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越剧院的排练厅里来了 三位“萧涧秋”──电影《早春二月》里 的“萧涧秋”孙道临，正在排练的同名越 剧里的“萧涧秋”尹派女小生萧雅和男 小生许杰。萧雅和许杰围坐在著名表演 艺术家孙道临旁，桌上红色的聘书很醒 目，这是孙道临刚刚从文汇新民联合报 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赵凯手中接过的 担任越剧《早春二月》艺术顾问的聘书。 作为该剧顾问，孙道临此番专程来为演 员说戏，讲述他对萧涧秋这一人物的理 解，以及他当年主演电影《早春二月》时 经历的台前幕后的故事。$$ 那个经典的镜头闪现：青年知识 分子萧涧秋穿着长衫、围着围巾站在 桥头，等着文嫂的女儿小采莲出现。小 采莲挎着书包来了，萧涧秋拉住小采 莲的手向学校走去。两边是早春的行 道树，有花初开……$$ 看过电影《早春二月》的人，恐怕 对这一镜头都会有或清晰或模糊的记 忆。当然还有孙道临演的萧涧秋，谢芳 演的陶岚，上官云珠演的文嫂……“野 爸爸”的流言可以杀人，文嫂因无法忍 受舆论压力投河而死，萧涧秋无奈离开芙蓉镇……$$ 39年后，孙道临和《早春二月》再次结缘，他坐在了年轻演员们中 间，讲述一段段尘封往事──$$ “电影是1963年开拍的，1962年接到了本子。当时看了很喜欢，觉 得在以前的银幕上没有见到过，完全是一种新的东西。尤其是萧涧秋这 个人物，他身上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究竟如何把握，当时还颇费 思索。”忆起往事，孙道临陷入沉思。$$ 拍《早春二月》，说来也是偶然。当时谢铁骊导演去莫斯科参加电影 节，苏联同行认为，新中国电影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拍得风云激荡，但 是却少有抒情的、富哲理性的作品，这个评价对谢铁骊影响很大。回国 后，他遍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最后定下两部：叶圣陶的《倪焕之》 和柔石的《二月》。考虑到长篇结构较大，最终选了中篇《二月》，谢铁骊 亲自任导演和编剧。$$ 柔石的《二月》写于1928年前后，是他这一时期探讨青年知识分 子出路的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鲁迅赞扬《二月》是“用了工妙的技术所 写成”。小说《二月》的主人公萧涧秋是大革命前夕的一个青年知识分 子，他富于正义感与同情心，极想有所作为。带着寻求精神自由的梦想， 他来到芙蓉镇教书，从此卷进生活的漩涡，欲退不能。一个聪明又乖张 的女性陶岚爱上了他，而他却同情于那个贫苦无依的寡妇文嫂。出于人 道主义，他处处帮助文嫂，然而他的行为不仅没能救文嫂，反而导致文 嫂受诽谤、攻击，最后被迫自缢。种种变故使萧涧秋失去了精神的平衡， 不得不逃离芙蓉镇。$$ 可以说，小说中的萧涧秋是一个复杂的、有着悲剧性格的人物，电 影中如何把握这一人物，如何理解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此，谢铁骊想 了很多。他和扮演萧涧秋的演员孙道临一起看书、查资料。当时鲁迅对 这个人物的评价是“穿着长衫、走在海边又怕溅湿，一个洁身自好的时 代悲剧人物”；夏衍对电影剧本做了详尽眉批，认为从萧涧秋身上，可以 看出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寻找革命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 有了夏衍的这句眉批，谢铁骊一下看到了拍摄这部电影的意义，他 把这层意思讲给孙道临听，孙道临听了觉得很对。他理解萧涧秋有点像 旧俄知识分子中“多余人”的典型。五四时期，萧涧秋是个热血青年；五 四以后，在目睹了很多令人失望的现实后，他苦闷、忧愁、彷徨。但是萧 涧秋的彷徨不能简单理解为软弱。五四以后，各种主义、思潮风起云涌， 有人高升，有人退隐，萧涧秋寻求真理而不得，于是他徘徊。但是他对人 生的基本态度没有改变，他还是想找寻一条道路，想做些有意义的事。 孙道临认为，萧涧秋外表冷静理性，内心却充满激情，这是这个人物身 上的亮点。$$ 孙道临对人物的把握得到了剧组的认可，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点担 心，担心让孙道临演比较“文气”的萧涧秋是否合适？ 因为在这之前，孙道临演的大部分角色，无论是《渡江 侦察记》中的李连长，还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 侠，都很“硬气”，怕他体现不了萧涧秋的“文气”。但是 孙道临对自己有信心，他笑说：这些“硬气”的人物其 实也是硬演下来的，他或许更适合演文人气较重的知 识分子。$$ 这样，一部表现人道主义，充满人情味和戏剧性， 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影片《早春二月》诞生了。$$ 然而，影片拍后第二年，康生、江青先后把《早春二 月》《舞台姐妹》《不夜城》等一大批影片打成“毒草”，责 令批判。这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岁月里， 许多优秀影片所遭遇的共同命运。不过让人欣慰的是， 原来的“毒草”如今大都成了“重放的鲜花”。$$ 现在，《早春二月》又有了“越剧版”。为纪念“左联 五烈士”之一柔石牺牲70周年，上海越剧院决定投排 越剧现代戏《早春二月》。越剧版《早春二月》根据柔石 小说《二月》改编，同时参考了《早春二月》电影，其中 情节和人物都有新的发展和创造。$$ 担任编剧的薛允璜先生告诉记者，越剧《早春二 月》以萧涧秋、陶岚和文嫂之间的情感纠葛为主线，丰 富发展了一些细节：如陶岚的“公开征婚”，文嫂爱人 牺牲后做的“衣冠冢”，萧涧秋欲娶文嫂为妻，在陶岚 家门前的“三叩门”……另外还设计了一些群众角色 如小孩、媒婆等等，以营造小镇上的典型环境。主人公 萧涧秋在小说中“灰”的色调多了一点，戏曲受电影启 发有所改变，突出了他的由苦闷到觉醒，最后他从悲 痛中惊醒过来，辞别了小镇和他心爱的人，毅然投奔 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革命洪流中去。$$ 窗外已是鲜花盛开的五月，排练厅里传来嘤嘤吴 语声，再过两个月，越剧《早春二月》将出现在上海的舞 台上。这是上海越剧院由文新报业集团托管后推出的 第一台大戏，也是迎接建党80周年的重点献礼剧目。

竺洪波

马年伊始，绍剧大师六龄童（本名章宗义）以九旬高龄逝世。先生年高德劭而又善终正寝，原是“白喜”，奈何不久爆出不和谐一幕：有无知莽汉因一己之私搅扰灵堂，震惊长者亡魂，这一粗暴行径令“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因为是绍兴市人，与绍剧便有了难以割舍的情缘，对六龄童也怀有深切而美好的记忆。大约在1977年前后，一批在“文革”期间遭禁的老电影重返银幕，其中即有家乡戏越剧《红楼梦》和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当时每个公社（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乡或镇）都设有电影放映队，但由于拷贝稀缺，这些电影只能在县城先行上映。一个风清月明的晚上，父亲用改装的加重自行车（俗称老坦克）驮我去40里外的县城观看《三打白骨精》。回乡路上，人群扶老携幼，谈笑风生，仿佛沉浸在孙悟空除妖的快乐之中，对六龄童的高超演技更是啧啧赞叹。还记得同村女孩小芳骑车与我们同行，半途乏力恳求由我驮她，可惜我不会车技，爱莫能助，留下少年时代一件憾事。

一

斯人长逝，风范长存。抚今追昔，六龄童一生功绩历历可诉。

首先是对绍剧艺术的卓越贡献。绍剧，又称绍兴大班，顾名思义应该是绍兴地区的主流剧种，好比上海的沪剧、四川的川剧。不过，说到故乡的戏剧，情况颇为复杂。绍兴为古越之地，越女西施故里，除了绍剧，这里还拥有一个更能体现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戏剧种类———越剧。“绍”、“越”两字都是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指称，绍剧和越剧理应平起平坐。而从后来的实际影响而言，年轻的越剧似乎后来居上，更加普及，更加著名，也更加高雅，现在俨然已是我国仅次于京剧的第二大剧种。我的家乡嵊州（绍兴市管辖的县级市）恰是越剧的发祥地，袁雪芬、王文娟、范瑞娟、竺水招、筱丹桂、姚水娟、竺素娥等一大批越剧大师和名家都是嵊州人，徐玉兰、尹桂芳则是邻县新昌人，而新昌、嵊州在历史上又同属一县，古代合称剡县，所以在记忆中，我们嵊州人是更亲近、更喜欢越剧，可谓“村村小百花，家家的笃班”———“小百花”是时下绍兴地区越剧团的昵称，“的笃班”是越剧的早期称谓，———对绍剧则比较陌生，许多人甚至是只知越剧而不知绍剧。所谓“绍兴戏”，本应指绍剧，而事实上所指的却是越剧。

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变了这种不堪局面。上世纪50年代，绍剧复兴，六龄童猴戏崛起。1954年，六龄童主演的《孙悟空大破平顶山》在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汇演中荣获特别奖；1957年，他以《三打白骨精》在浙江省戏曲汇演中摘取表演一等奖，1960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彩色影片，并由文化部统一安排于翌年的儿童节在全国公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最优秀的神话彩色戏曲片之一，荣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并发行72个国家和地区，风行海内外。或许是出于乡情的缘故，周恩来总理也喜欢“家乡戏”（陈毅戏称“你的家乡戏”）———绍剧，也喜欢六龄童的演艺，他把绍剧带进了中南海，用《三打白骨精》招待外国贵宾，还曾与剧组的小演员合影留念。这是六龄童和绍剧的幸运。从此，步伐灵捷、武艺精湛、唱腔高亢的六龄童开宗立派，被誉为“南派猴王”。绍剧这个古老的地方剧种在衰落中复兴，有了举世公认的大师，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经典作品，其风头一举盖过了越剧。在绍剧数百年发展历史中，虽然也涌现过吴月楼、筱玲珑、章艳秋等著名艺人，但就将绍剧发扬光大的卓越贡献而言，六龄童无疑当推为宗师第一人。

缅怀六龄童，还在于他对《西游记》的普及、提炼之功。六龄童主演的代表作《孙悟空大破平顶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大闹乾坤》和《火焰山》等，都取材于文学名著《西游记》。这为《西游记》的普及提供了特殊途径。回顾《西游记》的传播史，在近代猴戏艺术风行之前，《西游记》在戏剧舞台始终处于后进状态，其剧目稀缺，远少于三国戏和水浒戏，并且质量低劣，似乎只有明代人杨景贤的一部《西游记杂剧》才勉强可称传世名作。在绍剧流行的宁（波）绍（兴）地区，《西游记》家喻户晓，人们可能不知道诸葛亮和林黛玉，却不可能不知道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猴戏的影响。在古典小说名著中，如果说京剧钟情《三国》、《水浒》，越剧钟情《红楼梦》，那么绍剧则钟情《西游记》。

二

特别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对《西游记》还不乏提炼、升华的作用。

人们或许不知，白骨精的故事其实并不著名。在《西游记》中，各色妖精也是有职称的，等级森严，就像如今大学里的教授、讲师、助教一样。第一等是仙佛下凡，如金（银）角大王、黄眉老妖、黄袍怪，他们内部的进一步排名须由各自主人的地位决定，于是“玉帝大还是如来佛大？”便成了一个问题。第二等妖怪虽不是仙佛派遣，但最后有幸皈依仙佛，如号山枯松涧的红孩儿做了观音菩萨的善财童子，黑风山的黑熊精做了佛教圣地落伽山的守山大神。第三等就是白骨精、树精、蛇精、蜘蛛精之类，他们多是平民出身，出没于荒山野岭，没有高贵的血统和强有力的奥援，只有孜孜矻矻，苦修千年，希冀得道成真，最后还难免命丧金箍棒或九齿钯下的悲惨命运。白骨精正是这样的“万年僵尸”，她形象丑陋，性格扁平，武功低劣，只会化妆惑人，可惜其骗术又不高明，每次都被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识破。所以说，白骨精原来是妖精中最不起眼的小角色。

还有，“三打白骨精”故事简单，篇幅较小，精彩程度远逊于“三调芭蕉扇”和“真假美猴王”。《西游记》中的四十来个除妖故事，多半需用若干回目进行叙述，平顶山故事甚至用了整整五回文字。而“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从开始到结束，仅用了区区一回的篇幅。可见它是何等的简陋，何等的不被小说作者所重视。

绍剧《三打白骨精》别具慧眼匠心，对故事进行了艺术整合和提炼。剧中的白骨精变脸转型，不仅容貌姣妍，武功了得，而且工于心计。她与孙悟空打成平手，又施毒计诱使唐僧逼走悟空。如果不是猪八戒灵光初现，在花果山义激猴王，促使孙悟空重归师门，与猪八戒等联手除妖，白骨精险些大功告成。如果那样，灵霄宝殿或者灵山灵鹫峰上多出一尊神佛为后人礼拜也未可知。补充一句：“义激猴王”原是“黄袍郎———百花羞”故事中的情节，与白骨精毫不相干，剧作挪用过来，丰富了剧作的内容，映衬了白骨精的性格，不失为绍剧成功的创造和神来之笔。

《三打白骨精》上演之后，取得圆满成功，引起巨大反响。据相关文献显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临现场观看。郭沫若先生六次观看演出和同名电影，并先后写成两首律诗，毛泽东读后诗兴大发，主动唱和，于1961年11月17日写成《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留下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样的名句，并以此抒发了他对其时风云激荡的国际形势的看法。———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难得的一段文（艺）坛佳话。

三

现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已是举世公认的经典剧作，白骨精则成了以假乱真、特别是以美色诱人的邪恶化身。最近，这一形象的意义又有所翻新：既可以指白领中的骨干、精英，还可以指高校中那些处境不佳、怨声不绝的老讲师（即“万年僵尸”），成了一个现实蕴涵丰富而又不失幽默的“共名”。

六龄童生前曾感叹：作为猴王世家，“子子孙孙都学猴”的传统已告终止，自己的后代中已再无演绍剧猴戏者。大师的担忧并非多余，自六龄童告别舞台后，绍剧又现疲态。至今似乎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原创名作，猴王演员后继乏人，观众也相当萎缩。在国内戏剧百花园中，绍剧仿佛成了不为人知的稀有剧种，即或在宁绍地区，绍剧之花也不及越剧那样鲜艳、繁盛。一生献身绍剧，临终还情系绍剧的前途，六龄童大师的风范感人至深。

可以告慰大师在天之灵的是：随着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取得空前成功，30年来持续风行，由其子六小龄童主演的美猴王也成为大众偶像、“一个时代的记忆”。六小龄童由此获誉无数，一举跻身我国当代杰出艺术家行列。绍剧失去了一位猴王传人，但在荧屏天地里闪耀出更加鲜艳的光彩。

田永昌

提起羽觞，人们就会想到绍兴的兰亭。说到兰亭，自然也会想到发生在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初三兰亭“曲水流觞”的千古佳话。是年，大书法家王羲之与谢安、孙绰、谢万等42位名流高士聚会兰亭饮酒作诗。文人雅士饮酒作诗，历来与众不同，此次更是别有风趣。42人分坐于曲折蜿蜒的流水边，然后由书僮将盛着米酒的羽觞放入流水中，羽觞随水而流，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当场赋诗一首，赋不出来者罚酒三觞。结果有11人各作诗两首，15人各作诗一首。其中包括王羲之小儿子王献之在内的16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觞。嗣后，王羲之将“曲水流觞”的诗汇集成册，并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下了324字的《兰亭集序》。此序书法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高峰，王羲之也被称为“书圣”。自然，千百年来，兰亭也成为书法家们“朝圣”和人们游览的风光宝地。

我是在1984年时与著名作家吴强、何为等人一起到过兰亭的，那时，曲水还是“一潭死水”呢。1985年，绍兴市政府出资疏浚溪水，并将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定为“绍兴市书法节”。每年此时，中外书法家、诗人和有关领导纷至沓来，举办“曲水流觞”活动，进行书艺和诗歌交流。因此，今年春上，我再到兰亭时，兰亭别是一番风光在眼前了。只见那山坡上密密的修竹临风，鹅池中数只白鹅引吭高歌，墨池边，一群青少年正在挥笔作书，更是在“曲水流觞”的溪水边，一拨又一拨的游人学做古人状，坐在溪水边，由那身穿晋服的女孩将盛着酒的羽觞放入溪水中，然后用藤条编成的长勺捞起来给他们喝。我也没有放过这般附庸风雅的机会。此刻，坐在淙淙作响的小溪边，春风扑面，柳絮飞扬，鹅声入耳，已是心旷神怡，再见那小小的羽觞随溪水一路旋转漂流而来，酒香也一路飘来，真是酒未入口人先醉了。我是酒也喝得，诗也作得，当即得诗两首。

醉游兰亭咏羽觞

(一)

一路曲水任意流，

酒入口中觞在手，

当年若无此物在，

哪有千古说风流。

(二)

杯有双耳方成觞，

借得曲水美名扬。

更喜年年兰亭会，

鹅歌声里赋华章。

我的这两首诗是咏羽觞的。千百年来，包括李白、陆游、徐渭等等在内的众多名人雅士慕兰亭大名而来，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几乎全是歌颂书圣王羲之的书法，“曲水流觞”的雅举，以及兰亭风光的，没有一首是专门写羽觞的，不无遗憾。试想，假若不是“曲水流觞”，而酒是在酒馆里喝的，随便用什么金杯玉盏，能留下兰亭的千古风流佳话吗？也因此，作为一名诗人，一个酒具收藏者，当我坐在“曲水流觞”处发思古之幽情时，胸中涌现的首先是咏羽觞的诗。

羽觞和爵、?B、尊、觚、觥、壶等一样，都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酒器，它在春秋时期的楚国就已非常流行。“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就是楚国大诗人屈原在《楚辞?招魂》中的诗句。1982年在湖北出土的“双凤漆羽觞”就是楚国的木质漆觞。1970年在西安出土的唐代“金花鸳鸯银羽觞”，说明羽觞作为一种酒器，材质越来越好，向来受到人们的垂爱。但后来它有那么大的名气，特别是今天，人们可能不晓得?B、觚等是何物，但知道羽觞是盛酒的，这不能不说是兰亭的“曲水流觞”盛举让它名扬至今。羽觞的材质有多种，这天我在“曲水流觞”处喝酒用的羽觞是越窑青瓷的。米酒是盛在鸡头壶里，然后倒进羽觞中的。帮我倒酒的扮做晋人的小姑娘说，当年王羲之他们就是用的这种羽觞。我愿意信它是真的。因为不是所有材质都可做羽觞，铁、锡、青铜恐怕就不行，漂浮不起来呀！走前我买了一套仿晋羽觞酒器，越窑鸡头壶，四只羽觞杯，虽是仿晋，做工却精细。

末了还想说及的是，我见到有些谈中国古代酒具的书中说到“羽觞”时，认定它在宋代就退出了酒具舞台，已经绝迹，实是谬传。其实它一直活跃在民间，北京故宫禊赏亭中有个“流杯渠”，“曲水流杯”其实就是“曲水流觞”。今天，连日本鹿儿岛等地也在举办“曲水流觞”活动。这充分说明，作为酒器，羽觞只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李美皆

●当人们说鲁迅“肩住黑暗的闸门”时，多半是把那黑暗理解为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了。其实不尽然，他所肩住的，何尝不是一种人类性的哀愁！

站在鲁迅故居的百草园，我捕捉不到任何《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描述的快乐，我感到茫然，仿佛所处的并不是百草园，百草园尚在另一个为我所不知的地方。似乎总是――风景在别处。导游说，“这里只有两个地方是原来的，泥墙根和石井栏。”就因为是原来的，泥墙根已经被砖墙护起来了，成了墙中墙。事实上，它矮得根本不像一堵墙，倒像是一截土垛，如果不是因为这篇著名的文章，它恐怕早就被铲平了。历史与文化的附加值常常超越物质的本体，这是自然的。仍然要感谢这个地方，给了鲁迅那么多的快乐，这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

三味书屋不仅狭小，而且呆板，没有任何孩童的气息，整个就是一副胡须枯索的老夫子的面孔。书屋的小院形象地注解了“天井”的含义，满墙满地的青苔如井壁与井底，窄仄潮湿，仿佛这里的人生也将是长满青苔的。这里连空气中都壅塞着压抑感，外观仿佛一张阴沉的脸，内观仿佛一个滞重的心胸。也许是久无人居，没有人气的缘故罢。如今的三味书屋对于鲁迅仿佛是一个象征性的场景，烘托着告别百草园以后的鲁迅，以及他那缺少欢快的人生。告别百草园，就是三味书屋，这似乎是关于人类命运的起承转合的一个暗示。

鲁迅故居如我在别处参观过的名人故居似乎没有太大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故居的注解，即陈列在墙壁上的那些图片和文字。有一块展板上镶着鲁迅的父母、早夭的弟弟(后人根据其夭折时的样子所想象的成人时的样子)和朱安的画像。上面并排为父母，下面并排为早夭的弟弟和朱安。早夭的弟弟和朱安并排，让我感到费解。这是根据什么原则排列的呢？因为早夭的弟弟和朱安都是不圆满、无建树的畸零者？

关于朱安，绍兴鲁迅故居的文字是这样介绍的:“……是个旧式妇女，缠足，思想比较封建，与鲁迅在思想、情趣、文化爱好等方面都相去甚远。……婚后没几天，他便又回到日本东京。从此，鲁迅和朱安做了一生的挂名夫妻，成为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导游是这样讲解的:“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母亲瞒着他为他所订，当时他在日本，是被骗回来完婚的，结婚四天，就回日本去了，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婚姻。鲁迅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他们之间是没有爱情的。”

导游的解说是贴近民间的，而我所关心的正是一般人是如何阐释和理解鲁迅的。“是母亲瞒着他为他所订”，这非常合乎一般人对于鲁迅和朱安的想象――正如鲁迅早夭的弟弟的画像是别人的想象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鲁迅事先知道，而且和朱安有联络。许多貌似合理的想象其实与真相相去甚远。比如何摆放朱安更难的是如何摆放许广平，于是，在这个显眼而正统的位置上，许广平成了被省略的人。

相挨的另一块展板的左上方是鲁迅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的照片，右上方是鲁迅《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这段话在鲁迅纪念馆里也有。这块展板的下方是鲁迅《父亲的病》的手稿。鲁迅自叙传式的写作并不多，这算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篇，每一篇都提到父亲的病以及家道中落，可见对其影响之深，鲁迅目光的冷峻和文字的坚硬由此奠定。作家的早年生活决定了其艺术诞生的质地，似乎两者之间有一个秘密通道。

参观完鲁迅故居，又去参观鲁迅纪念馆。为了了解一个关于鲁迅的专门机构是如何理解鲁迅的，以及向大众推出了一个怎样的鲁迅，我拍下了纪念馆几乎所有的文字。鲁迅吐露心声最多、自叙传性质最强的是《呐喊?自序》，纪念馆引用文字最多的也是《呐喊?自序》。《呐喊?自序》是鲁迅在创作的早期完成的，此后，他似乎再不愿这么袒露自我了。《呐喊?自序》呈现了一个实在可感的鲁迅，纪念馆一进门的“民族魂”塑像后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呈现了一个更加形而上的鲁迅，是经过了精神的升华和提纯之后的鲁迅。但两者皆可视为鲁迅的自况。在一块名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字匾上写着:“在人生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这话出自《两地书》。鲁迅与许广平爱着时居然也是如此不轻松的！许广平爱上的，也许就是一颗“民族魂”？这样的爱情，其精神性实在是太伟大了，伟大得令人心痛！

纪念馆里有一面墙，是一片落日余晖愁山愁水中孤舟飘向天涯的画面，正好可以配上这样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画面令人揪心，那几乎是一种人类性的哀愁。家道中落，一个小孩子承受的太多了，以至于此后再也快乐不起来！几乎没有一个人，比鲁迅的内心更加哀苦悲凉沉重抑郁，北岛的诗似乎正是为他而写:“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当人们说鲁迅“肩住黑暗的闸门”时，多半是把那黑暗理解为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了。其实不尽然，他所肩住的，何尝不是一种人类性的哀愁！假使鲁迅活在一个相对光明的时代，就不会有这般浓黑的悲凉了吗？从一个多少有些母性的女性视角来看，我倒宁愿鲁迅不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也不要拥有那样一个青少年时代的。因为年少时的黑暗与悲凉会决定一个人生命的底色。我相信有一种超越于个体生命之上的人类母性存在，而对于这种人类母性来说，孩子的平常但快乐可能永远比伟大但痛苦可取。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鲁迅曾经拥有过那样一片“百草园”，《朝花夕拾》里所有的文字，几乎都是鲁迅的“百草园”，有着温暖与亮色的，如人类童年的伊甸园。鲁迅的超拔之处在于他没有走向诗人般的自怜和自恋，他坚决地一个人扛着，义无反顾地践行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灵魂主旨。这种精神的义举，也是具有人类性的，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种。鲁迅就是这样把自己立成了一个大写的人。

最后还要提一提，纪念馆中的一块字匾上有错误。“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这段话出自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的《随便翻翻》，匾上错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了。

本报北京讯 曾写下《周总理，你在哪里》的著名诗人、作家柯岩因病于12月11日13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柯岩本名冯恺，原籍广东南海，1929年7月14日生于河南郑州。1949年起，她先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任专职编剧，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专职驻会作家，著有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报告文学《船长》、《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等作品。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关于“柯岩”这个笔名，她曾解释说：“我们中国的古代人把绿绿的小树称之为柯，岩呢，当然是大大的坚硬的石头……我取它作为我的笔名，因为我知道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决心终生根扎大地，终生奋力地攀登，从而使我的作品能像岩石上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

6月19日，文学界又一位世纪 老人去世了。$$ 作家一生积累的学识、智慧往 往与痛苦、遗憾成正比。而柯灵先 生是一位阅尽世事的温厚长者，到 了晚年，他不仅没有一点偏执，反 而更加通达了。安贫而乐道，风趣 而至诚；无怨无悔，无欲无求；人们走近他的距离最短。$$ 柯灵先生长我二十一岁，是我的前辈。我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读过他 的文章了。小时候，一篇《苏州寻梦记》使我过目难忘。柯灵先生在那篇 文章里记叙的是他陪同实为婶娘的母亲回苏州，在沾衣微雨中寻找母 亲早年失去的一个梦。老人家少小离乡，赶往远在北国的潼关，去践一 个婚约，在那陌生的地方，等待她的是一个病在垂危的男子（也就是柯 灵先生的叔父）。新婚一月即成新寡，“受尽风浪”。“维系她一线生机的 除却生命的执著”，也就是柯灵这个过继来的儿子了。柯灵先生在抗战 前夕陪同母亲回到悠悠五十年后的姑苏，母亲竟把闺中女友找到了，虽 然俱已两鬓飞霜，相对唏嘘……柯灵先生怀着深沉的爱和同情，细细地 叙说着飘过了无边苦海的母亲的奇遇，感人至深。我因为较早投入电影 剧作。和柯灵先生相识也有些年数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总也没能 从容地侍立在他面前聆听教诲。见面时只是相向颌首一笑，他的笑容总 是很亲切的。那时，我们近在咫尺而相距千里。在以往很长一段岁月里， 知识分子屡屡因言获罪，落马的人中不少前辈都是他的老友，言多必 失，使得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沉默寡言的态度，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久 而久之，成了习惯。或许，他压根儿就不善言词。我在六十年代初曾经在 柯灵先生的故乡绍兴种过一年水稻。发现绍兴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且 文风犀利、幽默风趣。即使舟子、纤夫，个个都能给你讲出比航程还要长 的笑话，使你一路轻快。我们从徐文长先生、鲁迅先生和柯灵先生的作 品里完全可以感受到会稽的民风。柯桥镇有一块柯岩，被当地人奉为灵 石。每每途经柯桥镇，我都会联想到柯灵先生的笔名，它的出处也许就 在于此。$$ 1991年秋天，我有幸和柯灵先生同在杭州灵隐“创作之家”写作，一 日三餐与先生同席。中秋夜，我、柯灵先生和夫人，冯牧先生围坐在丹桂 树下，饮龙井，尝月饼，才发现柯灵先生既风趣而又健 谈。这一发现，使我大吃一惊。他十分敏捷地觉察到我 的惊异。他说：“我本来是很活泼的，以前是装聋作哑， 现在是真的聋了，人显得沉闷、呆板。听不见别人的声 音，当然木讷。也曾配过几个助听器，有的声如重霆， 有的又弱如游丝，时断时续，只好搁置不用。最近有一 位朋友从香港又给我带来一个助听器，声音适中，调 节方便，所以我又显得活泼了。”接着他向我们说了一 连串关于耳聋的笑话。“朋友想来看我，很难。打电话 来，如果我独自在家，根本就听不见铃声。访客登门。 对不起，敲破门我也不知道。”我插话说：“哪天我给您 设计一个装置，有人一按门铃您就可以看到闪光。” “你早说就好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时有人来找 我，唯一的办法是先给我写信，约好某日某时到舍下 来，我届时在门前恭候。有一次，我如约端了一把椅子 坐在门前，一边看书，一边候客。左等也不来，右等也 不来，我以为来人因故爽约，只好回房重新关上门。后 来才知道，客人来过了，从我身边走过，登堂入室，不 见人，又从我身边离去，因为他不认识我，这真可以叫 做失之交臂！……”说得在座的作家和工作人员们好 一阵笑。九点多钟的时候，我们首先请柯灵先生和夫 人回房休息。冯牧先生和我舍不得那桂花的浓香，又 相对闲话了很久，几乎谈的全是柯灵。他对柯灵的文 字特别欣赏，他说：“柯灵的文字功夫真是了不起！现 在许多年轻人自以为自己很先锋，在革新母语，创造 文本，实际上他们是在糟践母语。评论界不仅不批评， 反而闭着眼睛吹捧，遗害无穷。有些老作家说起话来 冗长而罗索；写文章尤其如此，写出来的文章简直是 词藻的堆砌。杜甫在五十几岁的时候曾经感叹过‘白 头吟望苦低垂’，恐怕八十岁的柯灵都不会有这种感 觉。唯有柯灵，唯有柯灵，不仅才思敏捷，而且越老越 精练、越隽永。依然是‘清水出芙蓉’！可借，他毕竟八 十岁了！在郁闷不解中浪掷了多少年华啊！他计划中 的《百年上海》能竣工吗？”说到这儿他停住了，我也没 有接他的话茬儿，冷场了好一阵。蟋蟀的鸣声此起彼 伏，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面前的小石桌上落了满满一 层金黄色的桂花，夜真的很深了…这时，我们才踏 着树荫下细碎的月光互相道了晚安。

桂兴华

前天晚上，与贺敬之老通过电话，他说：“柯岩已四个月不省人事了……”

这是一种坚持。对生命向往的一种坚持。令我深深感动。

但更可贵的，她还有对崇高精神的坚持。当“诗歌是政治的工具”的观点被彻底抛弃以后，有些诗人以“告别革命，躲避崇高”为荣。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柯岩老师的坚持非常有意义。

她敢于守：为了人民利益

时代还需要号角与呐喊吗？在把握歌颂与揭露、轻浮与深沉、雷同与独到的课题上，柯岩老师是成绩优异者。

20世纪80年代起，集体大抒情之外出现了“自我”的爆发。但同时，“诗歌小众说”、“诗歌贵族化”、“政治无诗歌”也蜂拥而至，诗坛陷入“各执一词”。人们希望多一点艺术、多一点人性、多一点真实。但诗歌又从过去的假大空一下子发展到“不知所云”。在诗坛的文化地位日益下滑、逐渐远离精神中心区的时候，柯岩老师策划、主编的两卷《与史同在》（四本），为当代诗歌、散文界平添了两道响亮的华彩。

它们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冲破阻碍、迈向辉煌的脚步，还总结了中国新诗、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篇章，包括工农兵业余作者王老九、黄声孝等，以及郭小川撰写的《小将们在挑战》、《南京路上好八连纪事》等，尊重历史，尊重人民，尊重英雄，尊重崇高，尊重民族化、大众化。她以坚守的行为方式引发了主体社会对诗歌的关注，有效地奉献出充满革命理想的文化产品，这对中国文化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四本书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红色”。作家必须树立正确、健康的世界观。柯岩说：“文学是灵魂的事业，热爱文学，首先要热爱生活，热爱人民。”

贺敬之说：“否定诗与政治的联系，也是一种政治！”诗人必须关注现实。诗人一旦远离了政治，其使命感即随之消失。政治，就是百姓生活，就是个体对于时代的思考。现在诗坛出了那么多流派，但诗歌越来越琐碎了。像柯岩这样敏感、果断、充满激情的诗人、作家真是太少了！

她的作品《周总理，你在哪里》、《寻找回来的世界》、《癌症≠死亡》，都及时代表了主流意识。她的作品，成为低俗、猥琐的对立面，富有饱满的激情与昂扬的活力，扩大着社会功能，强化着激励作用。

现在有种言论：诗歌不要“及时”。其实，错了！诗歌就是要“及时”反映现实。诗歌是时代的神经末梢。诗歌比起其它文学样式更敏感，更直接，《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在那个时代气氛中及时喊出来的。如果迟几天，群众就不满足了。诗人要走回时代的峰谷浪尖，才具备当代真正诗人的要件。那就是：从生活出发，思考现实。

她善于守：抒发个人感受

长期以来，政治抒情诗的“概念化”倾向严重，灵魂被共性化了，成了“押韵的传声筒”。

柯岩老师却完成了精神与灵魂的历练，最反感虚伪、崇尚真实与个性。清醒的柯岩老师明白：专门为革命创作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革命的内容也要有感染力！《周总理，你在哪里》中先写“我们对着大地喊，对着森林喊，对着大海喊：周总理——”，然后三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深情，别致。诗歌不能机械地配合，而要充满创造欲望。这种喷发不能“公式化”，也不仅仅是表态。谁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写：“战旗飞卷，鼓角震天”，怎么对得起历史！

而那首《周总理，你在哪里》，30年过后，艺术上还是能站住脚，令人深思。说明：没有“我”独特的思考与想象，哪来好诗！诗得立足于个人的情感体验，有对于生命的真实体悟。诗人必须是个体的,而不是类型化的。政治抒情诗不是重复概念，而应该发自内心。柯岩老师“自我”特征最明显的是体现在对一般事物的独特敏感与发现上，这是一种“看家本领”。目的是为了将主题和内容表达得更个性化，这样的“自我”才具有创造性的价值。

她不但有勇气、有魄力提出重大的时代主题，而且有能力通过艺术形式和充实的内容予以及时回答。嘹亮的充满形象思维的政治抒情诗，时代十分需要。但是，当它不再以精美的构思打动人，诗还存在吗？

2011,12,12惊悉柯岩去世后，匆匆

忽培元

在建国前后步入文坛的一代作家中，柯岩一直是把心同青少年、同人民群众贴得最紧的党员作家。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当我们读着她的儿童文学作品，读着《小兵的故事》和《柯岩儿童诗选》，就像听着一位大姐姐在亲切地讲述着美丽的童话、轻唱着动人的童谣。

祖籍岭南的柯岩，出生于中原大地，她的血脉与气质里，滚动着黄河母亲的澎湃激越，她的个性风采中，沁润着泰岱父亲般的威武坚毅。《周总理，你在哪里》，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吟诵她的诗句，感受到了领袖与人民之间惊天动地的情感冲击波；《奇异的书简》、《船长》，当我们欣赏着她的报告文学，我们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大海般的互助深情和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寻找回来的世界》、《癌症≠死亡》，当我们阅读着她的小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凛然大气与大智慧，什么是广阔胸襟与大气量，什么是超越一切的责任、博爱与忠诚。1976年以来，她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辉煌阶段。作为真善美的引吭高歌者，柯岩不仅属于今天，更是属于未来；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新中国的建立，是柯岩人生的一个重大契机。她忠心感谢酷爱文学的父亲和仿佛有讲不完的美丽故事的母亲。更永远不会忘记，在新时代的曙光尚未亮起之时，遥远云南那暂离战火硝烟的寂寞天地里，一个苦闷之中彷徨的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文学像一盏航标灯，照亮了她人生前行的道路和努力方向。就着这片温暖的灯光，她如饥似渴地开始了漫长的文学阅读。

潜心痴情的阅读与天资聪慧的感悟，使得美与丑、崇高与卑鄙、诚实与虚伪等等，在少年柯岩纯净的心海渐渐泾渭分明。也正是这种最初形成的朴素情感，催促着她晚年抱病挥笔疾书。“在创作上，我永远不满足于一种形式，总想多尝试一些样式。我觉得，多掌握一种形式，就像一个战士多了一种武器……”柯岩的声音，总是那样的宏亮而底气十足，充满了诗人的激情与智者的感染力。难怪人们把她形容成“一团火”……啊，柯岩先生，岩石上耸立的一棵大树！她却总认为自己是一棵为大地奉献绿色的小树。她曾不止一次地说：“古人把绿绿的小树称之为柯。岩呢，当然是坚硬的石头。岩石上是很难长出树来的，因此，凡是能在岩石上成活的树，它的根必须透过岩石的缝隙寻找泥土，把根深深地扎入大地，它的生命力必须加倍的顽强……我取它做我的笔名，因为我知道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决心终生根扎大地，终生奋力地攀登，从而使我的作品能像岩石上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

这就是柯岩，我们敬重和效仿的冰心式的女作家，我们永远怀念她。

本报北京讯 2月18日，由华夏新诗研究会、新国风文学网、《新国风》诗刊编辑部、中华国魂编委会、华语红色诗歌促进会举办的“杰出红色诗人柯岩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将军诗人、中纪委驻司法部原纪检组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新国风》诗刊主编岳宣义向研讨会发来贺词：“中国文学历史的天空，永远闪烁着柯岩大姐这颗夺目的星星。”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原主任石祥为研讨会题词：“柯岩是一团火———三月的一丛杜鹃，六月的一束丹荷，九月的枫叶一簇，腊月的红梅一朵”，并在会上诵读了自己新创作的朗诵诗《咏“我是谁”———聆听柯岩同志“在创作生涯６０年座谈会上的答谢词”感赋》。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峭岩为研讨会题联：“柯生南国嘉佳木，岩居深山尚上材”。《新国风》诗刊创刊执行主编、华夏新诗研究会会长、诗人丁慨然朗诵致辞诗《柯岩，你在哪里？》。香港诗人蔡丽双、台湾著名画家谢秉均等对研讨会召开表示祝贺。研讨会由诗人蔡诗华主持。

石英、峭岩、忽培元、晨崧、王德祥、康桥、孙继祥、许庆胜、刘辉等来自全国的40多位诗人、评论家与会并发言。与会者认为，像柯岩那样坚定地走为人民服务的路线是最根本的文学创作的源泉，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抨击道德滑坡，批判拜金主义，柯岩的笔触是刚硬的。关心生活在底层百姓的痛苦与需求，反映他们的微弱呼声，柯岩的笔触是柔软而真挚的。铁铁铮铮、快言快语、爱憎分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尚品质是她的生命符号，值得后来者尊重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