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帖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隆御题两次，且历经多位收藏家收藏。经考证，在元代被鉴定大家柯九思收藏，在其左右及宋绫隔水的骑缝上盖有他多方收藏印。此后这件作品入明初收藏家李锦之手，之后为文徵明所得，明嘉靖二十年文氏父子将其刻入 《停云馆法帖》卷四，被认定为唐人所摹，后此帖归其长子文彭所有。万历年间流入北京，被王世懋、孙鑛等发现。明末藏于安徽歙县收藏家吴家凤处。清初分别藏于曹溶、李宗孔及梁清标家，之后被收入内府。

晚报综合报道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最近发现了临摹于唐朝时期（7-8世纪）的中国书圣王羲之的“大报帖”。博物馆称，生活于4世纪的王羲之并没有真迹留世，因此，7世纪的临摹本已经属于十分的珍贵。

东京国立博物馆发表的消息说，这枚王羲之“大报帖”属于个人收藏，高25.7厘米，宽10.1厘米，共3行24个字，临摹于唐朝时期，从上有王羲之儿子的名字 “日弊”和整个字的风姿来考证，应属于王羲之的早期临摹本。至于这一临摹本为何会流传到日本，博物馆的分析称，应该是遣唐使回国时带回日本。

东京国立博物馆称，这份 “大报帖”的发现，是继1973年日本发现“妹至帖”之后，相隔40年的重大国宝级发现。博物馆将于本月22日，举行“书圣王羲之展”，展出这份新发现的“大报帖”。

□记者 詹皓

晚报讯 11月3日至5日在上海皇家艾美酒店举行的中国嘉德2010秋拍上海巡展中，今秋天字第一号重头拍品王羲之 《草书平安帖》将首次公开亮相。

此次来沪巡展的有书画、瓷玉、油画、雕塑、古籍、珠宝、名表几大门类的近300件顶级珍品，国家一级文物、堪称 “民间国宝”的王羲之《草书平安帖》也在巡展之列。 《草书平安帖》是迄今为止可知的、民间流传的最好的王羲之高古摹本，据考证，其年代不晚于宋代，且流传有序，清朝时被著录于 《石渠宝笈》，乾隆两次御题。乾隆在御题中认为， 《草书平安帖》可与 《快雪时晴帖》媲美，而后者便是乾隆书房三希堂的 “三希”之一，目前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中国嘉德方面透露，该帖在清嘉庆后便不知踪迹，如今的藏家已经深藏此帖达七八十年，从未动过。关于价格，由于黄庭坚的《砥柱铭》今春拍出了4.368亿元天价，人们难免对王羲之这张名帖的价格充满了遐想，但嘉德方面目前并没有公布估价，只是预测或期盼价格过亿，能不能超越《砥柱铭》先不论，至少，这张仅41个字的名帖很可能要创下 “最贵单字”的纪录了。

日前，黄酒集团古越龙山酿酒厂内嘉宾云集，第18届中国绍兴黄酒节开幕式在此举行，该黄酒节由中国酒业协会和绍兴市政府主办，于11月7日至12月下旬分别在绍兴、温州、宁波、杭州、常州等地举行。

“中国黄酒，世人同醉”，是本届中国绍兴黄酒节的活动主题。黄酒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何晓刚介绍，本届黄酒节主要由“绍兴主场活动”和“省内外地区酒文化系列活动”两大板块组成。绍兴酒重冬酿，立冬是绍兴酒开酿的日子，因此，第18届中国绍兴黄酒节开幕式暨古越龙山绍兴黄酒开酿仪式仍是绍兴主场活动的重头戏；省内外地区酒文化系列活动包括11月中下旬在杭州、常州两地举行的“中国黄酒·世人同醉”—“国酿”黄酒江南品鉴会，和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举行的“探寻绍兴黄酒文化之旅”系列活动。

晚报讯 昨天上午，第16届中国绍兴黄酒节新闻发布会暨“古越龙山”黄酒文化展示周开幕式在上海世博会主题馆中举行。开幕式上，除了古风盎然的 “酒道”表演外，还进行了赠酒仪式，一坛以古法酿造的手工原酿酒将被永远保存在中国国家馆内。据悉，即日起至17日，“古越龙山”黄酒文化展示周在主题馆二楼举行。 （见习记者 姚宏伟 ）

七、我们相濡以沫的生活

1964年初，我在演出《亮眼哥》时发现自己怀孕了。离预产期还有近一周的时候，道临突然接到厂里的任务，要去外地巡回演出。他既挂念我和孩子，又不能放下工作，只得反复叮嘱我：“孩子快生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一切要自己当心。 ”我安慰他，家里那么多人照顾我，不用担心。临行前，道临一夜未眠，一个人在客厅走来走去，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设想好各种预案。 10月18日女儿出生，全家人都在医院，道临打来电话，阿姨恭喜他母女平安，道临一直想要个女儿，这下遂了他的心愿，自然是欢喜万分。当时正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于是他给女儿起名“庆原”。

眼看女儿双满月了，道临才回家，进门看见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叫了起来：“咦？产妇应该躺在床上，你怎么坐着呢？”我笑说：“你当是你们拍电影，产妇头上包一块布睡在床上？孩子都已经双满月了，你才回来当这个现成爸爸。”话虽这样说，但是身为同行，我们彼此都能理解对方，虽然孩子出生时他不在家，我明白他的工作无法请假，他也知道我平时随团演出，经常要出门。有了这样的理解和体谅，才能真正包容对方，以对方的快乐为快乐，即使是常年各自奔忙，较少能照顾家庭，我们谁都没有怪过谁，回来相互交流一下工作情况，聊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觉得心里十分满足。

女儿三个多月时，我们给她拍了许多照片，道临挑一张最满意的放在皮夹里。一天他回到家，有点郁闷地对我说：“文娟，我给别人看囡囡的照片，怎么都没有人夸她漂亮呢？”我笑他：“你以为你女儿有多好看啊？ ”他呵呵一笑，抱起女儿自得其乐：“不管别人，爸爸眼里我家囡囡最漂亮了！”

这些年，我们过着和寻常人家一样的生活，不同的是，两人平时各自忙于演出拍片，聚少离多，或许正因为这样，在一起时总有很多积累的想法和经历可以交流。我们从年轻时就习惯了随剧团或剧组走南闯北，能够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但对家里总是报喜不报忧。 1978年，道临随上影剧组赴山西拍摄纪录片，在大寨住了一个多月，从寄回来的照片看，住处是土坡上的一家招待所，条件比较简陋，但他信里总说那边什么都好，大寨人热情好客，贴饼小米粥香甜可口，黄土高坡别有一番风情等等，回到家才发现他又黑又瘦。

我和道临对物质生活都不讲究，只要简单随意就好。多年来，家里主要由我母亲操持，家务基本上请阿姨承担。工作忙的时候，我们常吃一种杂菜饭，像做腊八粥那样放上各种蔬菜、肉类、豆类一起煮，图个简单方便，省时省力，或者把腌白菜、豆芽、萝卜之类凉拌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宝菜”，有时我母亲会做一些糟鸡糟肉等家乡风味，这个是道临最爱吃的。除了演出或出席重要场合，我们平时穿着也十分简朴随便。记得我在香港给道临买过一件深绿色的茄克衫，他很喜欢，一直穿到磨破开线也舍不得扔，让阿姨把衬里的布料剪出来，缝补好了继续穿。家里客厅的窗帘该换了，两个人约了半年，才抽出空一起去买回来。那些年，我们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把光鲜和讲究都留在了舞台和银幕上。

我从小学戏，文化不高，虽然解放后念了一些书，也自学了一部分文化课程，但知识基础的缺陷依然十分明显。道临总是鼓励我多读书，并动手给我列了一份详细的书单，书目中既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有一些科普读物和浅显的哲学类书籍。道临是哲学系出身，他认为看一些这样的书，有助于培养理性严密的思维方式，对于塑造人物不无裨益。我每演一出新戏，只要他在上海，就一定会去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最坦率的批评者。

我的声带开过刀，嗓子很容易唱哑，道临年轻时学过声乐，懂得一些科学发声法，在家时常帮我练声。有时候他听我把声音压细了唱，就会摇头说：“不要憋紧声带唱，这样不够大气。要放松，运用气息，以气带情，以情带声，自然流畅地唱出来。 ”他格外欣赏“云遮月”之美，觉得我大可不必介意自己的嗓音条件。他认为，短处也可变为长处，比如程砚秋大师就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创造出幽咽婉转的程派声腔，何况通过练声练气，嗓音是可以改善的，关键是要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

在表演上，他也经常对人物分析和身段设计提出参考意见，每逢排练新戏，我们常常一直研究到夜深人静。可能是由于既同为演员，又与戏曲表演有一定距离的关系，有时候他的观点比较独到，对我有不少启发。比如“葬花”一场，黛玉看到落花，触景生情，他建议可以增加一个圆场转身动作，把人物内心感情和盘托出。在唱到“七条琴弦谁知音”时，我过去有一个抚琴的身段，他认为这个动作有点图解式了，去掉之后不但不影响感情的表达，反而显得干净流畅。一起讨论剧本，相互说戏，彼此鼓励与纠正纰漏，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日常课题。

道临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总认为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题材虽然无利可图，还是应该想方设法拍出来。我也明白前途未必乐观，总是一边提醒他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一边支持他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有时，道临付出了很多努力，眼看愿望即将实现，合作方却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要把投资的一部分作为回扣酬谢有关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他不可能接受的，最终希望还是化为泡影。类似的事情多了，对道临打击很大，我也只能设法安慰他，劝说他重新来过。如果我有什么新的打算和计划，道临也一样会始终站在身后，鼓励我支持我。即使在现实面前时常碰壁，至少还有彼此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安慰。在艺术上，我们是对话者、切磋者，遇到困难时，又是同道者、支持者，毕竟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珍贵的东西值得追逐，值得保护，比如梦想，比如原则。

在大方向统一的基础上，两人适当的性格反差，反而能够起到互补的效果。比如，道临严谨细致，凡事都三思而行，而我常常凭直觉判断问题，在我遇到难题时，他能帮助我分析因果，梳理思路，有时当他的思维陷入死角时，我的意见也往往能起到“旁观者清”、“快刀斩乱麻”的作用。

2005年，道临生了重病住进华东医院。正逢盛夏，我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发起高烧持续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疗。我们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我在十楼，道临在九楼，两人只有一层之隔，却躺在病床上无法相见。我本来瞒着道临，但他两天没有见到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追问阿姨才知道我也病倒了。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蹒跚着来到我的病房，坚持要喂我吃西瓜。此情此景，令在场的人都十分伤感。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从起初的相知相守，到中年时的相互扶持，再到晚年时的相依为命，我们和众多普通夫妻一样，走过了充满回忆的近半个世纪。

道临在养病时，有时晚饭后我陪他下楼散步，沿着武康路一路走去，经过密丹公寓时，他笑着问我：“你还记得吗，谈朋友的时候，人家都睡觉了，我们还沿着这条路来回走？你说这样送来送去，像演‘十八相送’一样。 ”

人生如旅，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他最后送我回到“枕流”，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最终，是我送别了道临。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

六、我与道临的艰难结合

1962年夏天，当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拍摄进入尾声时，我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与电影演员孙道临结婚。那年他四十一岁，我三十六岁，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要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标准的“剩男剩女”。

多年以来，我一直打定主意要完成唱戏养家的责任，把弟妹培养成人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嫁。从总政回到上海后的几年内，团里的姐妹们纷纷结婚成家，两个弟弟也如愿考上了大学。一天，我住在越剧院宿舍，晚上出来散步，月光下的草坪格外清冷幽静，更显得我独自一人形单影只。也许，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我也是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多年同窗，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此前，同在上海文艺界这个不大的圈子里，我和道临也并非完全不认识。 1958年春，黄宗江来到上海，在他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大家都是熟人和老相识，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在我印象中，电影界人士大多性格活跃，能说会道，身后的这位似乎是个例外。

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我们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很快，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我并不意外，《梁祝》和《西厢记》是我们当年参加总政时回上海演的，想必是黄宗江请他去看了。

交流艺术是最好的开场白，能让我们彼此都不觉得拘谨，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 ”他倒也不客气，马上滔滔不绝：“我觉得祝英台这个人物不同于一般的古代女性，她敢于女扮男装去求学，并且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这种想法和行为即便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勇敢的。你的祝英台，活泼热烈的感情，我觉得表现得还不够，表演上不够放得开。另外，化蝶的舞蹈身段设计得有些简单，中国的《梁祝》和莎士比亚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双双殉情的悲剧结尾，艺术表现却不一样，前者写意，后者写实，这其实是体现了东西方审美观念上的差异……”

“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一起演出……”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 ”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

我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我也谈了一些对他电影表演的看法，我们不知不觉沿着淮海路走了很远……

那次见面以后，道临开始给我写信。我们俩工作都十分繁忙，不是他去外地拍片，就是我离开上海巡回演出，两个人能凑在一起的时间不多，通信成了主要的交流方式。碰到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如果晚上我没有演出，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他说起自己的家世，年轻时的坎坷经历，他父亲是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从小家教极严，道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却丝毫没有受到宠溺，必须严格按照作息表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这养成了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在崇德中学念书时，他就受同窗好友朱迈先等人的影响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奉命转入地下工作，担任北平“民先”的负责人，随后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也受到怀疑被捕，所幸一直未暴露身份，也未给组织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他曾多次设法联系党组织，却始终未果。此后，他回到燕京继续学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道临又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再次被捕，出狱后因为不愿在日本人掌控下的校园念书，又不忍给病弱的父亲增加负担，独自一人在北京交道口养羊，早上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羊奶，夜晚一个人在灯下看书学习……这段被抛弃受孤立的日子，给他的青年时期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说起这些往事，道临的神色也变得忧郁起来，我对他的经历感到十分同情。

我也讲述了自己的家庭以及学戏的经历，少年时为家庭分忧的心境，青年时在乱世中为生计奔忙……这一切彼此都觉得熟悉而亲切。

我们的恋爱很快就渐趋明朗稳定。 1959年我在天马厂拍摄电影《追鱼》时，一天我小弟弟来探班，在摄影棚外看见一个人从缝隙向里面张望，觉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却是电影明星孙道临。小弟弟跑来当新闻告诉我，还迷惑地问：“大姐，他为啥会来看你们拍戏？为啥又不进来，在门缝里悄悄地看？”等到道临第一次上门，一直蒙在鼓里的小弟才恍然大悟。

就在我们的恋爱关系日益公开，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他的经历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

……

我和道临的痛苦纠结，关心我们的好友都看在眼里，张瑞芳大姐趁到北京的机会，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秋天，我随剧团出访朝鲜回到北京，邓颖超大姐专门打电话邀我去西花厅，问了我和道临的事。邓大姐听完后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参加学生运动时他还年轻，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他被捕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并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事后还想方设法找过组织。解放后他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顾虑，继续好好为人民工作。 ”我除了点头，一下子竟反应不过来这些话意味着什么。

看我呆呆地愣在那里，邓大姐拍拍我，笑着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我这才猛然醒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北京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临，他当时的反应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确认之后，他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半晌才冒出一句话：“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我笑着点点头。由于周总理出面过问，道临终于卸下了所谓的“历史问题”包袱，我们之间的结合不再有任何阻碍。

1962年7月，我们登记结婚。

那年中秋，考虑到我和道临婚后一直没有时间度蜜月，越剧院与上影厂同时给我们放了长假，这才有了庐山的蜜月之行。我一休假，玉兰大姐自然也闲了下来，她和俞则人正好和我们同行。那天晚上，我和道临住在山上一幢小房子里，清幽皎洁的月光泻满了整个屋子。我们悄悄打开门，两人裹着灰色的棉大衣，静静地坐在屋子外面的石阶上赏月。山高月小，风清露白，四周万籁俱寂，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整个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存在。

五、越剧《红楼梦》红遍海内外

1960年秋天，我们带着 《红楼梦》、《追鱼》、《则天皇帝》等剧赴广州和深圳演出。不久剧团接到通知，月底赴香港演出。上级领导关照我们，这次去除了演出任务，还是一次在香港同胞面前树立内地良好形象的机会。确定下赴港日程之后，我们一面继续演出，一面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越剧院对《红楼梦》的演出阵容进行了调整和充实，薛宝钗由吕瑞英扮演，王熙凤由金采风扮演，这也就是后来电影版的演员阵容。

1960年底，上海越剧赴港演出团抵达香港。在广州深圳演出时，已有不少香港观众看过我们的戏，口口相传演出如何精彩，因此越剧在香港可以说是未演先热。 《红楼梦》首演后，更是轰动了港九，票房十分火爆，十八港币的票价被炒到三百港币，依然一票难求。剧团在香港总共演出三十七场，其中《红楼梦》占十八场。不但香港人争看红楼，就连台湾的观众也转道来看我们的演出。一位观众千方百计四处弄戏票，一连看了七场，朋友责怪她，说她独占这么多戏票，许多人连一场也没有看到。她说：“别的事我可以让人，独有这件事，只好请你们让我一回。 ”有些观众因为实在买不到戏票，但又不甘心离去，就在戏院门口看看海报，听听戏院里传出来的音乐声，望梅止渴，聊胜于无。

每场演到 “黛玉焚稿”、“金玉良缘”和“哭灵出走”这三场戏时，台下观众总是屏息凝神、频频拭泪。甚至有一位不懂中文的印度尼西亚观众，看到孤苦伶仃的林黛玉最终含怨死去时，也情不自禁地哭起来。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悲伤？他答道：“虽然我听不懂唱词和对话，但完全能体会人物的感情。”通过越剧团的演出，香港各界对内地的印象也有所改观，有人说，越剧演员们一个个脸色红润，精神饱满，如果真像传言说的那样，内地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排出那么好的戏来？一位香港本地音乐家本来是推崇西洋音乐的，可是当《红楼梦》的伴奏响起，他就觉得十分动听，很有地方色彩，后来越听越觉得越剧音乐优美，有的地方抒情，有的地方昂扬，有的地方悲凉，激发起他对中国传统民乐的兴趣来。

这次赴港演出的最大收获，是直接促成了电影《红楼梦》的拍摄。 《红楼梦》在香港引起轰动后，几家电影公司都抢着想投资拍摄，电影导演朱石麟接连看了好几场，发誓要拍这部电影。在越剧团留港期间，金声影业公司在清水湾试镜“黛玉进府”一场，开镜那天，众多明星、编剧、导演、制片纷纷前来道贺，如夏梦、石慧、陈思思、李嫱、龚秋霞、朱虹、傅奇、高远、鲍方、谢贤、李萍倩、胡小峰、陈娟娟等，可谓星光熠熠。

导演朱石麟先生简单介绍了这场戏的拍摄过程，以及我们站的机位、角度等。当天的拍摄很顺利，基本都是一次过，朱石麟似乎也比较满意。我们对化妆和布景提了一些意见，便随越剧团返沪。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否定了在香港拍摄这部电影的可能性，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电影还是在上海拍，由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金声影业公司提供全部胶片、摄影设备以及布景化妆所需的材料，朱石麟担任艺术指导，他的学生岑范执导。

电影《红楼梦》全部采用内景拍摄，在海燕厂搭了三个摄影棚置景，花园楼阁、小桥流水，无一不包。当时有关部门规定，国内发行每部彩色影片只付给电影厂七十万元，由于《红楼梦》布景繁多，成本高达八十多万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成本，文化部特批按实际成本加电影厂的利润收购。香港寄来的胶片都是从德国进口的，领导要求摄制组精打细算，节约用片。因为当时国家进口彩色胶片数量较少，节余的底片又为电影厂多拍了几部彩色片。

1961年夏天，正当大家紧锣密鼓地筹备开拍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华，周恩来总理安排我们在杭州饭店演出《红楼梦》招待朝鲜代表团。在演出结束后的宴会上，金日成得知我们这支“上海小姐”队伍曾经在朝鲜战场度过八个月，他激动地站起身频频敬酒，称呼我们为“战友”，并邀请我们带着《红楼梦》去朝鲜演出。

为此，电影摄制组的工作只得中断。9月初，我们剧团和当年一样，坐车先过鸭绿江。为庆祝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们在平壤富丽堂皇的牡丹峰剧场演出了 《红楼梦》，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科兹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和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一起观看了演出。当大幕落下，台下掌声不息，我们一次一次地谢幕。金日成和邓小平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金日成说：“这是中国文学的古典名著，你们演得很好！ ”并当场提出由平壤国立古典剧场排演《红楼梦》。我们欣然应允，把中国戏曲的“手眼身步法”传授给朝鲜艺术家。

1962年底，我和玉兰大姐再次赴朝，观看了朝鲜唱剧《红楼梦》的演出并做了辅导。 《春香传》和《红楼梦》，就像是两国民间互赠的艺术“种子”，在异国的土壤里生根开花。

10月，我们结束访朝回国，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汇报演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演职员，并请我们全团吃饭。席间再次谈起《红楼梦》，总理考我：“你知道‘焚稿’中那句唱词‘冷月葬诗魂’出自《红楼梦》哪一回？”我答，是黛玉中秋赏月和史湘云联句。总理又问：“那上一句是什么？ ”我应声答道：“史湘云的‘寒塘渡鹤影’。 ”总理高兴地说：“对对……”当我们提到剧中的精彩词句并即兴演唱时，总理击节和声，十分激动。他说：“你们演了那么多遍《红楼梦》，走，我带你们去看看真正的大观园。”原来，当时有一些红学家提出，北京恭王府花园遗址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相似之处。总理说：“你们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说不定对表演有帮助。 ”他马上打电话叫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红学家王昆仑，让他把恭王府的图纸一起带来。

午饭后，总理带着王昆仑等一起陪我们游览恭王府花园，总理见恭王府门口有一幢小洋楼，对王昆仑说：“楼房造在这里，跟王府的风格看起来很不协调。 ”王昆仑忙解释说，这楼是准备拆的。这个王府花园与《红楼梦》的描写的确十分相似，而且也能把活水引进园内。花园里有个戏台，后面竹林围绕，很像书中的潇湘馆。走过那里时，总理开玩笑问我：“王文娟，这个潇湘馆你满意吗？ ”我说：“不满意，潇湘馆边上搭了个戏台，也太吵了吧。”总理笑着对王昆仑说：“你听见了吗？我们的林妹妹不满意这个潇湘馆呢。 ”

1961年11月，电影《红楼梦》正式投入拍摄，历时八个多月，直到1962年夏天才全片完成。影片完成后，在香港放映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打破了当时国语片的卖座纪录。电影《红楼梦》解禁上映时，在全国出现了万人空巷的热烈场面，许多地区不分昼夜二十四小时连续放映，看过十次以上的观众大有人在，“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唱词，也成为全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语。

越剧《红楼梦》已经成为一部写进历史的作品，而它的成功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是历史际遇和集体努力的共同杰作。作为演员，能够参与这样一部经典作品的创造，是我的幸运与荣耀。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四、周总理关心越剧《红楼梦》

早在1955年，编剧徐进就着手筹划改编《红楼梦》。刚开始时，院里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这样一本一百多万字的文学名著，要改成三小时的戏，谈何容易？就算写好了，又有谁能演？”一天，伊兵和徐进到大众剧场看戏，演出结束到后台，伊兵突然问我：“王文娟，你敢不敢演林黛玉？ ”我正在卸妆，随口就答：“敢啊。 ”伊兵问：“你能演好吗？ ”我不假思索地说：“演不好砍我的头！ ”伊兵大概也没想到我会脱口而出立下“军令状”，他一愣，随即笑起来：“你这么有信心？好哇！ ”虽然只是一句玩笑之语，但从内心来说，我的确很想演林黛玉这个角色，她丰富的个性，独特的气质，对演员来说太有诱惑力了。

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目，《红楼梦》成为全院瞩目的焦点。当时越剧院人才济济，由哪个团来排演，院里讨论了很久。幸运的是，这个戏最终决定由我们二团演出，钟泯担任导演，吴琛任艺术指导，作曲顾振遐、高鸣，舞美设计苏石风。徐玉兰饰贾宝玉，我饰林黛玉，周宝奎饰贾母，陈兰芳饰宝钗，唐月英饰王熙凤，郑忠梅饰王夫人。

我感到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自己有机会扮演这个富有个性魅力的角色，担心的是，林黛玉实在不好演。 《红楼梦》这部名著的影响力太大了，每个人脑海里都有一个自己理想中的林黛玉，要把小说及剧本上的人物通过表演立体化起来，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重新读了《红楼梦》，有关章节仔细地、反复地读，还把不同人物的对话，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来。通过细读原著，我对林黛玉慢慢地熟悉了，了解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

1958年2月18日，越剧《红楼梦》首演于共舞台，连演五十四场，场场爆满，它的成功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和智慧。首先是编剧徐进，他聪明地在结构宏大的皇皇巨著中选取了宝黛爱情作为剧本主线，很多场面写得非常细腻感人，充分发挥了越剧的抒情特色。文字清新自然，雅俗共赏，比如“葬花”中大量运用了原著中的诗句，与原创唱词形成了浑然一体的效果。导演钟泯的出众才华，也为这出戏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钟泯说戏时简明扼要，点到为止，鼓励演员自主思考设计表演，而在排练时，他又总能及时抓住问题的关键，给予最好的建议。

《红楼梦》的唱腔设计通过作曲、演员和琴师共同合作，既体现了演员的个性风格以及对剧情角色的理解，也吸收了作曲等音乐素养较高的专业人员的意见。

《红楼梦》公演后不久，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开始，我们去南京、芜湖、武汉等地巡回演出，带去了 《红楼梦》、《碧玉簪》以及现代戏《平凡的岗位》和《邮递员来了》。

在武汉，我临时接到通知，随中国劳动人民观礼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一周年的庆典活动，并在红场观礼。苏联的初冬已经很冷，我们一般都是一件夹旗袍，外面穿一件大衣，作家谢冰心是我们团里的“老大姐”，她个儿小巧，夹袍外再套一件旗袍，一点也不显臃肿。听说我正在演出《红楼梦》，冰心大姐热心地跟我介绍了以前老北京才女闺秀的故事和做派，对我的表演也有不少启发。

在莫斯科，我们看了一出轻歌剧《小灯笼》。和传统歌剧不同，它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中国戏曲，表演生动活泼，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却完全能看懂剧情。演出结束后，我们参观了歌剧院后台，每个主要演员都有单独的化妆间，有沙发、钢琴等供演员休息、练唱，条件之优渥令我们羡慕不已。比起城市宽阔的街道，宏伟的建筑，苏联民间艺术蓬勃的生命力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在集体农庄、学校、街市，随着音乐声起，人人都是歌唱家、舞蹈家。以前我看电影《静静的顿河》，聚会时大家绕着桌子跳舞，无论年轻还是老迈，节奏韵律仿佛是天生的艺术家；去过苏联才知道，那是多么真实的场景。

1959年秋，我们带着《红楼梦》进京演出，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伊兵已调任北京工作，他来看我们，给胡野檎提意见：“别的剧团都在排练，你们却天天坐着‘摆龙门阵’。”接着几天我们拜访了兄弟剧团，见人家的业务果然抓得紧，这边导演给演员说戏，那边演员跟琴师练唱，整个排练厅既紧张又热闹，回来后我们也开始热火朝天地练功排戏。

《红楼梦》演出后，赢得了首都文艺界的一片赞誉，梅兰芳先生看了之后连说不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宴请文艺界人士，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迟到，大家要他罚酒三杯。夏衍解释说，因为要《红楼梦》戏票的人太多，他应接不暇只好躲了起来。

周总理和邓大姐也来观看了演出，并和全体演职人员交流。我们提出该剧的演出时间比较长，怕观众吃不消，但对如何压缩，心里又没有底。总理说：“那么厚的一本书，你们三小时演完，我看已经很精练了，再怎么压缩呢？ ”总理半开玩笑地说：“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越剧，假使没有好戏，人家都会点到我头上来，说我偏爱你们。现在一看，你们的《红楼梦》、《追鱼》真的都站住了。 ”

总理看戏很仔细，“台上的戏是艺术”，他指指字幕，对胡野檎说：“这布片上打的字也是艺术。你们有没有把字幕也看成艺术呢？你看，字写得不工整，有些地方还有墨汁，不干净。看了梅先生演的《穆桂英挂帅》了吧?他们的字幕就写得很好。 ”演出中，有的演员念白讲得比较快，总理说：“有些说白讲得太快了，像生活中跟熟悉的人讲话一样，听不清。”邓大姐插话：“演员戏越演越熟，说白也就越讲越快。可是对观众来说，每个字每句话都是陌生的，都要听清楚。一个字一句话没有听清，心里就发急，就会不痛快。 ”总理说：“演员在台上，既要进入角色，又要时刻为观众着想，这是演员应该掌握的本领。这是技巧问题，也是苦练问题啊。 ”

对于演出，总理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宝钗结婚时的凤冠太寒酸。我们戏里原本用的是红丝绒凤冠，总理说，薛家是四大家族之一，书中形容“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怎么连一个像样的凤冠都不买？总理开玩笑说：“如果越剧院没有钱给宝姑娘买，我来替你们出。 ”另一个意见是，当林黛玉临终时喜乐奏起，总理说：“林黛玉死了，怎么连个哀乐都不给？你们或许是为了表现贾宝玉娶亲时的效果，但这里应当先把观众的内心要求体现出来，然后再用喜乐作对比，否则观众的心情转不过来。 ”当天夜里，作曲顾振遐就把音乐改了。演出间隙，总理知道我们在演越剧《关汉卿》，特意派人接我和玉兰大姐去观摩了红线女、马师曾的粤剧版本，要我们多向兄弟剧种学习。总理还一再告诫我们，演员在台前接受鲜花赞美的同时，不应忘记那些幕后英雄的辛勤付出。

总理一直非常欣赏越剧 《红楼梦》，在“文革”末期，黄宗江听到周总理身边的医生说，总理在病榻上常听《红楼梦》，不止一次地微笑说：“王文娟演林黛玉就是合适！ ”他记下这一段，给我家寄来了封“匿名信”，我看了心里一惊，道临说：“看笔迹像是黄宗江的。”看完我们赶紧把信烧了，在那个非常年代，稍有不慎便会祸从天降，还可能牵连到别人。后来，我在北京见到邓颖超大姐，邓大姐激动地说：“恩来同志和我都喜欢听 《红楼梦》，他生病住院时，还要我们放录音给他听，‘焚稿’、‘哭灵’中有些唱词，他基本上都能背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