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目前全国各类新闻院校和综合大学中的新闻系毕业生每年超过四万人,比浙江省新闻从业人员总量还多。而另一个相反的状态是，大多数新闻从业人员并非毕业于新闻专业。

不是说办报纸搞新闻不需要专业知识，相反，平心静气地读几年新闻书肯定大有益处。问题在于，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世态和多元的文化观念，单凭新闻专业知识就能武装一个新闻记者吗？记者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知识？

莫言在其简短的诺贝尔奖晚宴致辞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莫言说的是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推而广之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这对我们认识记者的专业知识与其他人文知识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在实用工具理性统治的现代社会，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过程中，文学因为它的“无用”性，已经被人们逐渐冷落，无功利性被等同于无用性。于是，有人只好以这些年艺术市场和“艺考”的持续火爆、电视台诸多鉴宝节目助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繁荣等例子，来说明文学和艺术的有用之处。比如，倪妮的一夜走红，激发了很多艺术考生一举成名的梦想。在一些家长看来，学习艺术不是为了熏陶孩子的情感，而是实现梦想的有效途径。殊不知，这种繁荣和梦想，恰恰使人们远离了艺术的真精神。

艺术和科学，作为人类文化的支柱，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艺术与科学互补，有用与无用合一。爱因斯坦、海森堡等物理学大师都认为，物理世界的“真”和“美”是统一的，科学的最高境界，也是一种美的境界。钱学森生前也提议，教育要把科技和文艺结合起来。科学研究需要创新，创新需要灵感，而艺术常常是灵感的源泉。人类为什么需要艺术？因为人生最大的快乐，来自对美的欣赏，而艺术是美的最高形式。艺术为什么能让人快乐，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创造的、现实的、圆满的。艺术可以提高人的修养，完善人的人格，陶冶人的情操，颐养人的生命，使人成为一个活得有意思的人、一个有活力的人、一个充满创造性的人、一个人性得到和谐发展的人。

文学和艺术的精神，本可以对现代人偏激秉戾的心灵作一种极好的救赎。作为现代文明传播者的记者，可以借用文学和艺术，在对人类生命有密切关联的自然的思考方面有更多的作为，真正懂得“平淡天然”、“客观公正”的中国文学和新闻准则，不是装腔作势、怪僻虚假，而是平实清新、朴素淡雅。唯此，才可以接近至真至纯。这正是医疗扰攘纷乱的现代社会的良药，是防治纠结心理的镇魂剂，甚至借此可以突破很多精神的屏障和克制情绪的起伏。

这是一个业内谁都明白的事理：我们有些记者所缺少的，不是新闻专业知识，而是文学素养和人文情怀。比较优秀的新闻报道，无一不是植根基层、贴近民生的结果，无一不是教化心灵、向上向善的作品。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报道粗糙失实、偏面缺理，大都是制作者善意不足、情绪急躁、阅历欠缺所致，而与文凭高低没什么关系。道理很简单，一个心中缺少人文素养、不懂得关怀他人的人，是不会用满腔的热情和敏锐的眼光去捕捉新闻的。除了挣工分糊口养家，他就没有什么期待和追求了。

今天的新闻专业教育，很多就是以写作技巧为目的，重“技”轻“道”，忽视了支撑技艺、熏陶情操的那颗“心”的培养，导致学生过多地以技巧为对象来加以考察和体认，这样就逐渐偏离了“诗言志、歌咏言”这种人文情趣根植人心的传统。

在现代化的今天，为了使记者具有健全的人格和高贵的精神，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去认识古典文化和艺术，把我们的灵魂从单一的物质和技术的“有用性”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去触摸人类历史中曾经达到的有深度、有厚度的永恒的智慧资源，从而淡化那种纯功利的、“有用”的生存状态，追求一种艺术的、自由的、“无用”的价值观念。

善良的情怀，高尚的趣味，勤劳的思考，丰富的阅历，是记者最重要的基本功。新闻的真精神是自由和解放，而这种自由和解放，恰恰来源于由“无用”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当记者沉浸到纯净的精神境界之中时，他的生命是整全的、和谐的，甚至浑然一切皆忘，自然也会忘记现实事功的“有用”性，“无用”自然成为新闻创作中必须具备的观念，正如庄子说的“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

世人皆知用之为用，其所谓“用”，系由社会观念所决定的社会价值。人要得到这种价值，就必须受到社会的束缚，成为凡夫俗子。而“无用”于社会，就是不为社会价值所束缚，不为油盐柴米所困扰。“无用”之所以为新闻之大用，就是“无用”为精神的自由解放创造了条件。

自然科学回答了“是什么”，人文学科则要回答“应该是什么”。科学缔造了“有用”的现代文明，人文素养却营构了“无用”的精神世界。这种素养或许没有经世之用，却有生命之用。新闻是一门需要由生命之悟和心力之功去从事的学问，记者就应该有更多的“无用”之识。

灯下漫笔

自媒体时代，信息海量喷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郭美美只用黑色的三天，就险些毁掉了红十字会的一百年。

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谣言在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许多人来不及分辨事情的真伪，便忙不迭地将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他人。

郭美美事件提醒人们，保持理智与清醒、坚持独立思考至关重要。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自觉遵守新闻准则，远离这些恶俗的炒作。我们不能做谣言的制造者，也不该是谣言的传递者。

在新兴媒体中，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出现了一些“贴标签”式的“领袖”。咄咄逼人的多，洗耳恭听的少；“理直气壮”的多，深思熟虑的少；围观指点的多，知错能改的少。有些传统的媒体人在这样的舆论生态面前，也慢慢地接受了这样的思考和表达方式。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与社会信息资源掌握不对称、沟通渠道不畅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某些媒体人的责任意识不强的浮躁心态有关。

媒体不同于企业，它的产品不能只关注商品属性，而更要关注它的社会属性。媒体人不能只追求报道的时效性和轰动性，更要看重报道所传达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不随波逐流，不颠倒是非，不恶意伤人，不见利忘义，这些都是媒体和媒体人应该恪守的最基本的准则和道德底线。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单位强调全媒体时代媒体人的多功能性。能不能快速更新微博，能不能熟练掌握发稿所需的数字设备等，已成为评价记者素质的重要标准。

然而，无论技术如何提升竞争力，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信息，做时代和社会的忠实记录者，仍是现代媒体人的职业追求。在众声喧哗中，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新闻报道、深度的解读分析、理性的评价讨论和可行的解题之道。面对这个很高却又必需的要求，现代媒体人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物质条件上，现代传媒被越来越先进的设施设备所武装，而在思想理论上，却常常显得幼稚浅薄，在新闻报道中时常出现人云亦云的毛病，新闻人最需要的独立思考精神，被湮没在大量的毫无主见的流水账式的报道中。

比如，当年面对社会上流传的所谓“2013年是无春年不宜嫁娶”的说法，许多媒体都“客观”地传导了这个观念，并以赞许的口吻报道了婚姻登记机构如何延长工作时间、放弃双休，为一对对急着赶在2012年底前结婚的新人服务的行为，也传递了2013年各大酒店婚宴订单稀少的信息。而在那么多报道中，居然看不到一则引导众人破除迷信的言论。

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意识为什么还如此深厚？深究起来，媒体起了不小的坏作用。本来，关于“无春年”的说法，仅是少数无知者的传言而已，而经报纸一登、电视一播，似乎凝固成了真理。在人类历史上，立春在春节前的年份不知有过多少个，你从哪里证明这是一个结婚的“不祥之年”？我们的大众媒体忘记了自己肩上“传播科学”的重任，以讹传讹，随波逐流，放大了这种反科学的负面效应。

不仅如此，媒体对大众中日益盛行的算命靠瞎子、吉利图数字等迷信行为，几乎也不作科学、正确的引导，浑浑噩噩，模糊了是非标准。

不作引导，便是误导。新闻想真正成为历史的初稿，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讲真话，二是有思想。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于新闻实践总有一种刻板成见，认为它只是“术”的运用与延展，缺少“学”的深邃与高度。“新闻无学”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将理性思考拒之于新闻实践的大门之外。事实上理性清醒的新闻人，都能够自觉坚持职业理念，遵守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定性，注重情绪的控制与调节。

新闻应当回到零度边界，恪守客观、中立、公正的原则。有的同仁对舆论监督中的细节不够重视，容易招来麻烦，也不利于保护自己。我以为舆论监督有必要“纠缠细节”。有时候我们的报道尽管主体事实都准确无误，但由于细节部分表述和叙述存在误差，就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在新闻报道中一定要牢记“平衡报道”的原则：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注意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这样才能远离偏颇，坚持媒体的公信力。

媒体是一个需要时刻保持激情的职业，但任何时候都不能以激情代替理性。媒体的理性不仅仅关乎媒体本身的生存和品位，它还在社会理性思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普利策所说：“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如果我们始终拥有将读者、将普通民众放在心里的职业情怀，我们的文字就会有温度、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新闻人的人文关怀不仅仅是对整个社会前途、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更应该是对于每一个微小个体的关注与尊重。

灯下漫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