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论辨”是当代书法史乃至文化、学术史上意义深远的一场论争。从1965 年第6 期的《文物》杂志发表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开始，直至70 年代初，以郭沫若为首的“疑史派”和以高二适为首的“信古派”互相诘难，几起几落，甚为热闹。只要查阅当时《文物》和《光明日报》，对双方各家的观点交锋、发展过程，就能有个大致的轮廓。 1973 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兰亭论辩》一书，共收入18 篇论文，并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郭沫若的六篇（其中“于硕”是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的笔名，文章当是郭沫若所作），以及赞成郭沫若观点的赵万里、启功、徐森玉、龙潜、李长路、宗白华、史树青等的文章九篇；而反对郭沫若观点的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的三篇文章则被收入下篇。

近半个世纪以后，一场文字官司的硝烟已散，高涨的热情早已消停。今天看来，郭沫若的结论虽有出土文物为证，但错讹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王谢墓志的作者未知的前提下，仅凭王谢墓志的“隶意”认为东晋时期的《兰亭序》也有“隶意”，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同一个人在不同状态和条件下书写差异往往 很大；二是即使是同人所书的笔 迹，纸上写与石上镌刻的效果也存 在天壤之别；三是自秦代开始作为 社会文化约定的正体和作为私人 尺牍交往书写往往不具有统一性； 四是《兰亭序》的版本存在差异是 古典文献极为正常的状态；五是在 高门名流和寒门工匠之间文化界 限清晰的东晋时期，镌刻之苦役一 般是工匠所为；六是楷书与隶书同 属今文字，彼此之间笔法差异也不 是绝对的。

《兰亭论辩》之“出版说明”如 此言道：“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 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 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 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 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 心史观的斗争。”这场论辨被冠以 “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争，郭 沫若作为国家文化体制的领导者， 自然在思想、言行上要和主流意识 形态保持一致，即所谓的“位置决 定姿态”。郭沫若是此次论辨的主 要发起者和当事人。此前他有过率 先声讨、批判诸如胡适派、胡风集 团、右派分子等的“恶迹”，所以当 时作为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 “兰亭论辨”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 气势，更是备受后人的非议。同时 因为他在此场论辨中因轻率武断 所得出的错误结论，也让后来的学 者难以理解。我们知道当时郭沫若 已经是一个拥有 《十批判书》、《两 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等众 多巨著的历史学和文字学大家，对 历史问题的洞察和史料的把握能 力应该说当时是一流的。而这样的 深谙史学规范“大家”居然在《兰亭 序》的真伪上犯下这样低级的错 误，的确让人不可思议。难道，他连 “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这一历史 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也不懂吗？郭沫 若本人在“兰亭论辨”中真实心态 到底怎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出版的《郭沫若书信集》中两则写 给青年陈明远的信或许能给我们 窥探郭沫若当时的心态提供一些 帮助：

“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 自由。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要实事 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 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 但你太 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 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 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 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 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 必跟那些无聊无耻的文人去纠缠 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 么反驳的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 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 ”

———1965 年9 月20 日郭沫若 致陈明远“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 告老还乡。上月我满七十三周岁 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 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 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 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 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 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 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 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 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 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 ……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 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 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 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 敞开着的。”

———1965 年12 月22 日郭沫 若致陈明远这两则信的写信时间正好是 “兰亭论辨”风生水起之时，这里 面的‘学术讨论’当然包括正在进 行的“兰亭论辨”在内。如果说郭 沫若在“兰亭论辨”中是戴着面具 在摇旗呐喊，那么信中郭沫若更 像在向亲人倾吐心声。从当时的 论争情形来说，在此场论辨中郭 沫若一派当时以绝对的优势压倒 了高二适一派，但在信中郭沫若丝 毫没有尝到胜利的喜悦，他并没有 以“胜利者”自居。信中的郭沫若 深谙当时知识界把学术讨论搞成 相互诋毁和攻讦的情形，言语中流 露出了对当时以政治代替学术的 强烈不满，无力改变之际他表现出 了想抽身而退和自我完善的想法， 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反思 能力和应有的良知。在这两封信 中，郭沫若不再是外界看来的“风 光无限”的知识分子。相反地，我 们发现了一个对现实保持清醒头 脑的郭沫若，一个焦虑、无奈、矛 盾而急于寻找出路的郭沫若。

其实，郭沫若诸如此类的矛盾 言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 在。不可否认，这类型的公共知识 分子有他们自身巨大局限性，但我 们也不应该把历史人物看成“单面 人物”。深入考察“复调”式历史人 物的丰富性，可以有助于还原事件 参与者的真实心态，有助于对那些 已然远去的年代的文化氛围进行 贴近的体察，有助于疏浚事件参与 者的时代语境与个人遭际的同构 或异构关系，以达到历史与逻辑的 统一。对于郭沫若这样的知识分 子，陈寅恪说的“理解之同情”是 我们应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