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星”生涯的解放前后

1947年歇夏后，我离开同孚戏院，与陆锦花组建少壮剧团进皇后大戏院演出。1947年8月16日，少壮剧团首出大戏《礼拜六》一炮打响，轰动一时。“少壮”的班底很年轻，演员均在二十岁上下，剧团取名“少壮”，就是意在年轻有为，奋发进取。我和陆锦花挂“蝴蝶双头牌”，老生陈金莲和老旦周瑶姬略长几岁，二肩小生金雅楼，丑角屠笑飞，我们六人被称为少壮剧团的“六块牌子”。老板沈益涛、策划孙文毅也深谙宣传之道，每逢新戏演出，先展开广告攻势，如剧情介绍、排练花絮、现场点唱等。铁风电台就设在皇后大戏院前台，我们演完戏到电台，此时播音员会对听众说，某某小姐已到，大家可以点唱，同时还能电话订票。

我和陆锦花两人的名字扎成红绿霓虹灯，在繁华的夜市中熠熠闪烁，显得分外耀眼。

“皇后”这段时期，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关键一步。从十二岁离家学戏开始，努力用功，争取唱红一直是我的目标，转眼九年过去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却并未感觉到多少快乐。后来，很多人问过我，在那个年代，当一个“明星”的感觉是什么?说实话，我的感觉就一个字：忙。

随着关注度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压力也更大了，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早上练唱练功，下午和晚上两场演出，日夜两场之间排新戏，演完夜场去电台做宣传，回家后还要读剧本至深夜。有时遇到需要特殊“才艺”的剧目，还得临时现学。此外，生活上也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人际往来比以前多了，也有一些忠实观众由戏迷变成了朋友。当时的越剧观众以家庭主妇和女学生为主，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学生组建了一个戏迷组织，称为“文社”，算是那个年代的“追星族”和“粉丝”吧。她们常常结伴来“皇后”看戏，有时会对我的表演、唱腔和服装提出意见；在日夜场中间休息时，还带上纸笔教我文化和书法，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

随着观众群扩大，观众面拓宽，我必须学着应对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在皇后戏院时，我结识了当时上海滩豪门世家“叉袋角朱家”，朱家是近代民办纺织业创始人朱鸿度家族的后人，长房朱斗文先生和太太比较喜欢看我的戏，二房的太太是陆锦花的戏迷，所以一家人自然就成了皇后大戏院的常客和贵宾。

1948年9月，应徐玉兰大姐的邀请，我加入了玉兰剧团，原定9月初在国泰戏院开幕，后因国泰内部装修，改到明星大戏院演出。 1948年9月22日，我在玉兰剧团的第一个戏《风萧萧》上演，徐玉兰扮演荆轲，我演荆轲的恋人，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生涯。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玉兰剧团”演至7月份歇夏，我们接到通知，军管会文艺处要举办第一届戏剧研究学习班，号召大家都去参加。学习班以越剧为主，分编导、表演两个系，当时分管戏曲的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主任伊兵担任学习班班主任。越剧界很多人都参加了，我也报了名，还特意去买了双跑鞋。

开学前夕，我路过设在常德路的学习班，就去看了一眼，陈鹏、范瑞娟等人已经在那里。当时正是午饭时间，没有饭桌也没有椅子，碗筷就直接放在地上，大家捧着饭碗蹲着吃，吃的是糙米饭、黄豆芽烧咸菜，据说还要睡地铺、洗冷水浴。我心里更是犹豫，这也太艰苦了吧。我从小就有一种类似偏头痛的病，发作时会从手指一直痛到头顶。于是我借口生病，住进了一家地处偏远的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休养，病居然真的好了，再也没有发过。住院期间，军管会非但没有来追问我逃学的事，反而派人来慰问我，要我安心养病。我既心虚又惭愧，只能含糊地应着。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徐玉兰邀请我参加她们的毕业公演，剧目是《小放牛》。我还和范瑞娟合演了《盘妻索妻》，和徐玉兰合演了《游庵认母》。

到了1950年举办第二届学习班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还主动承认了去年装病逃学的事。

解放后不久，戏曲改革的大幕渐渐拉开，改戏改人改制。玉兰剧团是第一批实行姐妹班的剧团之一。 1950年9月，玉兰剧团由明星大戏院转入卡尔登剧场（后来的长江剧场）演出，进一步改制，辞退一批闲杂人员，完成了“民主评薪”。经过精简后，只需卖座七成就够本了。如此轻装上阵，剧团的票房又好，日夜两场，基本场场客满，全团上下精神振奋，面貌焕然一新。

在“卡尔登”的打炮戏是《鸳鸯剑》，连演连满了一个月，全团发红蛋庆祝；演满两个月时，还印了一套瓷碗作为纪念。演员的基本工资以戏票为底数，卖座好收入就多，那时我们常常能拿到“双薪”甚至“三薪”。姐妹们手头宽裕之后就纷纷“顶”房子，买家具，置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我也在静安区泰兴路一带“顶”下了两间新式里弄房子，正打算把父母弟妹都接过来，实现一家团聚的梦想。

改戏改人改制后，要求各剧团演出剧目必须积极配合政治形势。 1950年12月18日，玉兰剧团上演了《信陵公子》，剧本以郭沫若的话剧 《虎符》为蓝本，配合宣传抗美援朝，表现了邻国之间“唇齿相依，存亡攸关”的主题。徐玉兰演信陵公子，我演如姬，徐慧琴饰魏王，陈兰芳饰平原君夫人，周宝奎饰太妃，筱桂芳饰晋鄙，贾灵凤饰须贾，钱妙花饰侯嬴。演出后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好评，连演连满一百三十八天共二百五十六场，创造越剧剧目连续上演日最长纪录。

我扮演的如姬在“窃符”一场中，需要安排一系列表现窃符过程的身段，我借鉴了老戏《叶香盗印》中的表演，但叶香的身份是丫鬟，穿袄裤，没有水袖，行动起来比较灵活，而如姬则是宽袖长裙的宫装打扮，身段上不能全盘照搬，我根据剧情和人物需要，设计了一些水袖舞蹈动作。在那场戏中，如姬设下酒宴灌醉魏王，魏王临睡前将虎符放在枕头下，如姬小心翼翼地靠近卧榻，魏王时而翻身、说梦话或发出叹息声，如姬唯恐魏王醒来，连忙后退，等魏王气息平稳后复又前行。这个过程中我用了多种水袖动作和“卧鱼”等身段技巧，表现如姬的机警与敏捷。取得虎符后，为了不惊醒魏王，我用了跪步等动作离开。这一系列的动作和身段，都是为了表现如姬窃符时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演出效果很好。

1951年，越剧界决定组织联合义演，捐献一架“越剧号”战斗机，剧目有《杏花村》、《梁祝哀史》等。 8月7日，玉兰剧团结束了古装反特剧《玉面狼》在杭州的演出，回到上海准备参加第二天《杏花村》全剧彩排。谁知8日下午，袁雪芬在排戏时肺病复发吐血，陈氏一角临时决定由我顶替，当时离彩排只剩下几个小时，距离10日正式演出也只有两天。“救场如救火”，我拿着剧本强记台词，边看边排，先把主要场次走一遍，有的场次根本来不及排，导演只能简单说一下，到了台上靠临场发挥。好在同台的姐妹都是舞台经验非常丰富的演员，大家都十分关照我，随时帮助我，总算是顺利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

参加义演后不久，徐玉兰大姐因身体原因去青岛疗养，这段时期我必须独自撑起玉兰剧团。五个月后，徐玉兰大姐休假归来，团里给她保留了全额工资，我们又恢复了合作演出，上演了现代戏《明天更美丽》。

一、只身来上海学戏初登台

1938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乘坐的船停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周围一片人声鼎沸：“上海到了!上海到了！ ”我匆忙拿了行李跟在姚水娟嫂嫂的身后。出了码头，姚家嫂嫂叫了一辆黄包车：“去天津路香粉弄！ ”

没多久，黄包车在一幢叫做煤业大楼的建筑前停了下来，天香大戏院到了。天香大戏院位于上海饭店东首的煤业大楼底层，门外墙上贴着一些大红海报，纸上写着许多名字，我一眼便看见最大的两个正是姚水娟和我的表姐竺素娥。当时表姐所在的越吟舞台除了她和姚水娟领衔外，还有商芳臣、邢竹琴、毛佩卿等名角，可谓阵容强大。

当时日戏刚散场，后台人来人往，只见化妆间门口竹椅上斜靠着一位身穿淡绿色丝绸晨衣的年轻女子，脸上还带着妆，看见我们，她起身叫了一声：“阿嫂！”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姚水娟。见她疑惑地望着我，姚家嫂嫂忙介绍说：“这是全芬的表妹。”姚水娟回身对里面的房间叫道：“全芬，侬表妹来了！ ”只听表姐应了一声，穿着深蓝色的丝绸晨衣走了出来，笑着招呼我：“彩娟，侬来啦。 ”

表姐安排我们先休息吃饭，演员们刚吃过，锅里的饭还是热的，下饭的菜只有黄豆芽烧咸菜，经过一路颠簸劳顿，我又累又饿，在上海的第一顿饭吃得很香。一会儿，演员们改妆准备上夜戏了，大家都在各自忙碌，唯有我一人手足无措。幸亏表姐唤我过去，我站在她的身后看演员化妆。花旦们头上漂亮的珠花让我看得两眼发亮，心中暗想：“这里到底和家乡的草台班子大不相同。 ”

开场锣鼓响了，后台有扇小窗正对着舞台，我便站在那里看表姐她们演出。第一次在上海看戏，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演员们的服装特别鲜艳，连舞台上的灯光都显得特别明亮，不像我们村里演戏时，台上只点一盏“美孚灯”。当晚演出的剧目是传统戏《二度梅》，当我看到梅良玉因全家被陷害，化名逃脱卖身为奴，在陈府打扫花园时，想到自己只身来到上海学艺，不禁触景生情，黯然神伤。想起离家时与母亲弟妹分别的情景，忍不住落了泪。

夜戏演完，大家随便吃了点菜泡饭当夜宵，简单梳洗后准备睡觉。那时候没有宿舍，大家就睡在剧场里，剧场的坐椅是长排的木椅子，我们搬开椅子，把地上的瓜壳果皮打扫干净，铺上席子就当床铺了。表姐和姚水娟等主要演员，有自备的行军床。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或许是太累了，我也来不及多想，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几天后，我买了一对香烛，表姐在后台的唐明皇像前点燃（过去梨园行尊唐明皇为祖师爷），让我拜过唐明皇，便算是入了行。接着我向表姐行拜师礼，从此表姐就成了我的老师，她也是我唯一正式拜过师的老师。随后，表姐把我正式引见给戏班成员：“从今天起，我的表妹就在这里学戏了，请大家多多照应。”我胆怯地逐一叫了声某某大姐，就躲在表姐身后，大姐们客气地称赞了几句。从那一刻起，我就此安身立命吃上了这碗“戏饭”，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我的老师竺素娥经常说，文戏要武唱，只有把武功基础打扎实了，才能真正把戏演好。当时，剧团里有一位武功师傅教我们学员练习基本功，他叫 “招全”，我们都叫他 “招全师傅”。早年我老师随群英舞台在宁波演出的时候，就遇见了这位招全师傅，他原是京剧演员出身，戏路广，武功好，他进戏班后，我老师受其教益不少，《投军别窑》便是他教的，这出戏后来成为我老师的拿手剧目之一。

招全师傅训练我们学员十分严格，腰腿、台步、拿顶、搁腿、鹞子翻身、抢背、刀枪剑戟都要练。我们这群学员约有七八个，小孩子早晨贪睡，每天招全师傅就会用一根小竹竿在我们的被子上敲打，督促我们起来练功。练拿顶的时候，我双手撑在地上，招全师傅用手反拉住两只脚，嘴里数着数字：“一、二、三、四……”每天还要加，今天数到十，明天就是十一，每次数到后来，我的小手就开始发抖，可招全师傅还是不放，我只能咬咬牙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眼看我越抖越厉害快坚持不住了，招全师傅这才松手。他还教我们练习从几张桌子上翻下来，到我学会从一张半桌子上翻下来时，招全师傅因事离开了剧团。我能有后来的那点武功，还要感谢这位师傅当年打下的底子。

招全师傅走后，我在练功上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争气，把戏学好。同伴小姐妹外出游玩时，我常独自留在后台琢磨剧情唱词，戏散场后，别人忙着卸妆，我却带妆上台走台步、练甩发、跪行。因为我小小年纪沉默寡言，一心学戏很少玩乐，被同伴们戏称为“小老太婆”。但是，我的努力和刻苦，老师们都看在眼里，她们也总是对我勉励有加。姚水娟大姐说：“彩娟妹妹这么用功，将来一定会出山的！”王杏花大姐也常夸奖我：“小妹妹蛮聪明，戏学得快，会出山咯。 ”

几个月后，老师要给我定行当了，她觉得我的脸型小，适合演花旦，就决定让我学旦角，这样也便于和我的师姐筱素娥配戏。老师教我的第一个戏是“投军别窑”，这是她的拿手戏《红鬃烈马》中的一折，我扮演王宝钏，我师姐扮演薛平贵。老师日夜两场戏十分忙碌，但她还是抽出上午的时间给我们排戏，她既教薛平贵，又教王宝钏，还特别鼓励我说：“彩娟，你好好学，学会了，我送你一件帔 （王宝钏穿的黑帔）。 ”我能演上折子戏里的主角，已经十分兴奋，听到老师的话，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我加倍努力地学。

1939年2月8日，全团在春节前演出封箱戏，我以“小小素娥”的艺名和师姐筱素娥演出了这折 “投军别窑”。这也是我学习旦角后，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虽然已经排练得很熟，我到了台上还是紧张得发抖，只觉得嘴皮子发硬，声音出来是打着颤的。当演到薛平贵说自己已被任命为马前先锋，即日便要启程攻打西凉时，王宝钏叫了一声“哎呀”，然后做一个“气椅”（注：气椅是戏曲表演程式动作，剧中角色因气愤过度或遭遇突变而致昏厥，及因病死亡时用之，动作为演员面向观众站立，向后仰倒于椅上）的身段，我坐下后才发现位置偏了，赶紧又往椅子中间挪了挪……戏总算是顺利地演完了。当时正是寒冬季节，但一场戏下来，我发现身上的戏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我和师姐在台上表演时，老师一直在台边仔细观看。演完后，她先是鼓励了我们几句：“演得还不错，就是太紧张了。 ”然后指出不足。她对我说：“当你发现椅子的位置坐偏了就去补救，反应是快的，但是这样一来，人物就显得假了，因为昏厥的人是不会挪动身体的。在台上演戏，一定要做到假戏真做。 ”她又说：“两人分别时的戏，你们的神情还不够悲伤，没有演出生离死别的感情。”说着就给我们示范起来。以我们当时的年纪，对于新婚夫妻间生死离别的感情是无法体会的，对老师的人物分析也不能完全领悟，只是“依样画葫芦”般模仿下来，但老师那句“假戏真做”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演出实践中，我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的重要性，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演戏必须要全心投入，以情动人，有感情的人物才是有灵魂的。

演出后不久，老师果真做了一件帔送给我。这是我第一次演上主角，而老师作为奖励送给我的这件黑色缎子帔，也是我第一件自己拥有的戏服。那一刻，我的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