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之死

一

王羲之结束了异乡异客的生活，现在和家人团聚一起。他还有了自己经营的一处庄园。园中有花，池中有鱼，架上有书，壁间有琴，几上有笔，可赏、可钓、可读、可寄、可一抒心中逸气。更有子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他的心情是相当舒展的。官场经历中的失意和烦恼，因为内外孙铜铃一般的笑声和天真活泼的举动而被他抛到九霄云外。每天，他做完自己的日课——临池习字以后，陪着他们读书、背诗、学书。还经常地带领着孙子孙女在自己的庄园游玩，自由地“迷失”在其中茂密的树林里。她发现了趴着一动不动的小刺猬，他看见了蹦蹦跳跳的小青蛙，小鸟啁啾，伴人歌唱。整个世界和它的树木都在孩子们欢笑的眼球中旋转……然后，暮色降临，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好朋友虽然不能像往日一样经常相聚，但是却时不时地来信，关心他的起居和生活。王羲之回信告诉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说是“足娱目前”、“足慰目前”，请他们放心，并勉励他们“惟愿珍重，为国为家。” 云无心以出岫。朋友们接信一看，墨花素笺，禁不住眼睛一亮，继而惊叹，羲之的字越写越洒脱而且神妙了。那是他心灵最自然的流露和笔下最真实的技巧。从传世的《远宦》、《丧乱》、《九月十七日》等帖来看，“一画之内，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豪芒”（孙过庭语）。随心意、随直觉、随手腕，但又不越出理性控制的轨道，有呼应、有避就、有变化，给人落英缤纷目不暇接之感，确实达到了艺术上的新的高度。不少专家甚至还认为这些杂帖才是正宗的“王字”，远胜于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宗白华说，那是因为“最深的心灵与他的环境世界接触相感时的波动”——美就是这样产生的。比较文学家的说法，又不一样了：“天下之有意为好者，未必好。而古来之妙书妙画，皆以无意落笔，骤然得之”（张岱语）。横说竖说，都行，只要在理，我觉得。

在王羲之过去的朋友中，也不乏“人一阔，脸就变”的。羲之归隐以后，人家躲着，再也不来凑热闹了，我们也是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分手是正常的，各有各的前程要趱奔。只有支遁还是过去的样子，飘然而来，飘然而去，像天上的一朵云。也不知道他到王羲之的庄园来了几次，住了多久。《世说新语》倒记载了这么一则逸事：“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如何？答曰：‘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 说明他还是经常去的，念着旧情。他看见一家老小都忙着在学会稽话，咿咿哑哑的像一群白颈鸟。小孩子口齿伶俐，可塑性大，一接触会稽方言，很快就讲得十分地道了。有时他们还会嘲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哑哑声”说不好会稽话哩，逗得支遁、王羲之眉开眼笑合不拢嘴来。

归隐庄园，摆脱了君臣关系的约束，没有了同僚之间庸俗的周旋和应酬，人也变得自由自在起来，可以“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朋友来了，有好酒；不来，三杯两盏，自斟自酌。看着没有星月的夜晚，风在林梢雾来去。闲下心来，还能听到河边传来的一阵阵捣衣声。孤独，或者寂寞，总是难免的。对付寂寞，陶渊明的办法是“乐琴书以销忧”，王羲之则“学而悟者忘餐。”以平常人之心，过平常人生活。对王羲之来说，退出了官场，也就是退出了名利场，权力场，人情冷暖，人面高低，名位利禄，什么都不在乎了，都可以不要了，只要一样：无灾无难，身体健康。

在庄园里，王羲之身边经常聚集着一些新朋友，他们都是书法的热爱者，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时，有人慕名向他请教书法或求字，他虽然珍重自己的笔墨却从来不摆名人的架子，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之为人，当然是清高的。他傲岸权贵，却不轻视平民。愿意和来人在藤椅上闲坐品茶、讨论书法。路过庄园的农夫遇到他，他也和他们聊天，聊家常、聊收成……于此，我们是可以感觉到王羲之其实有着深广的同情心与亲和力。下面是王羲之答复不知名者的两封信：

“君学书有意，今相与草书一卷。”

“飞白不能乃佳，意乃笃好，此书至难。”

在这两封信里，王羲之都提到了一个“意”字。他平日论书，往往喜欢用意字。何谓意？情意、意气、心意、随意、立意、意趣、笔意、新意，恐怕都是所要表达的内容。王羲之在《笔势论十二章》中云：“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即是。细审信中的意，因为是回答请教者的，从对方的笔迹中看出的“意”，也许还有性灵的意思。在王羲之心目中，书法是一种高难度的艺术，既有学问、见识、眼界、胸襟等要求，还有手上功夫与技巧，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成就为一个书法家的。而性灵却是一个人成就为书法家的必不可少的素质和基础。魏晋名士以风度相高，表现这种风度的书法也是潇洒蕴藉，自然就具有了一种超俗出尘之意。所以，后人有人认为写字贵有“意”，“意”难识而“法”易知（方孝孺语），这可能是王羲之的本意所在。

二

我一再提到王羲之的庄园，实在是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一千六百多年了，沧海桑田，现在恐怕连凭吊的地方都难找了。我们只记得他的家在会稽郡的剡中（今浙江嵊州），也是从王羲之身后走来的谢灵运、李白吟咏不辍的剡中。王羲之曾言：“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它的边上应该是鉴湖，或称镜湖，乃集山阴、会稽的三十六源之水而成，东西二十里，南北数里，萦带郊野，白水翠岩，互相映发，有若图画。谢灵运诗曰：“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夜宿石门诗》）。走进山中，那鸟声、风声、山禽声、野虫声、松声、泉声，声声入耳，多么动听。大诗人李白在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时期，曾说自己“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秋下荆门》）；以后隐居庐山的时候，还常常思念着剡中，说是“云山海上出，人物镜中来”（《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这人物当然包括了书法家王羲之、诗人谢灵运等等这些大腕。

剡中是美丽的。

王羲之的庄园，就坐落在这片明山秀水中。说起它的规模当然比不上西晋的石崇，也不及后来居上的谢康乐。谢灵运曾作《山居赋》，他的别业在始宁（今浙江上虞）。诗人之笔，让我们如历其境：“田连岗而盈畴，岭枕水而通纤”；他的北山居宅，则“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群峰参差出其间，连岫复陆成其坂。众流溉灌以环近，诸堤拥抑以接远；”环境既具自然山水之胜，而又兼得人工建筑之美。王羲之的庄园虽然小些，却也有山、有水、有茂林、有修竹，还有田地、农场，远远近近，一片一片的样子，规则，也不规则，种了果树，桃花红、李花白，他还喜欢白鹅，猜想也是养了一群的……诗意使栖居成为栖居，有了无穷的意味和无限的亲切。

三国魏晋时代的士族世家，除了他们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求田问舍”，还是十分重视经济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地主。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每天饿着肚子，没精打彩，无论如何，名士们也是潇洒不起来的。陶渊明最穷，总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不然，哪里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雅兴。也许，“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

正是因为吃穿不愁，有了更多的闲暇日子，王羲之说他自己可以“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乃至“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 “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可以“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按照我的猜想，他“穷诸名山”一定是去过天姥山、天台山、雁荡山、四明山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在游山玩水中发现山水的自然之美——这种快乐和幸福是过去没有体会的。他对自己，也对朋友说，这样就是快乐和幸福了。然而这是用痛苦换来的快乐和幸福。如果变成“顽石”就更幸福了，可以对混浊的政治，卑鄙的人事不见不闻，无知无觉。

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本性谋求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享有闲暇”。而谋求闲暇，是以行田视地利为基础的。那时，艺术品还没有成为商品，不像今日的书画家，一经炒作便身价百倍，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王羲之虽然写得一手好字，名声也大，但是，书法和名声却当不得饭吃的。明知不能当饭吃，仍然热爱书法，当作日课，这就是一种纯粹，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精神上的“富翁。”他是贵族，当然不能亲自去种田；他又是地主，是靠收租和好的年成养活全家。他不以“躬耕”而自我标榜。王羲之说的是大实话，不虚伪，不做作——这也是我特别欣赏他的地方。

魏晋时代所谓的名士风度，其实是很注意外在形象的。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往往只露出“冰山一角”，即便是天大的喜事还是天大的灾祸从不形之于色，让你摸不着底子。阮籍和朋友一起下棋，忽然传来老母病死的消息，他听后面无表情，照样下棋。棋毕回到家中，却大碗喝酒，然后愊抑失声，迸涕交挥，直到大口大口地吐血。谢安也是这样，听到淝水大捷的消息声色不动，棋罢回家过门槛时高兴得竟把屐齿都折断了。“谢安折屐”——那是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典故。李白诗说：“吴风谢安屐，白足傲履袜”；苏轼也有诗：“新诗到中路，令我喜折屐。”王羲之的一生似乎没有这样的矫情和做作，没有伪贵族气。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王羲之现在真的可以优游山水，忘情世事了。自从他三十多岁走上仕途，在官场寄迹二十多年，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从政，回顾旧日往事，那一件件、一桩桩、一幕幕不都是这样：“你用聪明智巧对付人，人也要用聪明智巧对付你，你用武力刑威压迫人，人也要用暴力反抗你。你也有为，他也有为，大家都无所不为，从这里便生出争夺残杀权谋诈力虚伪和罪恶，于是社会人心日趋于紊乱，无法挽救了”（刘大杰《魏晋思想论》）。这样的政治是他所厌恶的。“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王弼《老子》注）。百官各尽其能，万物各适其用。耕田的耕田，织布的织布，建筑的建筑，尸祝的尸祝，使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无为而无所不为。他觉得，如果圣人当政，就应明白这一点。他明白了而“圣人”没有明白，说明当政的也不是圣人，这是可悲哀的。屈子行吟泽畔，痛苦的也就是没有人明白他的心志。现在，他想既已归隐就应避开“浮云”，忘却朝政，可是还要念念不忘，真是不可救药了。有时他也责怪自己，觉得这是一种瞎操心，操碎了心，也是白搭。

三

在剡中，他又结识了道士许迈。他本来受家庭影响，信奉道教，现在得了宽余，显得更加虔诚了。

道教是中国国教。东晋时代出了一个葛洪——道教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葛洪著有《抱朴子》，宣扬神仙不死之术。人之长生，寿无穷巳的办法就是炼丹服药。他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据他说，还有一种“九转金丹”，即使是凡人吃了，三天之内便可白日飞升，飞升到神仙的世界里去。神仙过的是什么一种日子？“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葛洪《抱朴子·对俗篇》）。这样的日子，哪里还有什么人生的烦恼和不称意的。这样的日子谁不向往呢？不过，在王羲之的精神信仰里，除了道教，还有老、庄的道家思想。现在，他觉得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过一种新的生活。享福人福深还祷福，说白了，就是想不死。

说不死的惟有道教。你看，许迈于山中炼气，登岩茹芝，有异功，“一气千余息”（《晋书·许迈传》），足于天然，安于性命，就像山中的活神仙。王羲之与他结为世外之交，经常地和他一起探讨人生、养生和长生的问题，清坐相对，整日忘归。天地之大，似乎只有他们两人而已。后来，许迈又写信告诉王羲之：“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晋书·许迈传》）。——那好像是远方的一种召唤。于是，他又不远千里，一路寻访，过天姥，越钱塘，涉九溪十八涧，登浙江第一高峰——天目山（在临安县西北二十五里）。过去他没有闲暇，现在有了。那一路风光是值得慢慢地走慢慢地欣赏的。那时，许迈结庐隐居在天目山。羲之访他，有时不遇，松下问童子，说是师傅采药去了，不知归期而只知在此山白云深处——让人心里揣着一份想象。

访道以外，王羲之还性喜服食养生。魏晋时代多名士，我们现在所说的“名人效应”在那时的上流社会更是风行云从很有市场的。比如说，清谈成风，我上文已经多有涉及。名士清谈时，“盛于尘尾”，往往执一柄尘尾，在手上摇来摇去，也是时尚的一种，只不知道这“尘尾”是羽扇还是拂尘？又比如说，晋人爱美，以白为美，所以长得不白的，就喜欢傅粉，行步顾影，“动静粉帛不去手”。再比如，晋人重养生，又以服五石散为时髦。五石散是一种药，据说“人吃了能转弱为强，”而且“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鲁迅语）。

王羲之从小病弱，身体不是强壮一类的，他出身望门，又不缺钱，当然更要吃药了。所以，服五石散以养生的习惯保持了一生。

据鲁迅先生的考证，服五石散，还要用解药，散发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而且要走得全身发烧。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旧的衣服不可，走路也不穿鞋袜而穿屐。想来，王羲之心里一定也是苦不堪言的。不了解当时情形的人，以为晋人轻裘绶带，宽衣，是潇洒出尘的表现，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不穿鞋袜而穿屐，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这是很可笑的。

四

游山玩水，携子抱孙，访道服药，读书写字，构成王羲之晚年的生活画卷。他好像出世了，真的把世间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可是，他也难得总是安静。他生来就不是为了过恬静的日子的。由于王羲之的为人、政声和盛名，朝廷上的一些朋友和有识之士，不断地写信给他，希望他重返廊庙为国出力。对于他们的好意，王羲之一次又一次地谢绝了。

从王羲之一生的行状来看，他无意执著于仕途，然而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原因走上了官场，既为官，就想做一个好官，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才能和力量，现在既然已经辞了官，好马不吃回头草，当然不想再看别人的脸色了。史书上说：“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这颇有体面的官方话语，则让我从中看到王羲之挥挥手，说声“拜拜”时，那一以贯之的高气不群，迈世独傲——骨子里的高傲。遗憾的是，他的身体却因为长期服食五石散和所谓的“灵芝仙草”，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经常生病，浑身没有气力，少时旧病的发作的周期也越来越短，并因此而痛苦不堪。

可是在他心里却依然难以忘情世事。活着，既生活在过去中，也生活在现实里，无法蒙着眼睛过日子，总是有着取之不尽的内心活动。这也折射出作为立体的多棱的耐人寻味的王羲之的人性的复杂性。

升平三年（359），前燕进逼洛阳，继而又攻打东阿。东晋被迫北伐，指派了豫州刺史谢万出征。一听到这消息，王羲之连忙写信给当政的桓温，觉得用人不当，作为多年知根知底的朋友，他对谢万是太了解了。然后又写信告诫谢万，希望他与将士同甘共苦，爱护、尊重部下。可是，恃才傲物的谢万没有把老朋友的告诫放在心上，兵败，单骑逃归。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为前燕所攻掠。谢万由是被废为庶人。

王羲之关心着朝廷的情形和全国的局势，他从内心感到了不安，感到了隐忧，这种忧伤甚至比别人更加敏锐，更加不可断绝。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怎一个愁字了得！”然而他又感到自己无从措手与无能为力，禁不住整日长吁短叹。他的心事找不到可以共鸣的读者。许多往事，搁在心里，不是说扔就能扔的。长子玄之走得早，没有婚配也没有子嗣，只留下一首《兰亭诗》。他记得是五言：“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 人生禀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不想，一病，就再也没有活过来。还有延期、官奴（王献之小名）的小女，多可爱的两个孙女，并得暴疾，遂至不救，十来天间又先后夭命，从此再也听不到她们铜铃一般的笑声了。一段时间里，王羲之心情相当低落。朋友来信劝慰，他也提不起精神复信，要在过去，他是信来即复的，因为写信是他生活里的一大乐趣。一拖再拖了，他才写信告诉朋友说自己：“痛之缠心，无复，一至于此。可复如何，临纸咽塞”——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有时，他也常常掉进回忆之中，回想他的童年和少年，回想他的学习书法的过程，回想山阴兰亭会的盛况，回想他的故乡临沂，他已经整整四十多年没有回过故乡，可是，故乡“日暮途且远”，关山迢递，战乱不断，不知归日是何年何月，看来，会稽就是归处，就是他的终老之地了……日子一天一天地打发过去，人也一天一天衰老下去。“回忆不过是远了、暗了的暮霭”（绿原诗），没有一个思念不在他的心中引起死的感触。

五

对于痛苦的人，死却来得那么地缓慢。

终于来了。

升平五年（361）的春天，像过去所有的春天一样，在迎来一场飞雪以后，不慌不忙地来了。江南草长，群莺乱飞，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春天是容易引发想象的季节：“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穆旦诗）；“如其春天只有一次的相遇，那该是怎样的不舍得失去”（林庚诗）。可是他却病倒在卧床上，再也无法郊游和踏青了。一天，正是落日时分，他自知大限到了，忽然地把儿孙都叫到床前，交代了后事，然后安详地闭上眼睛，走了，“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或者说，因为死使他获得生前所不能得到的幸福：即回到他的故乡。死后，他的家人没有发表讣告，然而我们知道，他，享年五十九。

王羲之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建康，朝廷谥赠金紫光禄大夫。生前他想得到的却没有得到，死了，这就显得多余了！他的几个儿子遵照他的遗嘱，固辞不受。

我猜想，王羲之的临终交代很简单：死了，埋掉，不要悲伤，不要惊动人家，也不要带走什么。哲人其萎，全无挂碍，就像万物之枯死，太阳之西沉，一切归于自然——归于自然之道便是人生最好的终结与归宿。

他的身后，留下的文稿、诗稿和大量的尺牍，以后被人不断地摹写、刻石、向拓与印刷，唐时有碑（怀仁集王字《圣教序》），宋有“阁帖”、“澄清”、“大观”，明清有“真赏”、“三希”，他的追随者、学习者、热爱者、崇拜者，历朝历代，多得无法统计……一日千载，兰亭修葺后一千六百三十年，以舒同先生为首，来自全国的三百位书家齐集山阴兰亭，流觞于曲水之间，挥笔于右军祠内，兰亭旧事，重话当年，沙孟海先生说：“永和无此盛况。”说到书法，谁也绕不开这位去世的巨人，我们，所有的后来人，都是他的财产继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作为生的一部分而永存。

“死而不亡者寿。”——这是老子《道德经》里的话。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合一”。

——那么，王羲之可以永生了。

编者小语

刘长春的新作《王羲之传》最近完成，这是他继《宣纸上的记忆》之后，又一部从书法角度探究中国文化人心灵秘密和民族心理的力作。

书法是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刻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特质。可以说，在中国书法千年不绝的一缕幽香中，隐藏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的核心密码。当年，风华绝代的李叔同看破红尘，一袭袈裟了余生，这位弘一法师抛弃了几乎所有尘世的享乐和喜好，唯一留下的就是书法，成为他最后的一个精神寄托。

而从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王羲之生平入笔，显然是探究书法和中国文化无穷奥秘的一个极佳入口。奇妙的是，尽管王羲之光耀千年，家喻户晓，但除了《晋书》中的千余字小传，居然历来没有王羲之传记存世，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之谜。所以，刘长春的新作《王羲之传》注定是引人注目的。

目前，香港三联书店已经与作者签约，即将在香港和内地出版《王羲之传》。征得作者同意，本报先行刊登其中一章，并邀请兼为书法家的作者题写标题，以飨台州读者。限于版面，编者作了部分删节，为了便于阅读还作了分节，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独树一帜的历史人物传记

——序刘长春著《王羲之传》

□陈振濂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耀眼的明星大师。几千年来的书法史，几乎就是一部以王羲之为开山祖的书法史——曾经有论者认为：中国书法史在过去是由文字书写史与艺术书法史两部分构成的。文字书写史包括从甲骨文、金文、秦篆汉隶以下的发展史，其特征是文字字体演变频繁，篆隶草章直到楷书；且书写者（书法家）不留名，没有名家意识与名作概念。而艺术书法史则当从魏晋南北朝的张芝、钟繇开始，王羲之是第一位标志性人物。这一时期文字字体演变几乎停顿，但书法艺术的追求却被大力张扬，而且名家、名作的意识极强，迄今为止，仍未消歇。如此一来，则自王羲之开始才有书法史（而不是文字书写史），于是才会有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的“开山祖”之一说。虽然这样的说法未必全面，但即此已可看出王羲之的超等重要性与超等的影响力。

关于王羲之的威望与影响力之巨大和无与伦比，学者们有各种说法。比如有说他是因为唐太宗推崇才成为一代书圣的；又比如他是因为有庞大的王字书风追随者代不乏人才成为经典传统的……但种种说法也未必都尽然，比如王羲之迄今为止并无一件真迹传世，流传的皆是摹拓与刻拓。这样的境遇，本来是不利于他作为经典与偶像的；又比如，王羲之一生既有世胄贵统之文化优越，又有忧患疾苦之生涯窘迫，其生平很难一以概之。即使是做官，也远远不足以震烁天下，更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赫赫功业。像这样的形象，本来也是和“千古一人”的书圣至高地位不相侔的。而我以为：王羲之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王羲之，实在是因为他有一卷《兰亭序》和有一个浙江绍兴兰亭的存在。有趣的是：《兰亭序》的传世，如果仅仅是真迹流传，有如《祭侄稿》之于颜真卿、《黄州寒食诗》之于苏轼一样，也无非是有一份经典而已。但《兰亭序》却是一卷摹本，原迹据说“已入昭陵”，后世为它的真假对错等等聚讼纷纭，于是陡然增加了许多悬念，它竟成了一个不知谜底的千古疑案，按今天的话说，是成了一个“公共话题”。又以有了一个“兰亭”之地，山明水秀，天朗气清外加曲水流觞，于是就有了以修禊为主的千年民俗风气的流传。这等于每年在替王羲之开“纪念会”。有《兰亭序》这样充满悬念的经典，又有“兰亭”这样的不可再生的独特人文“空间”环境，王羲之才有可能从一个艺术专业圈中的圣贤，转型成为大历史中的伟人。前者虽然地位尊崇，但影响力不出圈子之外；后者则是偶像与神，家喻户晓，万代楷模。只要兰亭地方的山明水秀不变，只要三月三的上巳修禊、曲水流觞不变，则王羲之必然永恒。

迄今为止，研究王羲之的著述论文汗牛充栋，有研究他的家族兴亡、门阀身世的；有研究他的南渡与到会稽以及当时行为的；有研究他仕途不顺遂、与世俗难相俯仰的；有讨论他与庾、谢、郗诸门的关系的；有研究他传世尺牍的流传经过的；有专心于这些墨迹尺牍文辞含义的；有研究收集关于他所书《兰亭序》的相关传说的；有研究他与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关系的；有研究他与王献之、王氏子弟之关系的；有研究他与卫夫人的师承、乃至他与钟繇、张芝的关系与书风来源的；有研究他在后世为何受唐太宗追捧史事的；有研究二王书风、魏晋笔法在后世的传承的；当然，还有以他为出发点，去研究《兰亭序》之真伪，宋代“兰亭学”学术史等等的……但尽管有如此多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角度，我们却还是希望有一部对王羲之生平作系统介绍与研究的著作，使学界对王羲之有一个完整而全面，尤其是一个相当“人文”的印象。

写人物评传可以有两种写法。小说家、历史学家写历史人物评传，一般会采取几种不同的视角：由于是历史人物评传，崇尚实学者会先从年谱年表出发，寻找到传主生平的基本脉胳，然后“照单抓药”，形成“传”再加上“评”。它的特点是处处坐实史事，十分可靠，但却难以勾划人物的音容笑貌与面对许多人生际遇时的心理活动状态——因为许多史实在被记录下来之后，都只表现为一种记录结果，但还有大量丰富生动的过程变化、可预料的变化和未可逆料的随机的变化，或许还会有改变原定结果的变化，却不可能在史书的词条记录上呈现出来。因此，相比于即时的事物、生平的变迁而言，年谱式的忠实可靠的人物传记，过于平面化，通常也是不那么可爱、不那么生动活泼的传记，它的可读性不会太强。而另一种方式，则是依据历史人物流传至今的几个生平转折的基点，填补上原有的空缺与不为后世了解的细节与过程，在缺乏史料与史实（或在需要人物“剧情”生动活泼）的情况下，加入许多空泛的想象，作一些无伤大雅的“戏说”。由于许多想象与戏说是今天的作者所为，于是它很难真正找到古代当时的感觉，遂蜕变为以今人想象之“戏说”，去填补传主古人在古代的生涯“空缺”的尴尬来。这样的人物评传，好看是好看的，纵横八极，趣味横生，只不过从反映人物本身的真实性而言，却是大有可虑的。

也许，站在书法史家的立场上去看王羲之，又可以把他看作先是“书圣”，其次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坊间又有几种王羲之传论的著作，是有意“忽略”其人物历史的发展轨迹而着重于其书法师承、传世经典以及艺术成就之类。这样的《传论》，却又太像书法评论，艺术批评的角度较明显，但作为历史人物的脉胳与线索，却又显得不太完整。谓为《王羲之书法评传》可，谓为《王羲之传》则不可。

刘长春先生的这部《王羲之传》，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的精心佳构。这不仅是因为：刘长春先生本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他的许多散文与学术随笔，在文学界已有相当的声望与令誉；而更为关键的是：他还是一位在上世纪80年代即投身于“书法热”的资深书法家，当年也曾作为“书法青年”为书法而热血沸腾奔走呼号过。在浙江书法界，他同样是资深人士。如果不是因为曾担任过相当的行政职务，本来应该是文学界与书法界的名流。现在由他来写这部《王羲之传》，以他在文学上与书法上都有30年以上的双重积累，自然是十分合适和妥贴的。

过去我们看书法家写的古代书家评传，对书法讲得头头是道，但在刻划人物性格、分析思想活动、理出传主人物一生的出处行藏等方面，则显然逊色多多；至于要做到文采斐然，颂之满口余香，更是难以企及。而我们再看单一的文学家写的古代书家评传，关注的倒是历史、人物的大立场，但仅仅把书法材料拿来做点缀，对于像王羲之这样的“书圣”而言，只是粗略地涉及专业皮毛，却无法使书法真正地贴切到传主的人生际遇之中，显然也是难以避免隔靴搔痒之讥的。刘长春先生的这部《王羲之传》，能够以上述两种模式的利弊作为参照，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出他作为文学家与书法家的双重优势，我以为是可以在目下众多的历史人物传记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在中国书画史的人物研究与发掘中，画家“评传”自上世纪60年代即出过一批，为最先进；书家“评传”则迄今为止所涉者尠，寥寥不过三五种，为较后起。刘长春先生的大著一旦行世，或许可为时世立一标杆、为学界开一风气？即使现在还做不到这样的高度，但我以为：应该有理由对刘长春先生作如此的期许——他的创作状态正属良好，他的笔耕势头也正健旺，假以时日，当别人还不太在意之际，或许他就可能悄悄地积累日月、积累笔墨，以跬步积为千里之行，以小流积为江河之淼。

犹忆去岁盛夏我曾有台州之行，当时应邀演讲的主题，好像是关于“城市文化”方面的内容。演讲休息时，许多听者热心提问的，却是书法问题，并以演讲未以书法为题而遗憾。刘长春先生也在席。而我仅滞留匆匆几个小时即返杭城，未能与长春先生等深入讨论，我亦至今引为遗憾。在台州的几个小时，脑子里不断闪现出的，却是鲁迅先生所提到的“台州式的硬气”。台州士风、民风“硬气”，做学问也未必不“硬气”。刘长春先生几十年笔耕不辍，正是这样一种“硬气”的性格使然。我衷心祝他在人物传记、在以书法为母题的写作中，也时时体现出这样的“硬气”。立定脚跟不放松，在当代书学理论界，他应该是能独树一帜的。

是为序。

与“书圣”相见于悲欣交集处

——读刘长春先生《王羲之传》

□林 非

长春先生从台州寄来还飘散着墨香的《王羲之传》原稿，我轻轻地取出文本，在炎热的天气中间，兴致勃勃地阅读起来。

长春先生既擅长散文创作，又精于书法艺术，由他来撰写这位“书圣”的传记，一定会笔底生花，才思横溢，在清朗隽永的文字之间，诉说出多少对于文化和生命的感悟。他于去年出版的《宣纸上的记忆：中国古代书法人物小影》，已经让我读得津津有味，颇受启发，时常盼望着能够继续读到他崭新的篇章。

正是在此种流连忘返的情绪中间，我读完了长春先生这部传记。一边仔细揣摩，一边击节赞赏，真佩服他把握历史和描绘人物的能力。他写出了一千六百多年前那个充满战乱和灾难的岁月，写出了王羲之骨格清奇的人格之美、孤高之美和书法之美。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在高门望族与名士显宦的生活圈子里，当儒学衰微和道家思想弥漫于人们的心灵之际，王羲之无论是为官、为人，是如何坚持自己人生的理想，如何发挥出自己天赋的才智，经过刻苦的磨练，最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书法大家的命运和记忆，在我们的阅读中复活了。从时代环境的勾勒和渲染，直到人物性格的刻画与摹写，在长春先生的笔下，真显得是多姿多彩，而又顺理成章，这样当然就容易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认同和喜爱，并且会深深地留存在心中，增添了自己对于华夏传统文明的理解。

读完了长春先生这部形象生动而又涵义深邃的传记之后，确乎是将我原来对于王羲之零星的记忆，很通畅和完整地梳理与贯通起来，还唤醒我回忆起五六十年前浏览《晋书·王羲之列传》和《世说新语》时的种种情景。“温故而知新”。应该说，这种阅读效果，完全得要感谢长春先生如此灵动和成功的抒写了。

在当时那种紊乱、惨酷与幽暗的社会环境中间，正统儒学逐渐显出了自己迂腐甚或是虚伪的精神面貌，从而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于是主张自由解脱与放任无为的老庄哲学，开始得到广泛的流传。在这样充满了动荡和惶惑的时代里面，王羲之确实是一位很值得尊重的历史人物。他面对着到处弥漫的谈玄论佛的气氛，却很清醒地反对沉溺于清谈的风尚。他跟谢安诉说的这一席话语，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主张在当时“四郊多垒”之际，“宜人人自效”，真可以说是关怀现世的黄钟大吕之音。还有他那篇著名的《兰亭集序》，对于如何生存于人世的哲理，也怀着一种积极上进的心态。他虽然并不热心混迹于仕途，还屡次辞让，可是在官场任职之时，却经常上书朝廷，力争减少繁重的赋役，还开仓赈灾，十分关心民间的疾苦。真是难能可贵，堪称楷模。从入仕到辞官归隐，长春先生确乎成功地把握了一个孤独与强韧的生命的心路历程。他不是“脸谱化”的简单描写，而是深入到历史与时代中，写出了王羲之人性与内心的复杂性。

又因为生活在这样较为自由和旷达的社会风气之中，就更容易保持自己天真烂漫与不谙世事的本性。譬如那位跟他早已存有嫌隙的王述，在升任扬州刺史的时候，因为自己任职的会稽内史，就得受其管辖了，气愤难奈之际，竟丝毫也不顾设置地方官吏的惯例，派人去朝中请求，将会稽郡划离扬州刺史的管辖，而置于特地为其新建的越州之下。如此荒诞的念头，自然受到了诸多名士的讥笑。不过从这样的笑声中，却也见出他心灵的深处，蕴藏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性。可是，长春先生不说“荒诞”，却说“天真与幼稚”，还说“慌不择路的时候，谁都会有些可笑举动的。我说王羲之‘幼稚’，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这就是贴着人心的一种体恤，是“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一种感悟。类似这样的文字，在这部传记中是不乏其例的。

在长春先生的这部传记里面，对于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阐述和评价，自然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贡献。在那个人的自觉的时代，“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长春先生又说：“时代给了王羲之一次机会，而且抓住了这一机会，在他的笔下，有些人认为不可能的东西变成了可能。”——这一论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通过反复比较、研究而得出来的。这对于读者朋友的欣赏书法艺术来说，一定会具有借鉴和启迪的作用。在书中印制得很精美的几十幅图片，正好就可以很方便地开始观摩与领悟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奥妙了。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言，历史学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读长春先生的《王羲之传》，与“书圣”相见于悲欣交集处，使人思接千载，浮想联翩。好在我们已经打开了这本书，如果每一个读者都能读出自己心目中的王羲之，这是一桩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梁立新

王羲之作为“书圣”的名声与影响，可谓妇孺皆知。粗通文墨者，无论是否爱好书法，大多知道王羲之和他的传世之作《兰亭序》。但这位“书圣”结缘天台山的故事，估计知道的人不多。即使是本地人，也少有人了解这段渊源。

华顶山上，曾经竖立过王羲之独笔鹅石碑。这块石碑具体何时立于华顶山，史料已无从查考。现在能够查到的资料表明，清代天台籍书法家曹抡选，根据前人传说，在华顶山上找到了鹅字碑，但半边已经残破。为了使“书圣”的杰作传之后世，曹抡选花了整整七年时间揣摩、练习，最终把已经残破的鹅字碑补完整，使之成为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这块半边为王羲之真迹、半边为曹抡选仿作的石碑，后来被移到了国清寺内，嵌在墙壁中保护起来，至今完好。那龙飞凤舞、气势不凡的书法，吸引了无数游客在石碑前照相留念，有的还比划着学习独笔鹅的写法。

华顶山上，有因藏王羲之书写的《黄庭经》而得名的黄经洞。关于黄经洞，《天台县志》中记载的原话是这样的：“黄经洞在华顶山。以晋王羲之曾居此写《黄庭经》而得名。”宋代诗人胡融，曾在一首有关黄经洞的诗中写道：“架有黄庭经，犹是东晋纸。灿若锥画沙，其字大如指”，真是写得如临其境。到了明代，徐霞客游天台山时还特地去找黄经洞。只是他找到黄经洞后，却发现有一个和尚在洞口结庐修炼。为了挡风，用石块把洞口给封起来了。徐霞客在游记中记录了这一情况之后，最后以“大为叹惋”结束，表达了他对黄经洞未能引起世人重视的遗憾。华顶山上，有相传王羲之在此洗笔而使池水变黑的墨池。墨池位于现在华顶避暑山庄附近，对面照壁上刻着天台籍书法家陈益民先生书写的《记白云先生书诀》。

华顶山上有黄经洞、鹅字碑、墨池，说明当时的人对王羲之十分看重。直到明朝时，墨池附近还有“右军墨池”四字摩崖石刻。一些文人学士游览华顶山时还在诗作中题写墨池。明末隐逸诗人陈白与贾诗游览华顶山时，观景忆事，同以“墨池”为题作诗。陈白写道：“八重峰顶望群山，百谷东流去不还。惟有右军遗迹在，月波时落墨池间。”贾诗写道：“墨池千古覆青冥，内史当年书道经。换却白鹅今不见，空遗寒碧照山亭。”从“月波时落墨池间”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墨池，还能映照出月亮。到清代乾隆年间，齐召南曾在诗中写道“墨池到今草塞之，白云终古无尽时”，说明墨池里已经长满青草。现在，墨池虽然不像齐召南所见时那样“草塞之”，但依然被冷落，旁边连一块“晋王右军墨池”之类彰显此地乃王羲之临池学书之地的石碑也没有，游人到此，疏忽而过，不知此处竟是传说中“书圣”当年洗笔形成之墨池。“书圣”王羲之与天台山的特殊关系，何其珍贵，不啻是天台山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珍视。

王羲之书法作品《兰亭序》

安 厦

闻名天下的《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法作品中的巅峰之作，是中华民族的国宝。王羲之为什么能够在上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众多书法家中荣膺“书圣”尊号？除了他自身的良好素质外，是什么能量使其书法最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名人与天台山》作者许尚枢先生“世人但说兰亭好，忘却书源在白云”的诗句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即天台山是王羲之拜师白云、习养升华成为“书圣”的源泉。

王羲之与天台山有一份怎样的缘分呢？

王羲之的好友，东晋大文学家、著名诗人、书法家兰亭修禊的参与者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极赞：“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情之壮丽矣！”于是乎台岳的神秀山水成了无数高僧名道、文人墨客寻幽探秘、体验诗情画意、寻找艺术灵感的仙境，也成了众多高人隐居、修练、习养的不二选择，自然也成了王羲之昼思夜想的向往圣地。

当时的道教信士王羲之与隐居天台九峰山的支遁禅师、隐居赤城山的昙猷法师，隐居临海盖竹山的高道许迈等都是方外至交。加上好友孙绰当时任章安令，后来妻兄郗愔又任临海郡太守，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王羲之经常往来于绍兴、嵊州、新昌、天台、临海和温岭一带。 

相传咸康五年（339），王羲之在游历天台山时，巧遇隐居在华顶山的高道、书法家紫真道人（号称白云先生）。白云先生见王羲之脱颖超群，学道习书心切，即收为关门弟子，指导他研读《黄庭经》、修道练功，夯实修身养性功夫的底子，授予“永”字八法，进而点拨他的书艺。

对此，唐代高道徐灵府的《天台山记》中引述民间传说是这样演绎的：先生对王羲之说，“子欲学书，好听吾语。夫受笔法，与俗不同，须静其心，后澄其心思，暮在功书，觔骨附近，气力又面均停，握管与握玉无殊，下笔与投峰不别，莫夸端正，但取坚强，觔力若成，自然端正”。 于是，王羲之夜则望月临池，朝则投云握管。

三年下来，王羲之自感书法精妙无双，踌躇满志。白云先生见他有得意神色，只怕日后难臻至境，故先予责备：“子之书法全未有功，筋骨俱少，作此书格，岂成文字”？然后又谆谆教导他说：“平心而论，你的字功底已较厚实，却尚未臻达尽善尽美的境界。如同天地万物生长那样，只有临池握管落笔从自然的本性上去领悟，字的神韵气度体现了阴阳自然法则，书艺的真妙也就一览无余了。”

王羲之听了先生的指点大为开窍，深深地认识到不能为练字而练字，书艺其实与道相通，必须遵循道家“道法自然”的法理。因此，王羲之更热衷于游览天台山奇观景色，吸取山川精华，修道习养，体味乾坤之理，追求书艺的最高境界。

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云：“赤城霞起而见标，瀑布飞流似界道”。称赤城山和九峰山中的桐柏瀑布是天台山两大奇观，赞叹赤城山美如红霞，犹如高耸入云的标柱。桐柏瀑布势如银河倒泻，在群峦中划出一道鲜明的界限。据说十几里外的县城都可看见那“万仞得名云瀑布，遥看如织挂天台”的壮观景象，它们无疑是巍巍台岳当年的两大标志。王羲之经常与三五方外之交在这两处儒释道睦居之地游憩，谈仙、论佛、品茗、悟书。对此，唐代高道徐灵府的《天台山记》中也这样描述：“旧名九垅山，天宝六载改为九峰山。昔王逸少与支道林常登此山，以为胜瞩也”。王羲之尤其喜欢那九峰山（卧龙峰、玉女峰、紫宵峰、翠微峰、玉泉峰、华琳峰、香琳峰、莲花峰、玉宵峰）怀抱中的桐柏大瀑布。那若隐若现、变幻莫测的氤氲云气中，落差三百多米的巨瀑，时而如奔腾万丈的大江，时而又作飘飘逸仙的舞动之势，每每使王羲之的心灵为之震撼，无不使他领会天地宇宙规律，感悟人生，深悟书理。天台山大自然的仙气深深地陶冶着王羲之，使他道法与书法浑然一体，字字具有流畅、洒脱、奔腾、飘逸之仙风道骨。桐柏瀑布正是王羲之在精气神上蜕变突破的神助之地，这不就是书道合一书法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吗？真可谓——“名山赤城，霞起似兰亭；习养成瀑，飞流悟书道”。据史料记载王羲之谨记师训，又在三年时间里，常在天台神秀山水间用心揣摩，勤学苦练，终于达到了出神入化境地。被白云先生称赞为：“淡处不淡，浓处不浓，世所罕有，一字千金”。

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王羲之在会稽（今绍兴）兰亭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名扬天下、千古流传的《兰亭序》。它是中国书法的巅峰之作，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也正是这篇历代书法家心悦诚服，历代帝王推崇备至，宋代书法大家米芾评为“天下行书第一帖”的杰作，奠定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万古流芳。尽管王羲之书法的真迹早已深埋地下，唐、宋的精摹本也就被当作真迹看待，视为稀世珍宝。2010年11月20日北京国际饭店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仅41个字的王羲之《平安帖》临摹本最终以3.08亿元人民币成交，轰动国内外。可以想象天下第一帖《兰亭序》的价值岂能以金钱来衡量。 

王羲之念念不忘恩师教诲，在书写《兰亭序》后的第四天就追记了《记白云先生书诀》，并将它献给晋穆帝。《书诀》中明确记载了天台紫真道人授予的书诀，其子王献之的《进书诀蔬》中即谈到这件书法史上的韵事。《记白云先生书诀》后被南宋陈思编入书法论著汇编《书苑菁华》之中。据说王羲之后来又特地上了天台华顶峰，用小楷诚心诚意地抄写了一部《黄庭经》放在华顶峰侧白云先生练功的一处突兀峭险的岩洞中，此洞迄今仍被人们称为“黄经洞”，明代传灯大师的《天台山方外志》中亦有记载。王羲之在天台山习书留下了许多遗迹，诸如华顶和白岩的二处墨池，他的遗韵杰作“独笔鹅”字碑至今镶嵌在国清寺壁中，至今为游客争相揣摩。

与绍兴的兰亭一样，当年王羲之赞赏的桐柏大瀑布，吸引了后代无数文人墨客争往瞻仰观赏。早在唐代，方士柳泌和众多诗人都曾徘徊其下，题字抒怀。北宋年间，著名理学家陈襄还写下了一篇《天台山习养瀑记》，后来被编入《四库全书》集部之中。南宋年间，时任天台县令的丁大荣面对大瀑布，不顾水珠四溅打湿了他的长衫，深深地陶醉其中。他想起了《周易》坎卦之象，想起了先贤勤学苦练得来的诗文，不禁感慨万千，放声高呼：这瀑就是冲崖击石终归渊薮的书法之源啊，不愧为是一道习养之瀑！于是磨墨理纸，欣然写下了高2米、宽1.6米的“习养之瀑”四个擘窠篆字，并镌刻在瀑布岩的右侧，留下了千古佳话。元代著名的书法家，天台县令杨维桢的《瀑布诗》中“奔倾濑石亦倾苔，此水便随元化来”，正是书圣找准了本原不断磨励终臻诗书成功之道的写照。1700多年的历史实在是太久远，但王羲之的名字却牢牢地刻在中国书法史上，同样也清晰地刻在天台山的历史上。他在天台山的足迹深深地影响着历代文人墨客和高僧名道对天台山的追逐：1400多年前智者大师选择天台开创了中国佛教天台宗、1330多年前唐代著名高道司马承祯在此开创了道教南岳天台仙派、1300多年前“诗仙”李白发出了“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的铮铮警句，道出了“唐诗之路”上400多位文人墨客不远千里，急欲跋山涉水，一路载酒扬帆、击节高歌，来到他们心目中朝思暮想的天台山的心声，1260年前驰名五洲的白话诗翁寒山子隐居天台70多年唱响了“和合文化”，1000多年前张伯端修炼讲学的桐柏宫成为道教南宗祖庭、400年前高道宗衡创编了集中华武功之大成的《易筋经》，伟大的旅游家徐霞客三游天台山，天台成为游记开篇之地。

由此，我们不妨设想：假如没有天台山，就沒有隐居的白云先生；假如没有白云先生，就沒有王羲之天台山拜师学艺；假如没有天台神山秀水的习养，就沒有空前绝后的《兰亭序》；假如沒有《兰亭序》，就沒有世人仰慕的“书圣”。

今天，更多的海内外嘉宾摩肩接踵来到神秀的天台山，让这座抚育过“书圣”王羲之的风水宝地，给他们一个可以愉悦身心的世外桃源、习养胜地。

王羲之《妹至帖》将在香港拍卖

据新华社香港１１月１３日电（记者侯莉萍）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将于１１月２６日在香港举办“中国古代书画”秋季拍卖会，拍卖董其昌、沈周、唐寅等书画名家的１８０幅佳作，其中国宝级作品、王羲之的《妹至帖》预计将创造书法家作品拍卖世界纪录。

在１３日举行的传媒预展上，《妹至帖》最为引人注目。据佳士得中国书画部助理副总裁游世勋介绍，此次推出的王羲之《妹至帖》是唐朝摹本，创作于７世纪或８世纪，１９７３年才公诸于世，发现于日本某大名家流传下来的手鉴中。

游世勋说，这幅《妹至帖》的估价在３０００万到４０００万港元，预计将创造书法家作品拍卖世界纪录。

11月8日，古越龙山沈永和酒厂的工人们在清洗陶酒罐，为“冬酿”做准备。为了保证黄酒口味，该厂都采用传统陶酒罐发酵、存储黄酒。当日，中国黄酒之乡浙江绍兴最大的黄酒龙头企业古越龙山举办传统的黄酒开酿仪式，仪式在始创于1664年的古越龙山沈永和酒厂举行。 新华社记者徐 昱摄 

本报记者章 浩

近段时间，有媒体披露16款黄酒饮品含致癌物氨基甲酸乙酯后，随后引起广泛传播。多家媒体紧跟披露，包括沃尔玛在内的超市近日已开始要求下架同批次产品。

这几天，记者走访了台州经济开发区市府大道、东海大道上的几家大型超市，发现超市里黄酒货架上的商品仍然是满满当当，古越龙山陈年加饭酒、绍兴越景花雕、常惠乐低聚糖黄酒五年陈等摆满了货架。

市府大道耀达商场一位姓曾的售货员说，他们现在没有接到任何要求黄酒下架的通知，销售正常。东海大道欧尚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前一天晚上还像往常一样清点过货品，没听说黄酒致癌、下架等相关消息。市府大道世纪联华超市一位姓胡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没有接到下架通知，店里共有4种黄酒，刚刚进了货。

记者询问买酒的顾客是不是很多，这位工作人员说，台州买黄酒的市民确实不少，多数都是拿回去当料酒烧菜。

对于绍兴黄酒到底能不能喝？台州相关部门是否要对本地黄酒进行检查？记者随后采访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该局相关负责人说，绍兴黄酒氨基甲酸乙酯超标是否对人体造成影响，目前还都是民间机构在讨论，暂无定论，具体情况须等国家卫生部门作出认定。

这位负责人说，黄酒问题属于风险监测事项，按照有关程序这类工作都会由省里统一部署、市县局配合进行，目前市质监局没有接到相关检查通知。

这位负责人说：“现在台州全市共有37家黄酒生产企业，除路桥以外，其余各县（市、区）均有生产点。从历年的省级定检情况看，台州黄酒抽取合格率比较高，达到了96%的水平。”

■新人新作

越剧情缘

也许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喜欢听越剧的实不多见，更何况唱越剧了，该是凤毛麟角了吧？那是我年轻的姨母和邻家的姑娘们正临窗绣花。那捏针的两指轻巧灵活，其余三指微微舒展，让丝线从其背上轻轻滑过，一起一落间，像多情的孔雀轻啄着香草的气息。我常在绣花架下钻进钻出，听她们欢快的戏谈；也常痴坐在门槛上，任越剧婷婷袅袅而来，从《十八相送》到《桑园访妻》到《送花上楼》……仿佛所有绣花的姑娘都是唱越剧的好手，信手而就，微启朱唇而出。

在我小姨床头的墙上，贴着一幅画：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姐坐在一架竖琴旁，纤纤玉指抒弹着满心的忧伤；在她的身后，是多情英俊的相公，也是一脸的无奈神伤。他们为了什么而心伤？我年幼的心灵竟也有一丝淡淡的哀怨：相公要与小姐分离了，这是我所不愿的。许多年后，才完整地听了那曲《惜别离》，真让人满腹相思无处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呀！

喜欢听越剧，所以也特别喜欢看戏。每逢庙会，外婆、姨母都会带我去庙里看戏。那几天里，只等着吃晚饭。吃好了饭，就催着她们搬了长凳去看戏。可还是迟了一步，靠戏台最近的那几排早被人家用凳子预订了。外婆就会把我抱起来，站在台侧的过道上伸长了脖子看。

每场戏的内容大致相似，都是那落难的书生与富家的小姐在后花园里私定终生，却遭棒打鸳鸯，劳燕分飞。落难的书生从此发奋图强，富家的小姐终日以泪洗面。但结局却都是那欢欢喜喜的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

我是最经不起那小姐悲悲啼啼的哭诉的，常悄悄转过脸去，趴在外婆的肩上，泪水打湿了外婆的衣裳。外婆用手抹掉我的眼泪，直笑我傻：“是演戏呢，老话说‘做戏的是癫，看戏的是呆’，千万不能当真呢！”可我每回都当了真，抽抽噎噎个不停。

接下来的日子里，最繁忙的事，便是和小伙伴们躲在外婆家的后门口做戏了。稍大一点的孩子是导演，又是化妆师。随即，又递给我们一条手绢，手绢是小姐害羞时甩着遮脸用的；或是一根丝巾，丝巾披在小生的肩上，以显其潇洒倜傥。我们自演得不亦乐乎，唱得摇头晃脑。

大概我在这帮“戏子”里头演出了名。隔壁一位教书的伯伯就常拉着二胡，叫我：“来，唱段越剧。”琴声凄婉缠绵，我演那王秀英三盖衣，自是珠泪涟涟，悲声袅袅。那伯伯连夸我唱得动情。我心里的那根情弦还真的“嘣”的一声被拨动了，从此，眼里心底都似洒了春雨般的迷迷蒙蒙了起来。在那个少儿不知愁滋味的岁月里，我却过早地习惯独自静坐在窗前，一遍又一遍，一段又一段地唱越剧，唱得也大多是“悲剧”，常常泪雨滂沱。

我常想，如今我这多情善感，是否与越剧有着深缘？不知是越剧孕育了我的多情，还是我的多情朦胧了越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