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首开戏曲演员唱歌的先河，成为最早的戏歌两栖演员，一曲《月亮走，我也走》唱红大江南北。

2002年，在文艺体制改革的浪潮下，她敢为人先，成立了上海首家民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10年来，且行且难，她却奇迹般做到每年创排一出大戏，公司演出足迹遍布全国40多个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演出场次近3500场，观众人次近350万，演出剧目多次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大奖。她本人也因主演《状元未了情》荣获第21届梅花奖。

她就是越剧演员萧雅。

记 者：改革开放后，你算是文艺界最早的戏歌两栖明星之一，为此你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吧。

萧 雅：受妈妈影响，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一心想考音乐学院，机缘巧合，15岁时我却被戏校招收了，从此开始了我的戏曲生涯。参加工作后，我参与演唱了一些歌曲，受到了很多好评。但部分老艺术家对我又唱戏又唱歌不能理解，认为是不务正业，对戏曲界的年轻人起到了不好的影响。于是在1985年，《上海戏剧》杂志社专门为我唱歌问题召开了座谈会。《文汇报》一篇《萧雅该不该唱歌》的文章一时成为全国和上海各报刊讨论的话题。之后，我就遭遇到团里的“冷冻”。这期间，上海歌剧院邀请我参演了轻音乐剧《请与我同行》，合作很成功，上海歌剧院表示希望调我过去。同时我到北京演出，东方歌舞团的王昆老师看后也十分欣赏，问我是否愿意去东方歌舞团。当真正面临要我放弃越剧时，我却做不到了，于是这些机会我都放弃了。

记 者：是什么触动了你，那么坚决地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来成立肖雅文化艺术公司？

萧 雅：我是演员出身，考虑问题很简单、单纯。当时去美国也是出于无奈。出国后，我没有一天间断对身段和唱腔的训练，家里客厅成了我的舞台，同学朋友就是我的观众。就这样过了一段很闲适的生活，后来我越来越思念舞台。尤其在看了华人台的一些戏曲演出的节目后，更是心神不宁，想象着自己还能不能演，或者能不能演得更好。于是我开始犹豫，没有自己的舞台和天地的生活，再优越也不是我需要的。我是劳碌命，是要吃苦的、拼命的，我不能荒废自己有限的艺术青春，就这样我毅然决定回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认为在国外荒废了的几年，对我还是有收获的，国外的优秀剧目和美国艺术团体的灵活制度让我深受触动。

记 者：当时很多国家专业院团都很难维持生计，就更不用说民营院团了，你想过这其中的艰难吗？

萧 雅：我那时惟一的想法就是演戏，再次走上舞台面对观众。回国第一年，我应上海越剧院的邀请担任现代戏《早春二月》中的男一号，虽然这出戏带来不少赞美，但我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太能适应国有院团的模式了，于是有了“自立门户”的想法，希望有一个宽松的创作空间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期间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可以说是为了追求梦想，痛并快乐着。

记 者：公司成立之初，你身兼数职，既是老板又是主演，还要联系演出，当时是不是很不适应？

萧 雅：一开始确实是什么都不懂，好在我性格随和，遇事不着急，一点一点地学习，慢慢积累。最初的半年，我几乎每天驱车两三百公里跑一个地方，直接与剧院或演出机构的领导碰面交流、洽谈。记得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为了联系业务我赶去浙江，等谈完已经很晚了，为了能赶回与家人团聚，司机飞速行驶，结果在高速路上车子爆胎，随即侧翻，我也因此住进了医院，整个春节都躺在医院里。事后虽有些后怕，但一点都不后悔，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为我们日后的演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 者：那时社会上有一种偏见，认为民营院团都是空架子，就是有个别专业人员也是草台班子，据说为了招贤纳士你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萧 雅：我就是要打破这种偏见，我们都是搞专业艺术的，所以人员都必须是专业人才。在以前，上海有很多区级越剧院团，里面有很多优秀的越剧表演人才，但随着体制的变化和市场的不景气，大多解散了，这些演职人员也都闲置着，那是很大的浪费。我就亲自出马，一个一个地打电话，一家一家地去拜访，很快就签约了一批专业的越剧演职人员，其中有来自浙江越剧院的，有来自上海静安越剧团的，有来自上海卢湾剧团的等等。同时我也主动联系上海戏曲学校，招收了一批戏校毕业的学员，并对他们加以培养。我又做演员又做老师，不演出时手把手地教他们练功、唱腔、表演。欣慰的是，当初的这批小演员如今无论在舞台表演还是演唱方面都日趋成熟，甚至能独当一面了。这还不算，当时最难的是乐队的组合。因为乐队人员在戏曲领域是很紧缺的，要组建一支专业搞越剧艺术的乐队队伍更是难上加难。我几乎跑遍了江浙沪所有的戏曲领域，还是没能组建完成。就在心急万分的关口，有很多其他剧种的乐队老师被我的执著所感动，纷纷要求加盟我们的公司。然而剧种的不同，演奏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但他们凭借着一股韧劲和执著，很快就适应了越剧的表演，并能驾轻就熟地演奏一些难度极高的越剧曲目。

记 者：作为一家民营剧团，待遇方面没有什么优势，在保障方面更是难以与国有大剧团相提并论。怎样留住人才，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是你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吧？

萧 雅：是啊，以前就曾发生过临到演出了，板鼓师傅却不辞而别、培养成熟的年轻演员另择高就的事情。一个科学的管理模式固然重要，但更珍贵的是一个团队的凝聚力。通过这些年的经历，我觉得不光是要演好戏，还要做好人。10年来，我从没对身边的人红过脸，反过来还要经常充当“消防员”的角色，协调处理排戏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我经常告诫自己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笑脸相迎，化不好的情绪为动力，用我对越剧的执著和热情去打动身边的人。

在管理模式上，也是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公司成立之初，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在演职人员上采取“一戏一聘”制的管理模式，这在初期是可行的。但是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剧目的增加，演出的不断增多，这一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采用“松散而集中”制的模式。同时又考虑到大家的实际生活情况，对一些已退休人员、有社会保障人员，除了发放演出费之外，每月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对于从戏校招过来一直就职于我公司的演员，则给他们全额发工资、奖金；对于某些临时聘请的演职人员，采取提高他们的演出费用等诸多形式。我们形成了一个既松散又集中且稳定的演职队伍。不排练不拍戏时，他们都可以去社会上参加各种活动，进行创收，加以锻炼，但只要公司一有排练、演出，他们都会准时归队。这样一种模式，现在证明是有效可行的。

记 者：在娱乐方式渐趋多样的新媒体时代，传统戏曲在都市的生存日益受到威胁，你是如何思考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发展道路的？

萧 雅：作为个人投资的艺术工作室，自然只有以剧目创作为中心这一条路。而完全以市场作为生存的条件，就必须使剧目创作围绕观众，真正拿出观众爱听、爱看能够叫座的剧目。我们在创作每一部作品前都会作很充分的市场调查，而且在追求艺术质量方面从不吝啬。

公司刚成立不久，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勒紧裤带、省吃俭用、购置了一整套完整、优质的舞台专用灯光、音响等设备，为了这些宝贝我们还借租了一个200平米的仓库。

每排一部戏我都力争找最好的编、导、曲等主创人员。陈明正、查明哲、石玉昆、吴兆芬等名导、名编剧都与我有过合作。

记 者：在越剧的传统唱法上，你把通俗歌曲中轻声、气声及西洋美声唱法融合到尹派唱腔之中，在戏曲和歌曲的相互渗透上作了有益探索，这是否可以看做是你创新传统戏曲的一种方式？你又是如何看待戏曲创新的？

萧 雅：很多东西我都不是刻意地在做，因为不是我说在创新，就能创新，有的探索被认可了，但也有的被埋没了、失败了。我也不能说，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就成功了，因为还有下一个10年，下下个10年，这条路怎么走，只能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和探索，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记 者：通过10年艰辛的经营，可以说剧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得到观众的肯定和拥护，我听说每次演出后，你怕观众们没有听过瘾都要再加演一个多小时，以至于让喜爱你的戏迷很矛盾，一边舍不得你下台想多和你互动，可时间一久他们又开始心疼，怕你唱坏了嗓子。一个演员和喜爱他的观众之间能有这样一种默契和惺惺相惜的情感维系也是很难得的。回顾总结，你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萧 雅：奉献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不可缺少。我们演戏就是给广大越剧观众看，因此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要观众有需求，我们付出再多也值得。每次大戏演完后的加演互动已经成了一个自然形成的特色。记得有次在宁波演出，戏演完后，我与观众整整互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位观众离场，最后连场外等待的出租车司机都按捺不住，结伴进场一探究竟。还有一次在长沙演出，最后一场有一个大甩发，要甩十几圈，当时由于勒头太紧，头晕得难以忍受，最后我甩一圈吐一口，甩一圈吐一口，就这样硬是把动作完成，当时台下的观众都纷纷落泪。一次在上海逸夫舞台的演出，由于是新地板，工作人员疏忽，在开场前用湿墩布拖地，开场上去我一亮相就脚底一滑仰天倒地，不知情的观众还以为剧情设计就是如此，他们不知这时我已经尾骨骨裂了，我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剧痛，把一台近3个小时的大戏演完，大幕一拉，我就上了救护车。

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经验，但认准了一件事，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做，不放弃、敢坚持，始终把观众装在心里，一切以服务观众为主。

记 者：曾有人认为，这样的公司也就是昙花一现罢了，然而，到今天，这朵花却越开越艳丽，在庆祝公司10周年的汇报演出中，其中一曲《野百合也有春天》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萧 雅：是的，“别忘了山谷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一看到这句歌词就感同身受。10年前的民营剧团远没有现在这样受到方方面面的关注，创业之艰难可想而知。近几年，各方面对民营剧团的关注越来越多，政府的相关扶持政策也越来越多。2010年我主演的《状元未了情》作为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营剧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的闭幕演出在北京亮相，受到相关领导的高度评价。而此次的10周年系列活动更是由文化部艺术司牵头、多家单位主办，在上海、北京两地举办两场专场演出及演出3台大戏。今年6月，我们开始与舟山小百花越剧团合作，联合排演精品剧目，开拓市场，以期双方互惠双赢，实现不同机制和体制间的优势互补，此举也解决了一直困扰我的关于演员班底和演出场所的问题。

(任晶晶)

经典的永恒魅力

——访越剧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梁山伯饰演者章瑞虹

7月10日，一台经典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记者走近梁山伯的饰演者——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范派小生，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上海戏剧白玉兰奖获得者章瑞虹，聆听这位越剧女小生的表演感受，或许对于欣赏越剧史上的这部经典之作不无益处。

记者：您最早接触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什么时候？

章瑞虹：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进入浙江台州越剧团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学花旦。有一次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看的就是范瑞娟老师和袁雪芬老师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一下子就着迷了，回去后激动得一晚上没睡觉。当时就想，一个女演员演男性，怎么可以演得这么潇洒，一点都没有脂粉气，真是太神奇了。于是我决定改行当，学范派小生。

记者：从第一次扮演梁山伯至今，您演了20多年的梁山伯，可以说是继范瑞娟之后，最受观众认可和欢迎的“梁山伯”，在这20多年中，您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章瑞虹：应该说每一次演都会有新的体会。一开始当然是跟着老师学，从表演到唱腔，依样画葫芦，模仿不走样，很少自己去想，只要学得像就好了。观众最早认可我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像”字，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叫我“小范瑞娟”，自己也觉得挺得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舞台经验渐渐丰富了，就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了，我会去琢磨人物，去了解人物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因为这些对于人物表演都是有影响的。同样，我也会去想，在这个场合，如果我是梁山伯，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会怎么做？“长亭分别”的时候，虽然梁山伯还不知道祝英台是女的，但三年来他一直把她当做好兄弟，这个时候难分难舍，他是什么表现？“思祝”那一场，师母告诉他祝英台就是小九妹的时候，他又是惊喜，又难以置信，该怎么表现？有了这些思考，自然而然也就在表演中体现出来。

记者：会不会有自己创新的东西在其中？

章瑞虹：不能说是创新吧。其实每个演员根据自身条件和生活体验的不同，在台上都会带有个人的印迹。只不过可能我今天演梁山伯，比30年前演的时候，自己的理解和表演的个性更加明显了吧。平时生活中，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有关的东西我都会特别注意。舞剧、电影、电视剧、甚至是动画片，我都会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当然，最后还是要回到越剧本体，回到最初和最真诚的感动。范老师、傅老师她们塑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形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基础，是一个根，无论怎么变化，都不可能离开太远。

记者：近些年来，您陆续创作了不少新编剧目中的小生角色，如《梅龙镇》《青衫红袍》《秋色渐浓》等，饰演梁山伯与塑造这些新角色有什么不同？

章瑞虹：在塑造新角色时，更多的是享受一种自由创作的空间。全靠自己的理解创作，一般来说我会更加大胆一些，更多一些新的尝试，哪怕不是那么成熟，也会有一种冲动去试一试。《梅龙镇》里那个另类的小皇帝；《青衫红袍》的章回体结构；《秋色渐浓》第一次演现代戏，都是尝试。

但是演老师们留下的经典，我会显得格外“谨慎”，继承得更多一些。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包括老师本人的意见，其实传承经典比创作一个新剧目压力更大。

记者：您认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感人的地方在哪里？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

章瑞虹：最感动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彼此关系的“简单”，以及这种简单传达出来的“真善美”。一个关于十六七岁少年的爱情故事，无论是欢喜还是悲伤，都是纯真的。今天也有人质疑《梁山伯与祝英台》里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同窗三年，怎么可能没发现祝英台是个女的？于是也有些编剧就试着去改编，想把故事说得“更圆”，让梁山伯在同窗时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但一直没有说穿。这样从人物性格来说，梁山伯的确变得更聪明了，表面看好像更合乎常理，但是经过改编的剧情，恰恰失去了最原初也最宝贵的东西——真诚，结果失去了真诚的情节最终失去了感动，也没有如原版这样得到广泛流传。我想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今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复杂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往往掺杂了工作、家庭、财产等附加因素，两人之间真实的感觉反而不重要了。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向往原来简单的、真诚的交往方式。我想这也是《梁祝》在今天依旧这么受观众欢迎的原因。

记者：这一次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晋京演出，也是1952年范瑞娟、傅全香两位艺术家之后的第一次。演出会有哪些特色呢？

章瑞虹：从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到上海越剧院，对于这次进京演出都是相当重视的，这次来京演出一台越剧折子戏专场，一台越剧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汇集了上海越剧院红楼团10位一级演员以及众多优秀青年演员。就《梁山伯与祝英台》而言，我们这次演出的是经典版，从剧本、唱腔等各个方面都最大可能地继承了老师们的演出原貌。与此同时，演出也有新意，主要体现在舞美和演员服装都是全新制作的。舞美是根据60年前演出版本重新绘制的，体现了越剧舞美虚实结合的特点。相信这次演出既能带给观众原汁原味的享受，也会让大家有“焕然一新”的感受。

记者：作为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人，也是这次演出的主演，您怎么看这一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史上的地位？

章瑞虹：《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越剧四大经典之一，而且是四大经典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部作品。可以这么说，从有越剧剧种开始，就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是在四大经典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演出演变史也最为复杂，从最早男班时期的连台本戏，到后来各种各样的演出版本，再到新越剧改革时的《梁祝哀史》，变化相当之大。直到1952年，范瑞娟、傅全香两位老师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毛主席看了演出并指示要拍成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这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本和演出才被固定下来。所以这一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才会被称之为“经典版”。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伴随着舞台演出和电影传播，影响了几代人，我当年也是因为看了电影，才下定决心学唱范派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浓缩了许多个“历史第一”。众所周知，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也是第一个获得国际电影大奖的影片。范瑞娟老师也是在“山伯临终”的演出中，创造了越剧重要的主腔“弦下腔”。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综合性舞台创作，也是奠定中国越剧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的历史将会因之失色。

记者：对于现在各种版本的新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您怎么看？

章瑞虹：首先是一个好现象。改编越多，越能证明《梁山伯与祝英台》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影响力。可以说只要是有人唱越剧的地方，就会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声音。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么改，我想《梁山伯与祝英台》里最淳朴纯真的感动不应该丢弃。2005年我与陈颖也创排过一版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舞台形式上改动算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的本意，仍然是要传承经典版的朴实气质。

新编和经典是可以并存的，但是无论有多少新编版本，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魅力是永恒的。(任晶晶)

近日，战争爱情电影《兰亭》在清华大学举办首映礼，导演肖风，编剧程晓玲，主演应岳飞、段凤娇、凌霄、吴娜等主创人员参加了首映礼。

《兰亭》是肖风“抗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前两部分别是《大劫难》和《岁岁清明》。与众多抗日影视剧不同，《兰亭》是一部“非典型抗战电影”，它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没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而是站在小人物的视角去描写战争。导演肖风表示：“其实这也是我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在我内心深处，《兰亭》是一部典型的抗战电影，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这种电影变成了非典型抗战电影，这是一种悲哀。但我尽自己所有努力去接近历史真相，希望能获得观众认可。”肖风表示，《兰亭》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国歌：“说实话，最初我也不知道要往什么方向拍、战争到底残酷在什么地方，最后通过国歌我找到了灵感，就是它逼迫着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至于影片最后的残酷结局，肖风表示一般商业大片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以平复观众情绪，但国歌最后没有说“胜利了”，只说“前进、前进、前进进”，所以我的思路打开了、会拍了。也许一个悲剧式的结局会让观众觉得沉重，但是你铭记了、你刻骨铭心了、你把你的这份感觉告诉身边的人或子孙后代，影片的目的就达到了。

首映礼上，有专家认为，这是一部令人尊敬的电影，因为在当今这样一个“争分夺妙”创造利润的年代，《兰亭》的主创们还能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去创作一部电影，还原历史的真相。影片编剧程晓玲为了这部影片到拍摄地去体验生活半年多，肖风导演又拍了一年多。现在大家都在拼命赶工期、抓紧时间赚钱，《兰亭》这样的创作态度令人尊敬。

3月8日，《兰亭》在国内公映。(任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