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收藏的名人墨宝中，有两轴郭沫若行书八言联。

对联上联为：谋在于众，断在于独；下联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落款郭沫若，下钤篆书“郭沫若”白文印，“鼎堂”朱文印。

郭沫若，号鼎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大师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周扬语）。他不仅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开拓了一代新风，而且在历史考古、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研究诸方面也有特殊贡献。与近代国学大师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合称“甲骨四堂”，极一时之盛。他还是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卓著。他自幼习书取法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苏（轼）各体，汇而为一，形成雄健洒脱、气韵生动的“郭体”，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美感和豪气，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为世称誉。

郭沫若不仅钟情于书法艺术实践，而且注重书法理论研究。1965年夏，我国文坛上就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真伪进行的一场大辩论，主角就是郭沫若。

《兰亭序》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三月三传统修禊日，为当时名流“曲水流觞”雅集作的序。临流一序，熠耀千古。“天下第一行书”就此诞生。《兰亭序》全篇324字，28行，文辞优美，书法精绝。序中凡是重复的字个个不同。其中 20 个“之”，变化迥异，无一相类。作者对人生问题、生死大事的深层思考，化作笔下刚柔相济、飘逸灵动的线条。透过那不激不厉、温文娴雅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晋人落拓不羁、风流潇洒的奕奕神采和翩翩风度。《兰亭序》是王羲之神闲务逸、心手相应、即兴发挥的神来之笔。他对此十分珍爱，作为家珍代代相传。直至传到第七代智永和尚的徒弟辨才，被唐太宗派监察御史萧翼骗走，最后陪葬昭陵。并由此引发人们长久探寻的兴趣和数不清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1965年6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发表了一篇《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之后《光明日报》转载。该文认为，从当时南京出土的王谢墓志（晋代）来看，《兰亭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其次，从文章内容看，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与晋人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径庭，作者是否是王羲之值得怀疑。再者，《兰亭序》开头，“岁在癸丑”的“癸丑”二字，像是后人加上去的。据此，郭推断《兰亭序》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所作。

郭文发表后，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书法家高二适不以为然，写了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与郭争论。该文认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后人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家的鉴别能力。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序》却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序》非晋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王字本身有个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能称之为“书圣”。再者，从美学观点看，《兰亭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风貌也相吻合。从上所述，高文认为《兰亭序》仍是王手笔，并非后人伪作，观点与郭文针锋相对。

然而高文写好后，没有哪家报刊敢于刊登。原因在于郭是学术界泰斗，且郭文中又援引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为同调，更令人望而生畏。高在一筹莫展之时，就把文章寄给中央文史馆馆长、抗战时期重庆诗友章士钊先生。章看后，认为高二适专攻章草，善察笔势，精于鉴赏，故赞同高的观点。遂后并把高文推荐给毛泽东“评鉴”，以求“得以公表”。毛泽东看过高的文章，复函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日，毛给郭发去一信，内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在毛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均先后刊发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影印手稿。郭针对高文再次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与之辩论。尔后，高也再次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回敬郭沫若。由于领导重视和鼓励，在全国学术界很快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当时参加争论的学者除郭、高二位外，还有龙潜、启功、赵万里、史树青、沈尹默、严北溟等。肯定派以高为首，否定派以郭为首。两派争论不休，但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故此争论最后也没有结论。

岁月悠悠。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动向。近年来，臧否历史人物之风甚盛。正像所有名人一样，郭沫若的生平是非，千秋功过，人们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毁誉不一。但是当年郭以学者身份，平等地参与讨论，不以势压人，所体现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之风，还是应该值得肯定和弘扬。

文人雅集是两晋风流、崇尚清谈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盛世有雅集、诗酒兴会，西晋的“金谷诗会”即为典型；奔散丧乱之际也有文人聚会，中原陆沉、晋室南渡时的“新亭诗会”即是，其他文人间的雅聚谈玄更是频繁。三月初三，在水边举行祓禊仪式，以洗濯祓除宿垢是中国一个古老的风俗，是邀集亲朋相聚的盛会，永和九年暮春三月的兰亭雅集就是借祓禊这样一个风俗举行的。如今，随着兰亭雅集背景资料的不断被发掘，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在当时这样一个国运不济、内忧外患的时期里举行的文人雅集，似乎不仅仅是一次寻常、简单的诗酒兴会，其间一定蕴含着更多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

首先，当时文人的雅集显示的是东晋文人追求精神解放的一种风尚。东晋文人崇尚老庄，追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遥境界，他们喜欢在自然山水的拥抱中，与同好畅诉衷肠，在欣赏山水的过程中，使自己身在朝堂的束缚得以解放，心归山林而得到精神上的解脱。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自公元351年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直至他弃官隐居的五年中，他与文人挚友在会稽兰亭的雅集几乎年年都有，参加者有许玄度、支遁、谢安等，他们在一起谈佛论道，以享受短暂脱离尘嚣的释然心境。其中，永和九年暮春三月的雅集规模最大，参加者最众。据桑世昌《兰亭考》记载，这次雅集有文人、武士共42人参加，包括王羲之、其子、族子、属官、辖官、朋友、同僚等，雅集为文化史留下了两项重要的成果，即为世人传咏的37首兰亭诗和书文并茂、被后人尊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兰亭序》是这次雅集的灵魂，前半部分记载了雅集的现实场景，是文人怡情山水，追求自然、自由、旷达和美好的精神生活和审美观的表露。

其次，兰亭雅集是东晋文人以一种亲近自然的轻松方式，完成了一次精神和思想上的交流，从而返观人生。王羲之在充分享受大自然给人带来的愉悦之后，在《兰亭序》的后半部分转而抒发了对人生和生死的感悟，这一部分情绪的突然转移曾经被学者拿去当作证明《兰亭序》非王羲之亲作的依据，这显然是不妥的。在东晋，王羲之是反对清谈的代表，对死的“痛哉”、对“一死生，齐彭觞”的“悲”完全是王羲之面对当时文人悲惨境遇的内心呐喊。魏晋文人对于人生“俯仰一世”的短暂，体会是最深切的，他们虽然表面上放浪形骸，但对国事的担忧和痛楚却是深埋于心的，空有满腔热情和抱负而无法实现。因而良辰美景、短暂喜悦后，王羲之所产生的悲切则更为深刻。

再则，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更是体现了中国士人心忧天下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当时正是东晋内部将相不和、桓温与殷浩两人为北伐之事矛盾加剧之时，夹在矛盾中间的王羲之认为当时的东晋“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北伐的一次次失败，造成无辜生灵的涂炭，因而他借祓禊请来了桓、殷双方的相关人士，其中有桓温之子、殷浩的属官、前方的将士，当然更少不了当朝的名士，以“和”为目的，并希望双方能观照生命的短暂和珍贵，从而放弃无准备的北伐。王羲之作为雅集的策划人，充分抓住了与会者须臾欢畅的机会，表达了他的“和”的思想。在他的兰亭诗文中不断出现“和气载柔”、“异世同流”、“乃携齐契”的诗句，在《兰亭序》中也以“惠风和畅”为喻义，他希望时人能认识到“死生亦大矣”、“一死生为虚诞”、“齐彭觞为妄作”的道理，也希望后人能有此同感，这正是中国士人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