于尖锐的批评，显得颇为轻松，“我觉得每个人自己可以去选择自己的追求。要说是因为我的突出才把别人挤走了，我茅威涛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们戏班子过去有一句话叫有戏吃戏饭，没戏吃气饭。我不知道能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为了离开的人而去责备坚守舞台的人，这样公平吗？”

2004年，在浙江小百花20周年团庆时，人们意外地发现，当年的“五朵金花”居然一个不少地出现在了庆祝酒会上。或许，这次重聚已经能够回答关于“戏霸”的一切质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越剧领域中坚守着，我太喜欢舞台上的感觉。祖师爷能赏给我越剧这碗饭吃，我很享受。”茅威涛这样说。 王悦阳/文

贺敬之、柯岩夫妇

当代著名诗人和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柯岩，因病于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当年，一首深情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曾让多少人心灵为之感动震颤；一部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又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热议、思考……柯岩被誉为“20世纪全能式作家”，她的离世，令读者唏嘘不已。而她和丈夫贺敬之一直是文坛被人羡慕的伉俪。

丁玲玉成美好姻缘

追求相似终成夫妻

1949年底，中宣部组织作家代表团赴朝鲜访问，年轻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丁玲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行前她发现贺敬之身体瘦弱，气色灰暗，像有重疾在身，就对他说：“你这次不要去了吧。”正是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玉成一段美好姻缘。

留在国内后，贺敬之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请去，给一群年轻的创作人员讲写作。青艺的领导拿来好多剧本给贺敬之看，其中一篇写抗美援朝的《争取早团圆》似乎艺术性更强些，引起了贺敬之的注意。领导介绍说：写这个剧本的同志很聪明，有才气，就是太清高，傲气得很哪……她就是柯岩。

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梳着两条大辫子的柯岩聪明且朴素，穿着一身那时候流行的列宁服，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白毛女》的作者竟是这么年轻，这么文雅，这么富有幽默感，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觉察不出来。

而后，贺敬之与柯岩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

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乡下采风期间，被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

当时肺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许多人避而远之。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知道后却赶到医院去看望，很有点奋不顾身的样子。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要求她不要再来。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内心似乎被猛然撞击了一下。

1953年10月，柯岩即将赴朝鲜前线采访，两个青年在别人的启发下办了婚礼。婚后第7天柯岩就只身去了朝鲜前线。

经历风雨终见彩虹

遭受磨难不离不弃

1954年，贺敬之受《人民文学》之约给儿童写诗，这可难坏了叱咤风云的大诗人。他伏案写了一夜，却仅仅写出不多的几行。柯岩已睡醒一觉，见贺敬之还在托腮凝思，安慰他说：“你去睡觉，让我来试试。”柯岩平时对儿童的感情和童年生活的记忆一下子如潮水般在胸中翻腾。一个个美丽的画面扑面而来，她满怀激情地连续写了9首儿童诗。

贺敬之读着这些充满童趣的诗，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很快选了几首寄给了《人民文学》。这就是《人民文学》1955年第12期刊发的柯岩《儿童诗三首》。正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柯岩从戏剧创作拉进诗歌领域，成了一个著名的儿童诗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贺敬之当然不能幸免于难，因为他的《白毛女》，因为他的诗……被“揪出来”后，立即关进了“牛棚”。挨批斗成了贺敬之的家常便饭。不久，柯岩也被“揪”了出来，还戴上了9顶帽子，被关进牛棚。

柯岩说，那个时候，开批斗会时，她也经常跟造反派打嘴仗。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贺敬之是老“运动员”，不断挨整，这样对他不公正。

“文革”结束后，这对诗人夫妻又拿起了笔，安定的生活，让柯岩有了更好的写作环境，她前后写了《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等多部小说，但两人依旧没有共同创作过一部作品，也没有给对方写下只字片语的赞美之词。

夫妻携手战胜癌症

缅怀往事也是诗

1991年，贺敬之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当时人们谈癌色变。医生建议他动手术，但他的一些癌症病友都不同意，认为保守治疗比较适合他。贺敬之也没多说，只是紧紧地拉着柯岩的手，两人手拉手回了家。

柯岩说，我们平时不是卿卿我我的那种人，可是那次，我们之间的那种默契、那种一生相守的柔情一下子攫住了我，觉得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的肺癌已不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

柯岩也是个“老病号”，曾有过十几年的尿血史，最初医生检查说是肾炎，后来确诊为肾结核。动手术的那天，来了许多同事、战友、朋友以及读者，手术室外的走廊里挤得满是人。

贺敬之坐在手术室外，心里七上八下。待手术结束，柯岩被推出来了。大夫托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她的右肾，已经彻底地烂掉了。

看见了隐藏在爱人身体里的磨难，对贺敬之来说真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贺敬之和柯岩在事业上比翼双飞，在大风大浪里爱得忠贞不渝，让人羡慕。谈到两人和睦相处的秘诀，贺敬之坦言：“两个人生活中不可能没有争吵，年轻气盛时更多一些。比如对某些问题看法不同，有时就会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但我们之间都有‘小自由’，互相不掺和对方的事。她读的有些书，我就不读，她写的《他乡明月》，我是在书出版以后才看的。”

柯岩笑言：“我脾气急，他比较稳重，为人宽厚平和，如果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所以，我一直独立意识很强，我最不愿意听谁是他的‘家属’这几个字，我从来就没当过‘家属’。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的事业！”

往事如烟，似水流年，诗人说：“甘于寂寞也是一种人生体验。尤其是人到暮年，缅怀往事也是一首诗。”

据 《通辽日报》王爱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