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图》这幅传世名画的价值如何？其中又有什么遗闻佚事？16日晚,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古书画部副主任金运昌接受了《南方日报》的独家采访。

黄公望曾拜师赵孟?

记者：为什么《富春山居图》 能够被誉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第一神品”？

金运昌：这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最成熟的作品，也是千年难遇的“神品”。在书画界有一个说法，说是要画出一张传世之作需要好几个主客观条件，比如，迫于权威而画和为知心朋友画就有很大差别；天气坏、心情不好，与在晴空万里、神清气爽的环境下画也有很大差别。

黄公望正是在一种闲适、喜悦、平和的心境之下，隐居深山丛林中，一僧一道谈禅理，谈书画，在一种从容不迫的环境下创作了这幅《富春山居图》，这也就成为了他的绝作。

黄公望是颇为传奇的人物。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做吏，50多岁之后做专业道士。元朝时期，佛教、道教兴盛，当道士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待遇。黄公望父母早逝，是个孤儿，后来过继给一个姓黄的老头，黄公看他聪明伶俐，特别喜欢他，就说“吾望子久矣”，也因此为他取名为黄公望，字久。

黄公望从小爱好画画，十几岁的时候拜赵孟?为师，自称是“赵孟?的小学生”。

赵孟?是南宋王孙，元初第一大画家。在40多岁的时候，黄公望惹了一场官司，深感官场黑暗，出狱之后就不做吏了，成为一个“云游道士”，写生、画画，化缘、教学生、算卦之类的都做过，有点蒙钱的意味。50岁之前无作品传世，50岁之后，有了真山真水为老师，还有先前赵孟?教学的功底，声名陡起。在79岁的时候，黄公望和一个和尚好友无用禅师住在山里，受好友之邀，画了一幅长卷，当时没画完，只画出了一个轮廓，黄公望就出山了。几年之后又回来再画，断断续续好几年才画完，这才成就了这幅“第一神品”。

明画家沈周反复临摹

记者：《富春山居图》 是不是流转过许多名家之手？

金运昌：对，经历历代名家之手，它的价值陡增。

明朝时，收藏家、大画家沈周收藏了这幅画，沈周是明四家之首，也是文征明和唐寅的老师。得到这幅画，他特别高兴，反复临摹，他的绘画大都是从这幅画里学到的。当时，经常会有收藏家把自己收藏的珍品拿去给好朋友、名人题跋，题跋的越多越长，文化积淀就越深。沈周曾让人给这幅画题跋，但是很久都没有归还，后来得知这幅画被对方的儿子高价卖了，沈周十分痛惜，昼夜思念，于是根据记忆画了一幅仿作，跟原作的构图惊人地相似，目前藏于北京故宫。

明末清初，该画传到一个姓吴的人家，叫吴洪裕，宜兴人。这幅画是他爸爸买的，传给了儿子。他特别喜欢这幅画，可他又特别迷信，想死后也把它带走。

他家有两件宝贝，一件是《富春山居图》，另一件就是《智永千字文》，后者是王羲之后人的一份书法。那时他已疾病缠身，但是死也要看到它们被烧掉。他被抬到院子里，先看着烧完了千字文。这幅书法目前已在中国消失，只有日本有，当时有两份，一份在中国，一份在日本。虽然很心疼，他还是看着千字文烧完了。

但是《富春山居图》还没烧完，就可能因为体力不支被抬进了屋子，他的侄子吴静安就从火堆里把《富春山居图》拿出来。前面的部分烧残了好几尺，还掉了一尺多长的一块，后面的大致完整。

前边的一段《剩山图》后来转到上海大收藏家吴湖帆的手里，后转到浙江博物馆。后面的一大块，也是画卷的主体部分被一个人卖给了乾隆，乾隆在这之前就收到一幅《富春山居图》的假画，他以为是真的，还在上面题了很多诗、字。后来人家卖给他真的， 可能鉴定水平有限,可能为自己护短，他还是认定原来那幅画是真的，不过两件都留下了。后来蒋介石南下的时候就把这两幅画都带到了台湾。公开之后，经专家鉴定，乾隆认定的那幅画在画工上差远了，再加上和传闻吻合，认定残缺的一幅是真迹。

借世博会和台湾合璧

记者：这幅名画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金运昌：黄公望的山水画是元代山水画中水平最高的，有人甚至将他和王羲之并列，称《富春山居图》可以与书法中的《兰亭序》相媲美。山水画在宋元之间有大变化，宋及宋以前主要是专业画，宋以后就是文人画。元代有四大家，黄公望是元四家之首，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开启了元明清文人山水画的路子。

明清的画家都受到其影响。黄公望画石头是独创的，他把南方石头的纹理写意性地刻画出来。他的作品比较浑厚、温文尔雅、秀丽。

记者：您认为合璧展出的困难是什么？金运昌：现在看来，拿去展出没问题，拿来有障碍。目前北京故宫一直都在推动“三希堂”3件宝贝的合展，可台湾方面始终没有明确回应，主要还是互信不够。《富春山居图》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顶级巨作，和“雍正大展”的级别不一样，北京方面希望借世博会的东风能主动和台湾合璧展出，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作为学者，我们十分盼望。

汉字书写作为文人之必备，作为一种高尚艺术行为，发展到东晋时代，已经是诸体皆备，且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气质。王羲之时代的中国书坛文化可谓百花齐放、星光灿烂、人才辈出，繁花似锦。此时，若论书法技艺和成就，可以说，王羲之只是百家中的一家，甚至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愔”。直到身后百年，才声名鹊起，成为“书圣”。

那么，王羲之是怎样成为千古“书圣”的呢？

晋人尚韵，羲之新之变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从小就受到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王羲之书法获得了很高的起点。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可以说，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使得王羲之获得了高标独秀的文化视野。

晋室南迁，偏安江左，善书者四大门户王、庾、谢、郗均出于北方士族，这次精英阶层的大规模、大跨度的整体搬迁，出其不意地将汉民族文化渗透波及的广阔地域迅速压缩至淮水、长江以南一带(版图仅为两汉的三分之一不到)，书法艺术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浓缩化、纯粹化的过程洗礼，长成一朵奇葩。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因此，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博采百家，极众体之妙

王羲之书法精进也使同代人刮目相看。当时著名书法家瘐翼、郗愔名声远播，瘐翼在荆州看见人们临习王羲之书体，不屑地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瘐亮向王羲之求书法，羲之谦虚道：“(瘐)翼在彼，岂复假此！”但还是给瘐亮写了章草。一天，瘐翼在瘐亮处见到王羲之写给瘐亮的章草，发现王羲之书法已日日精进，今非昔比，因此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王羲之极众体之妙，而主要成就在楷书和行草书，尤其是行书。其书法具有温润超迈、神骏典雅的美学特征。传世作品据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有465种，由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至今已无任何真迹流传下来，现所能见到的多为摹拓本和以真迹为蓝本的刻本。其代表作，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行书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奉橘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得示帖》等；草书有《十七帖》《初月帖》《行穰帖》《远宦帖》等。

帝王推崇，盛书圣之名

考研王羲之“书圣”成名史，可见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学王羲之书法高潮。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帝王推崇的学王高潮，一步步夯实了王羲之千古“书圣”的盛名之基。

第一次学王高潮是在南北朝时期，主推手是梁武帝萧衍。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但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也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时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勾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梁武帝曾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第二次学王羲之的书法高潮在唐朝，主推手是千古一帝唐太宗。唐太宗不仅广为收罗王羲之法书，而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通过广泛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兰亭序》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而智永再传于弟子辨才。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后来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太宗得之，爱不释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临摹，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从此得以传播。而自己则将真迹秘藏起来，死后还不肯放弃，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

第三次学王高潮则是到了宋代，主推手是宋室300余年间的诸帝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御赐一部拓片。《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及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高宗亦曾临《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次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不无原因。由于宋代诸皇帝都对王羲之，对《兰亭序》重视，使当时出现了士大夫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到宋朝时，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