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唐山学者王开儒日前声称自己再现了“国之重宝”《兰亭序》帖原貌，并质疑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冯承素摹本《兰亭序》为明代赝品。

《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为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在当时的会稽(现绍兴)撰写，而在一千多年临摹比较中，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帖”被世人公认为“下真迹一等”。

王开儒介绍说，冯承素摹《兰亭序》原帖几经辗转于明朝嘉靖年间流入书法家丰坊的万卷楼，丰坊于晚年将其刻于石碑之上。1562年万卷楼大火致原帖绝于人间，此石碑刻于宁波天一阁留存至今。故宫现存的所谓冯承素摹本在明代以前的收藏史上并无记载，有可能是明代人所伪造，其题跋也为拆配而成。

王开儒说，冯承素摹本与丰坊刻本同出一源，丰刻字迹更胜冯摹本一筹，且上有唐太宗“贞观”、中宗“神龙”、玄宗“开元”；宋太宗“淳化”、徽宗“政和”、高宗“绍兴”六位帝王玺、押佐证。这是世间所有版本都没有的。而且冯承素版本的字体肥、软、散、媚、气不贯通，而复原后的丰坊刻本字迹章法紧凑，是最接近王羲之书风的版本。据《广州日报》

1000多年前在会稽（绍兴）举办了一场不大的文人集会。前来的风流雅士们，为了给饮酒助兴，于是沿河依次而坐，玩起了流觞的游戏。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兰亭集会。

一次悠闲的集会，在浓浓的酒意状态下，临场即兴发挥无意间写下了一篇序文，自此也奠定了王羲之的书法地位，被人们称为圣人。圣人是什么，圣人是指具有完美德行、大家极为崇敬的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他生下来就是圣人吗？显然不是，圣人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他也是母体所生，从婴儿、儿童、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的过程，再大的圣人、伟人、英雄也是平凡的人，也是来自于老百姓。

作为书法圣人，王羲之从小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异功能，他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每天循规蹈矩地练习，但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是，他的刻苦和他的韧劲儿远远超出平常人，无论何时何地，他脑子里都在想着各式各样的字体，在不停地用手比划着。手指、树枝，石头都能成为他练字的工具。他家门前有一个池子，每次练过字，他都去池边洗砚，久而久之，池子里的水被墨染黑了，这个池子就是被后人称赞的“墨池”。墨池的故事告诉我们，书法道路没有捷径，只有勤学苦练这一条路才能通往你理想的彼岸。“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只是知道这句话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们并没有在意它原有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他是想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你们别再走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傻事了，弯路子我们前人都走过了，希望你明鉴”。

作为书法大家，王羲之是不可超越的顶峰。因为他是顶峰我们就不去攀登了？当然不是了，不然怎么会有“颜柳欧赵”“苏黄米蔡”还会有当今的启功和中石的呢，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他们会写的字我们也会写，他们用笔墨纸砚我们同样也是，他们写的是中国字我们当然也一样。书法艺术没有标准，但也有标准。之所以没有标准，是因为没有确定性，就像人的长相一样，一个人一个样，谁跟谁都不一样，有潇洒帅气的也有相貌平平的，有美艳可人的还有丑陋不堪的，各有各的生存方式。但他也是有标准的，标准就是古人给我们设计好了的汉字框架、章法、笔法、结构、线条、点画、疏密、粗细、浓淡、远近等等，他们世世代代前赴后继，为我们后人归纳出来书写的经验，汉字在书写过程中谁写的最漂亮，就把漂亮的笔画留下来，谁写的最潇洒，就把潇洒的风格保留在汉字当中，就这样日积月累，并且按照书写的法则去规范，所以标准也就有了。说它有标准但每个字写出来都不一样，别说是每个字了就连每一笔画都有所不同，说它没标准，每篇每字都不能脱离书写法则，正因为这样书法艺术才有了无穷的魅力，为它疯狂为它着迷。

在追求书法艺术的道路上，人们像是一群要去登山的旅行者，有的面对高耸入云的山脉而吓到，只能在山的周围徘徊，有的爬到了一半，因体力不支，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们只能维持原地不动或是选择下山的路，好风景留给了有准备的少数人，他们坚持信念，稍作休息克服困难，抱着自己的理想，最终达到了顶峰。

汉字发源于古人对宇宙自然万物生存规律的观察和思考的记录，书法艺术的产生，到成熟，古人在每个社会阶段对事物，对生活，对自然美的向往。书写者风格也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普通书法爱好者和到成为书法家过程都是一样的，由生到熟，由简到难，有难到简，就像当今音乐教育家金铁霖先生提出的练声三步法一样，“自然状态，不自然状态，到科学自然状态”所以说：“大道相通，道法自然”。

书法虽然是横、竖、撇、捺、弯、折勾这么简单，但它靠的是持笔者的思想，灵感，情趣变化而变化，要不，怎么会连圣人也写不出第二个《兰亭序》了呢？书法大家也是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没有一个大家的书法作品当时是故意留给后人当字帖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兰亭序》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当然书法在没有到达一定水准的时候也不能乱写。当今有一些什么什么家，啥啥啥大师的，画画没出名堂，写字也没在道上，就开始画字，狂想假如有那么一天能成为一块臭豆腐该有多好呀，虽然另类但我也是深受广大人民所喜爱的耶！说到这里别对号入座啊，也许是我胡言乱语，也许是对我自己在说，今天就当我脑子进水了吧。

范德俊

新华社上海3月13日电“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名扬海外的《丧乱帖》，是“书圣”王羲之最重要的书法作品，自一千多年前流入日本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到过中国的土地上。3月13日开始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上，《丧乱帖》等33件流入日本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重新回到“娘家”，在上海博物馆与观众见面。这次“中日书法珍品展”的102件展品中，日方提供66件，其中，33件为流入日本的中国书法作品。除王羲之《丧乱帖》外，日本所藏战国时期的《石鼓文》宋拓本（包括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均是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最好的拓本），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大篆的代表作品；传为秦代李斯撰写的《泰山刻石》（165字本）则是小篆的典型代表；汉隶方面，有历来公认为汉隶典范的《曹全碑》（“因”字不损本）等；日本收藏的著名“临川四宝”中的三件——《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善才寺碑》，为虞世南、褚遂良、魏栖梧等三位唐楷大家之作；唐代草书有怀素、高闲之代表作品。此外，日本古代书法家的33件作品，包括从奈良（相当于唐代）、平安（相当于晚唐至宋代）至江户时代（相当于晚明至清代）日本书法史上的主要巨匠的作品也同时展出。上海博物馆也拿出了36件精品，其中包括用450万美元收购的《淳化阁帖》最善本。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介绍说，这些自流入日本后首次在中国展出的展品，都是著录在册的国宝级文物。相关新闻千年等来国宝“省亲”十日长期由日本皇室御藏的“书圣”王羲之的《丧乱帖》一向被学界认为在王氏传世作品中最为精良，在书法史上占有至高地位。3月13日，“中日书法珍品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丧乱帖》也首次归国展出。此次展览距离《丧乱帖》远赴日本已经隔了1300年。千年去国《丧乱帖》何以流转他乡？一种盛行的传说是：此帖是由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带去的。专家考证认为，在《丧乱帖》的右方纸缝间，有三方“延历勅定”朱文印记，昭示了其作为延历御府秘藏的文物地位。正是这方印记奠定了它和《孔侍中帖》在王氏作品中最受推崇的地位。“延历”为日本桓武帝的年号，日本学者曾考证它们曾被《东大寺献物账》著录，而这本书是日本圣武皇帝驾崩后皇后将其遗物供佛的账目。圣武皇帝卒于公元729年，由此可以判定，《丧乱帖》东渡日本的时间应该在公元729年以前。百年翘首由于《二谢帖》和《得示帖》与它同为一种纸（可能是白麻纸），有纵向条纹，流入日本的时间与《丧乱帖》相当，将这三个作品共裱一纸。由于去日久远，千余年来国内书法家对此三帖一无所知。直到100年前，任驻日钦使随员的杨守敬搜集散出的书籍字画并将《丧乱帖》摹成书迹，国内学界才大开眼界，没想到世上还有勾摹如此精良的王氏墨迹。三年斡旋为这个展览在日本奔波协调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该馆副馆长西冈康宏表示，早在2002年自己来参加“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学术研讨会时，上博就提出了借展《丧乱帖》等重要书法作品的建议。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从1984年到2003年间共到日本10次，虽都没能一睹《丧乱帖》原貌，却看到不少中国古代珍贵书法，在萌生借展念头时，还觉得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梦想”。西冈表示，长达几年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多次劝说宫内厅将《丧乱帖》拿出展览，“这个重要的瑰宝在日本也几乎没有展出过，远涉重洋他们难免会很担心，”他说，“但日本文化和生活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举办这样的一个展览是对中国文化的报恩。”十日归省据悉，对于千余岁“高寿”的《丧乱帖》来说，每展开一次都会对其保存有影响，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考虑，其展览时间将受到限制。它这次“省亲”之旅将在3月24日结束，而另外一件王羲之的作品《孔侍中帖》则将从3月25日展到4月8日。真迹？摹本？《丧乱帖》全文共8行62字，反映了丧乱时期王羲之痛苦不安的情绪。因作者无意于书法，故字迹越见自然，有些专家推断这种体式的字应更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现在学界普遍认为，此《丧乱帖》为唐代摹本，其依据是《丧乱帖》首行最后两字“之极”二字右侧有“僧权”二字的左半边，一些中日书法界专家由此判定，此帖应是根据梁代徐僧权的押缝原样摹本摹填。8行62字通篇笔法跌宕，气势雄奇，与《兰亭序》有近似之处，其原作应是王羲之50岁以后的作品。相传王羲之的字在唐朝时还有“三千纸”，但都已随时代而消逝。在王氏的各种摹本中，临摹时间与王羲之所处时代越接近的，就有更多机会看到原作，也就更接近原作风格。因为这件唐代摹本《丧乱帖》惟妙惟肖、最接近“书圣”风格，所以也被简称为王羲之《丧乱帖》。“吾师徐森玉先生当时就极为赞美此帖，认为是王羲之至精至美的墨迹。我想，世间如果真要有王羲之墨本真迹的话，《丧乱帖》就应该是唯一的墨宝了。”原上博副馆长汪庆正生前曾这样表示。王羲之《丧乱帖》为行草墨迹，白麻纸，纵28.7厘米，横63厘米，全文如下：“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新华社杭州7月11日电浙江绍兴文物爱好者张笑荣收藏的王羲之之妻郗璇墓碑，日前经过北京4名文博专家的考证和研讨，揭开了王羲之的生卒悬疑。专家认为，王羲之的生卒纪年当为公元303－361年，享年59岁。绍兴市文物部门证实，这块墓碑长68.5厘米，宽56厘米，厚8.8厘米，其底部由于长年水土侵蚀，除部分字迹无法辨认外，绝大部分文字清晰可辨。墓碑为隶书，共28行，345字。王羲之生卒纪年到底是何年？史学界一直没有定论。《辞海》自1979年问世后，在每10年的更新内容中，对王羲之生卒纪年出现过3个不同年代的版本，分别为：“321－379”“303－361”“307－365”。在这3个不同的生卒纪年中，有一个共同点是，王羲之享年59岁。这块墓碑刻有墓主人“升平二年戍午岁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字样。升平二年即公元358年，专家从碑文得知，时年王羲之56岁，并且比其夫人郗璇多活了3年，王羲之的卒年就是公元361年，卒年扣除享年，王羲之的生年即为公元303年，与《辞海》中3个版本中的一个相同。

日本电视台宣布《大报帖》这一重大发现

《妹至帖》和《大报帖》合并之后

《妹至帖》：“羸”“忧”都写错

《妹至帖》原藏日本民间，1973年前后才被说成王羲之书作，并且拿出来展示。为了抬高身价，人家就这么说了，就拿到你中国香港来拍卖了，你们中国人不是“不差钱”么？现在“王羲之”送上门了，爱信不信由你吧。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时有书学教授出来替《妹至帖》说话，相信日本商人会很高兴的。

然而，日本一下子出现了两件“王羲之”，这可能吗？

中国是王羲之的故乡，在中国，王羲之书作早已真迹无存，就连唐代摹本也已绝迹。清朝乾隆皇帝见了未必是王羲之真迹的《快雪时晴帖》，便高兴得饭也不吃了，把工作撂在一边，专设“三希堂”以贮之(另二“稀”是“大令”王献之《中秋帖》、“小令”王珣《伯远帖》)，可见王羲之是何等的难得。

然而在日本，几年之间竟冒出《妹至》、《大报》两通“王羲之”。这又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其实中国古代，中韩文化交流远比中日文化交流密切，魏晋至隋唐期间，新罗、百济买走的中国书迹不计其数。中国、韩国早就没有了王羲之，日本却突然冒出两件，这样的概率实在让人怀疑。

我们不妨问问日本的文化商人，王羲之给朋友写信，写错了字他会发出去么？如果你们说“不会”，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你们的《妹至帖》是王羲之写的一封信，那为什么“羸”字写错了？此字右下角写成了“反文”，岂不在草书界闹了“国际”笑话？(见《妹至帖》)

草书“羸”字右下角必须写成草体“月”字形，这是起码的草书常识。王羲之书法传世甚多，他写到“羸”字也很多，右下角全是写成草“月”。比如《七月帖》中“知足下故羸疾”、“吾故羸乏”两处，无一不是“月”形。为何日本《妹至帖》却写成了“反文”？王羲之是“书圣”，写错字的情况也许会有，但是唐朝的“摹帖”之人，能容忍这样的错误谬种流传么？笔者查遍草书字典，发现这个意为“病弱、瘦弱”、读音为“雷”的“羸”字，右下角从来没人写成“反文”。祁先生说《妹至帖》中“羸”的写法可参看“《七月帖》、《桓公当阳帖》以及《蜀都帖》”，然而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王羲之从没写过《妹至帖》上这样的“羸”字。

这样，各位说《妹至帖》是王羲之的一封信，好像不大有说服力吧？笔者的想法是，这是书法水平不太高的日本人，在那里伪造“王羲之”呢。

《妹至帖》中那个“忧”字，也写得很成问题。王羲之身处忧患乱世，信件写到“忧”字不计其数。比如《都下帖》有“但运迟可忧耳”、“又加痢下日数十行，深可忧虑”；《七月帖》有“触暑远涉，忧□不可言”，等等。他写“忧”字，字形都是这个样子：轻下一“点”，然后重笔作“橫折”，完成“百”字形状后断笔，最后加一“橫”。而《妹至帖》写“忧”，中间不是“百”字形，整个字形倒像是“通”。翻遍王书，这种接近“通”形的“忧”字无有发现。

《妹至帖》仅仅十几个字，要命的错字就有两个！如此恶劣的书写，却要往王羲之身上联系，有点弄巧成拙了吧？

《大报帖》：用笔、行文恶浊

《大报帖》猛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当然吸引了喜爱王羲之的中国人。如果它真是王羲之作品，笔者甚至想建个议，建议中国的书法人自掏腰包，大家捐款把它买回国内也是值得的，就不劳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费心了。

然而这个《大报帖》很不成器，怎么看也不像“书圣”的手笔。它的一笔一画，或重浊肥腻，或飘忽轻滑，恶俗而平庸，与王羲之传世名帖比一比，面目完全不同。《大报帖》字形更是稀松平常，结字扭捏，粗短苟且，精神萎顿，一片死气，哪有半点“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精气神儿？硬说这是王羲之写的字，那是对王羲之的极大亵渎。

在中国书法学人当中，笔者不是专门的教授专家，因此不愿乱发言，更不敢把那些似是而非的“王书”说得一无是处。但就自己读过的王羲之大量书迹来看，绝对没有任何一帖的用笔、结体与《大报帖》相近。传世王羲之诸帖堪称无懈可击，你找不出它有任何败笔，你无法说它的哪个字写得不好，它的章法、气息更是出神入化，洋溢着无限生动的艺术魅力，焕发着振聋发聩的精神生机。然而反观这个《大报帖》，写字特点是提不起笔，一旦提笔却又压不住纸，笔画完全控制不了，导致笔画、结体、章法全无可取之处。其中多数的字如“大、报、期、转、也、知、快、当、感”等等，甚至连普通书法人的水平都达不到。“期、转、也、知、感”诸字不堪入目，看后让人感到心发闷。“也、感”二字的斜钩简直是小儿科的水平。

这样低劣的东西，书法根底何在？艺术魅力何在？打动人的地方又在哪里？那些头面人物在说它是“王书”的时候，难道就没过过脑子？

值得指出的是，《妹至帖》、《大报帖》中都出现了“情”字，而这两个字右部的“青”，拐了几个弯，弯是怎么拐的，基本一模一样，显然是照着同一个字“摹”下来的。这让笔者产生了一个怀疑：祁先生说二帖是王羲之同一信件，那么王羲之能在《兰亭集序》写出无一雷同的“之”字，却在这封“信”中不讲究“字形调整”，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据《中国文化报》周详/文

在日本，这几年连续出现两件“王羲之书作(唐代精摹本)”。一叫《妹至帖》，1973年面世，2007年拿到香港拍卖，结果流拍。二叫《大报帖》，2012年面世，日本媒体正在猛力炒作，中国一些书法学人也跟着随声附和，说它是可靠的王书“唐摹本”。

不久前，祁小春先生(在日本研习、工作多年，后被引入南方某大学当书学教授，对王羲之研究较多)更有新的文章发表：说这两件东西“或可断为右军晚年书迹”，又说《大报帖》与《妹至帖》“原为一件”。

在笔者看来，突然冒出的《妹至帖》、《大报帖》不可能是王羲之手笔。日本商人说它是“王羲之”，并且拿到中国香港拍卖，会不会是在忽悠中国人呢？

本报讯即将在本月底在香港参加拍卖的王羲之（唐朝摹本）《妹至帖》拍卖起价预估在2400万港元，有望创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的拍卖新纪录。据悉，在本次公开展览的精品中，王羲之（唐朝摹本）《妹至帖》尤为引人注目。其得自于日本的私人收藏家，从尘封多年后无意中找到，随后在中日大型书法展览中曝光，立即引起轰动。几经周折，这幅近乎出神入化的传世巨作才重返故土与国人见面。香港佳士得将于本月25日至29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秋季拍卖会，拍卖的精品将提前公开展览，北京为此次公开展览的第二站。据京报网

走进尹树春旧居，长子王光辉激动地说：“妈妈的床当年就摆在那里！”

尹树春 (1921-1981)女，浙江省嵊县人。1949年9月，尹树春为首组建春光

越剧团，任团长。1950年与花旦李慧琴、老生田振芳搭档，长期合作。1956年7月，率团支援兰州文化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出任兰州市越剧团团长。1981年在排练中突患脑溢血去世。尹树春的长子王光辉，当年曾随母亲来兰，先后就读于兰州二中、兰州大学。1964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

“很多年来，我们一直想去一次兰州，亲眼再看看妈妈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愿望。”近日，已经改为兰州歌舞剧院艺术培训中心的兰州越剧团旧址迎来了四位特殊的客人——已故上海越剧名家尹树春的长子王光辉、幼子王光耀、女儿王绮敏、小儿媳王茜茜，他们的到来让母亲支援大西北在兰州创办越剧团的这段回忆重新浮现，现场许多年轻的戏剧演员怀着好奇的心情再一次聆听了这段尘封已久的感人故事。

57年前，尹树春将越剧带到兰州

越剧诞生于1906年的3月27日。这天，浙江绍兴嵊州甘霖乡东王村的农民们用门板搭起戏台，由当地的说唱艺人登台表演。越剧也由此而诞生。这是一种以浙江嵊州方言和民间曲艺为基础，融合了昆曲、绍剧、话剧等多种艺术的戏剧。如今的兰州人绝大部分还是听到过那句熟悉的唱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是又有几人知道故乡在江南的越剧，为何会来到远在西北的兰州呢？

“上海市春光越剧团成立于1949年9月。1956年8月，为支援大西北，春光越剧团的全部演职人员，在团长尹树春的带领下，从上海出发，乘坐火车来到遥远的甘肃兰州。8月6日，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亲自宣布兰州市越剧团正式成立。”著名戏剧人、原兰州市越剧团业务科长夏天舞是此次尹树春后人寻梦之旅的重要牵线人。1959年，夏天舞毕业后来到兰州，在兰州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1979年兰州越剧团恢复时调入任教，直至越剧团体在兰州消失——1987年4月20日，他亲眼目睹兰州市越剧团宣告改建为轻音乐团。可以说，伴随着兰州越剧团历经数十年风雨的铿锵岁月，尹树春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而这段回忆更是牵动着他一生的思绪。

他说：“对尹树春老师我可是早就闻名了。尹树春是浙江嵊县人，11岁时就在嵊县阳春班社学习越剧。13岁挂牌登台，在杭州、宁波等地演出。后来，进入上海演出，成为名家。她和那时大部分艺人一样，识字不多，但演出技艺精湛，为人极好。靠着长时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最终成为名演员。57年前，她带着上海春光越剧团迁兰，从此兰州多了一个剧种。当时，在那些支援兰州建设的江浙籍人士的心中，越剧那婉转的唱腔，悠扬的曲调，时而哀婉，时而绵长，着实解了他们的思乡之苦。”

半年百场，兰州越剧精品曾享誉全国

“那边摆的是一张木板床，这边有一个衣服柜子，紧挨着的是一把木头椅子，我就睡在对面那张小床上。”尹树春的长子王光辉，当年曾随母亲来兰，先后就读于兰州二中、兰州大学。1964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至今。当年母亲居住地方，如今已改成了年轻演员们的宿舍，已白发苍苍的他走进房子那一刹那，脑海中的场景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久远却清晰的回忆中。

心情的剧烈波动让王光辉有些哽咽，他喃喃自语般告诉记者：“我最爱看妈妈演的《红楼梦》、《吕布与貂蝉》、《红色一生》、《西厢记》，尽管那时候生活环境很艰苦，可所有人都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每一位叔叔、阿姨都全身心地投入演出，观众的掌声是那么的热烈。政府对我们很照顾，还为我们专门配了个南方厨师。后来所有人都逐渐适应了环境和周边的人们，大家相处的其乐融融。”

“当时的兰州越剧团行当齐全，让听惯了秦腔粗犷吼唱风格的兰州戏迷听到了耳目一新的吴侬软语。”夏天舞说：“兰州越剧在保留剧种特点的同时，逐步实现着越剧的‘本土化’，不仅演出了大量传统剧目和移植剧目，还创作演出了大量西北地域文化题材的剧目，如鲁伊编剧的《飞雪祁连山》、《文成公主》，陈文鼎编剧的《草原医生》，曹杰编剧的《油城曲》等。文革期间，兰州市越剧团被撤销，1979年重新组建后活力逐步恢复，还创造了兰州越剧的新辉煌——1983年，赵中东、齐力编剧的《乾隆与香妃》在上海、宁波、绍兴等地巡演达半年之久，连续演出超过百场，该剧不仅深受江南观众青睐，也让兰州越剧声名大振。”

亲授绝技，大师德艺双馨留美名

“我在戏校时，曾在九星大戏院看了尹树春演出的《西楼记》、《十五贯》。但没想到，竟然在甘肃兰州能认识她。当时，我的老师吕云南说，你到兰州在教学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去找尹树春，她业务上造诣高，人品极好。”虽然没有师徒之名，但二人却有着深厚的师徒之情，夏天舞说：“我第一次见到尹树春团长是在1960年的八九月份，当时学校的学生已经放假了。我计划下学期编出一段扇子组合，作为重点讲授内容教给学生。扇子是戏剧中常用的道具，在提升人物形象，表达人物心理方面，有着很重要的辅助作用。”

当时，尹树春就住在兰州剧院边上的越剧团家属院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平房里，摆着大立柜等简单的家具。夏天舞说明来意便将自己编出的扇子组合做给她看。然后，她就一一指出其中的不足，给我详细讲扇子点拿开合的诀窍。离开时，她还硬塞了一个苹果给他，这一幕至今仍牢牢地印在夏天舞心中。当时，正是1960年。

“1980年，我接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这是同学秦光耀寄来的，他后来曾任上海越剧院红楼越剧团副团长。秦光耀在信中透露，尹团长表演《回十八》时有一手绝活，叮嘱我务必学到手。”伴随着思绪的延续，夏天舞深藏心中的记忆慢慢吐露着，并与这个故事渐渐地融合在了一起：“《回十八》是《梁祝》中的一段，《梁祝》中有一折《十八相送》，然后就是《回十八》。一些人说，演出中尹树春走圆场时，上身纹丝不动，头上的帽带则一波一波地随着飘动，看上去非常漂亮。内行说，这和川剧的翎子功、椅子功相仿。从中可见尹树春高超的演出技艺了。当然了，优美的唱腔也是她的拿手绝活。为了加强说服力，我还把信拿给她看。她乐了，笑着说，好，好，我恢复整理一下后，再教给你。后来，她果真就把《回十八》表演中诀窍一一教给我了。”

直到今天，曾经的学员马丽萍、霍玉焕、孙云虎、铁燕等人回忆往事时，无不称赞她是文艺界一位德高望重的楷模。

一代越剧艺术家献身大西北

1981年3月底，兰州市越剧团计划到上海演出。这是剧团恢复组建后，首次给上海的越剧观众汇报演出。观众热情高涨，好多人凌晨四点钟就排队购票，当时还严格限制购票的数量，每人只能购买两张。演员们状态也非常好。演出很成功。结果，连日劳累，再加上心情激动。5月7日下午，尹树春在上海光华剧场排练《二度梅》时，突发脑溢血，随后被紧急送往瑞金医院抢救，怎奈无力回天，于5月12日凌晨5点45分去世，一代越剧大师就此离我们而去。

走廊里传来了一阵年轻人嬉笑的声音，不时还夹杂着几句抑扬顿挫的哼唱，轻易便将众人陷入回忆的思绪拉到了今天。四位后人出了房间缓步行走，不时地与几位年轻演员擦肩而过，相互间都投以了温暖的微笑。几十年后他们中间也许会出现另一位唱秦腔的尹树春，谁知道呢。但只要今天他们将汗水挥洒在这方舞台上，这座城市便会牢牢地记住他们的身影。

离开兰州越剧团旧址，尹树春幼子王光耀时不时回头再望一眼，直至那栋旧楼完全消失在视野中。他感慨地说：“从1956年至1987年，越剧与兰州结缘整整31年，在这段岁月中欢笑与泪水并存，遗憾与挫折共勉。但起码可以自豪地说，妈妈这一代越剧艺术家没有辜负这一方水土的养育，他们倾尽了所有的力量为兰州戏迷奉献了一台台精美的戏剧作品。相信她们的演出故事，一定会流传在兰州戏迷的记忆中。”

记者李超文/图

新版越剧《梁祝》“楼台相会”剧照

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艺术节盛会的亮相，带来的不仅是一段久别金城的婉约唱腔，更让很多人重温昔日越剧热唱的久远岁月，浓浓的怀旧之情才是人们心中最大的收获。演出之余，秉持“小百花”“到一座城市，进一所大学”的理念，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14日上午率领演职人员在兰州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对抗遗忘》的文化艺术示范讲座。活动结束后，她欣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就越剧与兰州、戏曲与时尚、传统与传承等话题畅谈了自己的想法。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是国内著名专业女子越剧表演团体，建团近30年来“小百花”首次应邀参演第四届兰州艺术节，而演出阵容中最抢眼的莫过于新版《梁祝》中梁山伯的扮演者茅威涛。她作为中国当代著名表演艺术家，在其从艺30年来，曾先后5次荣获中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华表演奖”，3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等中国当代戏剧界最高奖项。她的表演和声腔极具个人魅力，先后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文化意义的越剧女小生的艺术形象，并凭借独特表现魅力深受爱戴与关注。

“据我了解，诞生在1906年的越剧与兰州其实有着久远而密切的渊源，这里曾经有过一个越剧团——兰州市越剧团，其前身是1949年在上海创建的春光越剧院，为支援西北地区文化建设于1956年迁移到甘肃省兰州市落户。”尽管是第一次来到兰州，但茅威涛对于这座城市却因对艺术的眷恋而并不陌生，她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这个越剧团就常常在河西走廊和中原地区巡回演出，而且剧团从江浙地区带来的正规导演制度和舞台美术等方面的经验和成就，对兰州戏曲界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不过遗憾的是，兰州市越剧团在1987年的时候，正式更名为‘兰州市轻音乐团’了。”

她说：“当然，时代在发展，我们应该更加去关注在现代社会如何提升戏曲的艺术水准和影响力，如何把这些传统艺术和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下去。在这次参与兰州艺术节过程中，我不仅亲眼目睹了国内一流舞台艺术作品同台献艺的精彩纷呈，更为这座城市拥有这么一场堪称中国顶级的艺术盛会而感到激动不已，兰州何其幸运，这里的艺术工作者们何其幸运。”

在一个科技、信息、传媒高速运转的逐利社会，戏曲和传统文化的意义是什么？戏曲真的还重要吗？有必要继续存在么？对此，茅威涛认为：“戏曲这一传统艺术样式，对当下的意义就在于普及传统艺术常识、承接历史记忆、对抗文化遗忘。几百年中，在田间、地头、草台看戏，戏曲是人们熟悉历史、道德、伦理，甚至熟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仰的方式。也就是说，戏曲的每一声嗟叹、每一个动作、每一腔吟唱、每一句念白，都深深蕴含着对民族传统文化与艺术的传承与再现，都是‘有意义的形式’。”

“尊重经典，但不因循经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茅威涛的所作所为其实一直试图让越剧在时尚的“压迫”中继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她坚信，只要越剧能不断在时间中沉淀出精品与经典来，就一定会有人推崇与迷恋，传承与研究。她说：“著名戏曲理论家傅谨在《草根的力量》中提到，中国戏曲与民间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巨大的同构关系，中国人几乎都能哼上一两句家乡的曲调，这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传统文化中得到了伦理、情感、道义，以及社会公德、家庭教育等各方面的熏陶和浸润，因为这就是最具有民族性、民间性和民俗性的文化传承，这早已熔铸成为一种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

采访的最后，茅威涛感慨地说：“文化有它的花季，但也许我们至今依然还未处在文化花季里，但是我们可以做文化的垫脚石，为文化还能形成下一个花季，做一点默默积淀，铺路搭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