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帜的历史人物传记
——序刘长春著《王羲之传》
□陈振濂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耀眼的明星大师。几千年来的书法史,几乎就是一部以王羲之为开山祖的书法史——曾经有论者认为:中国书法史在过去是由文字书写史与艺术书法史两部分构成的。文字书写史包括从甲骨文、金文、秦篆汉隶以下的发展史,其特征是文字字体演变频繁,篆隶草章直到楷书;且书写者(书法家)不留名,没有名家意识与名作概念。而艺术书法史则当从魏晋南北朝的张芝、钟繇开始,王羲之是第一位标志性人物。这一时期文字字体演变几乎停顿,但书法艺术的追求却被大力张扬,而且名家、名作的意识极强,迄今为止,仍未消歇。如此一来,则自王羲之开始才有书法史(而不是文字书写史),于是才会有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的“开山祖”之一说。虽然这样的说法未必全面,但即此已可看出王羲之的超等重要性与超等的影响力。
关于王羲之的威望与影响力之巨大和无与伦比,学者们有各种说法。比如有说他是因为唐太宗推崇才成为一代书圣的;又比如他是因为有庞大的王字书风追随者代不乏人才成为经典传统的……但种种说法也未必都尽然,比如王羲之迄今为止并无一件真迹传世,流传的皆是摹拓与刻拓。这样的境遇,本来是不利于他作为经典与偶像的;又比如,王羲之一生既有世胄贵统之文化优越,又有忧患疾苦之生涯窘迫,其生平很难一以概之。即使是做官,也远远不足以震烁天下,更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赫赫功业。像这样的形象,本来也是和“千古一人”的书圣至高地位不相侔的。而我以为: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王羲之,实在是因为他有一卷《兰亭序》和有一个浙江绍兴兰亭的存在。有趣的是:《兰亭序》的传世,如果仅仅是真迹流传,有如《祭侄稿》之于颜真卿、《黄州寒食诗》之于苏轼一样,也无非是有一份经典而已。但《兰亭序》却是一卷摹本,原迹据说“已入昭陵”,后世为它的真假对错等等聚讼纷纭,于是陡然增加了许多悬念,它竟成了一个不知谜底的千古疑案,按今天的话说,是成了一个“公共话题”。又以有了一个“兰亭”之地,山明水秀,天朗气清外加曲水流觞,于是就有了以修禊为主的千年民俗风气的流传。这等于每年在替王羲之开“纪念会”。有《兰亭序》这样充满悬念的经典,又有“兰亭”这样的不可再生的独特人文“空间”环境,王羲之才有可能从一个艺术专业圈中的圣贤,转型成为大历史中的伟人。前者虽然地位尊崇,但影响力不出圈子之外;后者则是偶像与神,家喻户晓,万代楷模。只要兰亭地方的山明水秀不变,只要三月三的上巳修禊、曲水流觞不变,则王羲之必然永恒。
迄今为止,研究王羲之的著述论文汗牛充栋,有研究他的家族兴亡、门阀身世的;有研究他的南渡与到会稽以及当时行为的;有研究他仕途不顺遂、与世俗难相俯仰的;有讨论他与庾、谢、郗诸门的关系的;有研究他传世尺牍的流传经过的;有专心于这些墨迹尺牍文辞含义的;有研究收集关于他所书《兰亭序》的相关传说的;有研究他与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关系的;有研究他与王献之、王氏子弟之关系的;有研究他与卫夫人的师承、乃至他与钟繇、张芝的关系与书风来源的;有研究他在后世为何受唐太宗追捧史事的;有研究二王书风、魏晋笔法在后世的传承的;当然,还有以他为出发点,去研究《兰亭序》之真伪,宋代“兰亭学”学术史等等的……但尽管有如此多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角度,我们却还是希望有一部对王羲之生平作系统介绍与研究的著作,使学界对王羲之有一个完整而全面,尤其是一个相当“人文”的印象。
写人物评传可以有两种写法。小说家、历史学家写历史人物评传,一般会采取几种不同的视角:由于是历史人物评传,崇尚实学者会先从年谱年表出发,寻找到传主生平的基本脉胳,然后“照单抓药”,形成“传”再加上“评”。它的特点是处处坐实史事,十分可靠,但却难以勾划人物的音容笑貌与面对许多人生际遇时的心理活动状态——因为许多史实在被记录下来之后,都只表现为一种记录结果,但还有大量丰富生动的过程变化、可预料的变化和未可逆料的随机的变化,或许还会有改变原定结果的变化,却不可能在史书的词条记录上呈现出来。因此,相比于即时的事物、生平的变迁而言,年谱式的忠实可靠的人物传记,过于平面化,通常也是不那么可爱、不那么生动活泼的传记,它的可读性不会太强。而另一种方式,则是依据历史人物流传至今的几个生平转折的基点,填补上原有的空缺与不为后世了解的细节与过程,在缺乏史料与史实(或在需要人物“剧情”生动活泼)的情况下,加入许多空泛的想象,作一些无伤大雅的“戏说”。由于许多想象与戏说是今天的作者所为,于是它很难真正找到古代当时的感觉,遂蜕变为以今人想象之“戏说”,去填补传主古人在古代的生涯“空缺”的尴尬来。这样的人物评传,好看是好看的,纵横八极,趣味横生,只不过从反映人物本身的真实性而言,却是大有可虑的。
也许,站在书法史家的立场上去看王羲之,又可以把他看作先是“书圣”,其次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坊间又有几种王羲之传论的著作,是有意“忽略”其人物历史的发展轨迹而着重于其书法师承、传世经典以及艺术成就之类。这样的《传论》,却又太像书法评论,艺术批评的角度较明显,但作为历史人物的脉胳与线索,却又显得不太完整。谓为《王羲之书法评传》可,谓为《王羲之传》则不可。
刘长春先生的这部《王羲之传》,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的精心佳构。这不仅是因为:刘长春先生本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他的许多散文与学术随笔,在文学界已有相当的声望与令誉;而更为关键的是:他还是一位在上世纪80年代即投身于“书法热”的资深书法家,当年也曾作为“书法青年”为书法而热血沸腾奔走呼号过。在浙江书法界,他同样是资深人士。如果不是因为曾担任过相当的行政职务,本来应该是文学界与书法界的名流。现在由他来写这部《王羲之传》,以他在文学上与书法上都有30年以上的双重积累,自然是十分合适和妥贴的。
过去我们看书法家写的古代书家评传,对书法讲得头头是道,但在刻划人物性格、分析思想活动、理出传主人物一生的出处行藏等方面,则显然逊色多多;至于要做到文采斐然,颂之满口余香,更是难以企及。而我们再看单一的文学家写的古代书家评传,关注的倒是历史、人物的大立场,但仅仅把书法材料拿来做点缀,对于像王羲之这样的“书圣”而言,只是粗略地涉及专业皮毛,却无法使书法真正地贴切到传主的人生际遇之中,显然也是难以避免隔靴搔痒之讥的。刘长春先生的这部《王羲之传》,能够以上述两种模式的利弊作为参照,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出他作为文学家与书法家的双重优势,我以为是可以在目下众多的历史人物传记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在中国书画史的人物研究与发掘中,画家“评传”自上世纪60年代即出过一批,为最先进;书家“评传”则迄今为止所涉者尠,寥寥不过三五种,为较后起。刘长春先生的大著一旦行世,或许可为时世立一标杆、为学界开一风气?即使现在还做不到这样的高度,但我以为:应该有理由对刘长春先生作如此的期许——他的创作状态正属良好,他的笔耕势头也正健旺,假以时日,当别人还不太在意之际,或许他就可能悄悄地积累日月、积累笔墨,以跬步积为千里之行,以小流积为江河之淼。
犹忆去岁盛夏我曾有台州之行,当时应邀演讲的主题,好像是关于“城市文化”方面的内容。演讲休息时,许多听者热心提问的,却是书法问题,并以演讲未以书法为题而遗憾。刘长春先生也在席。而我仅滞留匆匆几个小时即返杭城,未能与长春先生等深入讨论,我亦至今引为遗憾。在台州的几个小时,脑子里不断闪现出的,却是鲁迅先生所提到的“台州式的硬气”。台州士风、民风“硬气”,做学问也未必不“硬气”。刘长春先生几十年笔耕不辍,正是这样一种“硬气”的性格使然。我衷心祝他在人物传记、在以书法为母题的写作中,也时时体现出这样的“硬气”。立定脚跟不放松,在当代书学理论界,他应该是能独树一帜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