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20日，施蛰存发表了《批“兰亭序”》一文。这时候，我对《兰亭序》如醉如痴，不管是文章还是书法，在我的心中都是重要的文化存在。

那么，施蛰存如何批评《兰亭序》呢？这个问题让我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施蛰存，中国现当代“百科全书式”的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古典文学理论家。钱谷融说，施蛰存的一生凭趣味，为艺术而艺术。钱中文说，施蛰存是中国传统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我对现代文学史有限的了解中，知道施蛰存与鲁迅曾有过十分友好的交往，也有过激烈的争论。施蛰存曾在《现代》上冒险刊发了鲁迅的重要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遗憾的是，不久，也就是1933年10月，鲁迅与施蛰存关于是否要读《庄子》与《文选》打起了笔仗。读不读古书，该如何读古书，是民国年间文人们纠结的问题。这次争论，施蛰存被鲁迅称之为“遗少群”的“一肢一节”，是“洋场恶少”。

对《兰亭序》，施蛰存当然熟悉，他曾在中学任教时给学生讲了几十遍《兰亭序》。

文革期间，施蛰存下放嘉定劳动，住在卫生学校。一位女教师带着《兰亭序》向他请教，她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上半篇容易懂，下半篇难懂，特别是“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令人迷惑。女教师的问题，引起了施蛰存的注意，他用思想分析的方法再读《兰亭序》，他发现了这篇著名文章的问题。为此，他说：“王羲之的《兰亭序》，尽管它来历不明，聚讼纷纭，至少在唐朝以后，总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了吧？不过，这一名篇，还是靠唐太宗李世民的吹捧，在书法界中站住了脚，在文章家的观感里，它似乎还没有获得认可。许梿的《六朝文絜》、王文濡《南北朝文评注读本》都不收此文。可知这篇文章在近代的盛行，作为古文读物，还是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篡》和吴氏昆仲的《古文观止》给它提拔起来的。”

施蛰存为我们描绘了《兰亭序》的历史背景。

施蛰存再一次细读了《兰亭序》，所得出的结论令人瞠目：七拼八凑，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施蛰存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他不会空洞地说“好”和“不好”，他是喜爱读古书的人，谈问题，信奉“拿证据来”。

首先，施蛰存对《兰亭序》中“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和“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两段话提出异议。他说，上段话是说人生短促，一瞬之间，一切都过去了，使人不能不感伤。下句话的意思是，何况寿命长短，都随自然决定，归根结底，都是同归于尽。施蛰存认为，上下相连的两句话是对立的，既然我们都知道人寿有长短，何以感伤人生之短促呢。“况”字让人迷惑。

其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也让施蛰存陷入矛盾之中。施蛰存说：“把‘死生亦大矣’这一句的意思讲明白，就可以发现这一句写在‘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之下，简直无法理解作者的思维逻辑。底下还加一句‘岂不痛哉！’我们竟不知道他‘痛’的是什么？”

第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一句，与上文“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用的都是肯定语气，在施蛰存看来，这是“一死生，齐彭殇”的观点。仅仅隔了两行，把“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看成了“虚诞”和“妄作”，显然自相矛盾了。

第四，施蛰存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一句更不能接受。他说：“我们无法揣摩作者‘悲’的是什么？因为今昔二字在上文没有启示。今是什么？‘已为陈迹’了吗？昔是什么？‘向之所欣’吗？或者，‘今昔’指‘死生’吗？一般的的注释，都说：今是今人，昔是古人。那么，作者所悲的是：一代一代的人，同样都是‘前不见古人’的悲哀。大约作者之意，果然如此，不过应该把今昔释为今人今事与古人古事。但这两句和上文十多句毫无关系，连接不上，依文义只能直接写在‘向之所欣’四句之下。因此，这中间十多句全是杂凑，迷乱的主题，岂非‘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还有没有人与施蛰存一样向《兰亭序》发难？不知道。然而，如此直率、犀利地直陈《兰亭序》一文的不足，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对名作、名人的再认识、再评价，是每一个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对一代人智慧的考量。施蛰存对《兰亭序》的批判，让我们懂得了对文化经典需要持什么样的态度，又需要从什么角度进行解读。

江苏无锡市文化局 张铁民

春节假日，在办公室整理去年订阅的报刊，以便装订，发现自己

留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两段批语都与启功先生有关。

“启功于1965年否定过《兰亭序》”，写在3月22日第6版葛晓音

《众多闪光点的集合———评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一文旁。葛文

建议作者，似可把启功《〈兰亭帖〉考》一文“补进538页的注里”，

说：“启功先生有《〈兰亭帖〉考》一文，对《兰亭帖》的石刻本

（定式出现的）和唐代摹写本的来龙去脉作了很系统的梳理考证，可

以证明今传兰亭帖，是王羲之写的。”依我看，这个注还是不写的好。

因为启功曾参与过1965年下半年的“兰亭真伪”大辩论，发表了

《〈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支持郭沫若的“伪托”说。这篇

文章虽然没有收入《启功丛稿》，似乎被遗忘了，但曾入编七十年初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兰亭论辩》。细读《启功丛稿》中的《〈兰亭帖〉

考》，我们无法知晓启功对《兰亭帖》是如何由否定转为肯定、或者

由肯定转为否定的。因为《〈兰亭帖〉考》一文写于何年，不得而知。

众所周知，“兰亭真伪”大辩论是在毛泽东的“笔墨官司有比无

好”的指示下展开的，但背后有康生在插手，拉一派打一派。所以，

有不少学者和书法家，或作壁上观，或仅在私下议论。例如赵朴初和

沈尹默就有几首唱和七律，以调侃的笔法表示不同意“伪托”说。有

一首诗题，沈尹默写道：“顷得京中友人书，说及马路新闻，《兰亭》

自论战起后，发生许多不正当的地域人事意见，分歧揣测，仍用前韵，

赋此以辟之。”由此可见一斑。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可以参阅马国权编

的《沈尹默论书丛稿》和陈晋著《文人毛泽东》中的第八部四十一节

“风雨求‘正道’”。

另一段批语写在11月22日“文史天地”版上。该版头条通讯说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修订再版”了。这部薄薄的论著，言简意赅，

含金量很高，我借来研读过的，是在1966年文革初兴之时。虽只卖6角

钱，却买不到，便冒昧地向启功先生写了一封信，再装进6角邮票，意

在求购。下文自然是没有的。

通讯报道写有这样一段话：“……启功先生能够得出带有科学预

言性质的推论。例如，在六十年代初没有出土资料可以证明的情况下，

他就推论秦代有汉隶样或接近汉隶样的文字，这一预言在1975年湖北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得到了证实。”我的批语，就是针对这段话

写的。其实，早在1930年钱玄同就说过类似的“预言”了。钱玄同在

为卓定谋《章草考》所作的序言中写道：“（隶书）当亦始于战国之

世，为通俗所用。”现今发现的战国隶书，最早的为写于秦武王二年

（前309）的《青川郝家坪木牍》，七十年代末出土于四川。

《古代字体论稿》修订版书店尚未到货，我已留下订单，亟待拜

读。

2011年12月11日,当代著名诗人和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柯岩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柯岩原名冯恺，原籍广东南海，1929年7月生于河南郑州。柯岩长期从事青少年文学创作，很多作品入选中小学教科书，她也非常关注青少年成长和教育问题，根据她的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拍摄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著有专著《柯岩文集》（6卷）、《柯岩儿童诗选》，抒情诗《周总理，你在哪里》、《雷锋》、《中国式的回答》，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船长》、《美的追求者》、《癌症不等于死亡》，戏剧剧本《相亲记》、《记着啊，请记着……》，中短篇小说《高压氧舱》、《道是无情》，长篇小说及电视连续剧剧本《他乡明月》，电视系列剧本《仅次于上帝的人》等。部分作品选入课本及辅导教材并译成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朝鲜等外文版本。

1956年后历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诗刊》副主编，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主席团成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多所高等院校教授。曾任中国作协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

1979年11月，为期18天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暨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

那时，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但由于“胡风反党集团”的问题尚未平反，以致于著名诗人曾卓还头戴一顶“胡风分子”的大帽子，没能参加此次文坛盛会。不过，让曾卓意想不到的是，他的一首《悬崖边的树》的新诗，却在会上广为流传。

新中国成立初，曾卓作为中南地区文艺界与新闻界的领军人物，为战后的文化重建殚精竭力。可是，几年后一股“奇异的风”，竟强加给他“胡风分子”的帽子，让其蒙难长达25年。

虽然长期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但曾卓失望并不绝望，他坚信真理、钟情缪斯，写下了许多积极向上的惊世之作：无论是“荒凉的峭崖上”的“美丽的花朵”（《寂寞的小花》），还是“暴风雨中”失去复“会”的“两只小船”（《两只小船》），或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饥渴、劳累、困顿”的“旅客”（《有赠》）；无论是“在高空自由地盘旋”的鹰（《呵，有一只鹰……》），还是“即将倾跌进深谷”的树（《悬崖边的树》）……这些生动、鲜明、独特的形象，融合着一种坚强、无私无畏、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引起读者广泛的联想和强烈的共鸣，从而进入人们的心灵。

《悬崖边的树》虽仅十数行，却颇具感染力。奇特的意境，给人以想象空间；独具匠心的比喻，让人悟出生命的真谛。将诗人遇磨难而不消沉、受打压而不折腰、处逆境依然奋发向上的人格力量展现出来：

……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本来，“跌进深谷”和“展翅飞翔”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曾卓竟把它们有机的糅合在一起，于矛盾中体现树的精神和自己的感情，把哲理性的主观思考与客观物象的形象描绘，有机地融合起来。

柯岩虽然不是“胡风分子”，但在文革中同样受到冲击。在她写成童话剧《我爱太阳》后，文化大革命野蛮地闯进了她的生活，丈夫贺敬之进了“牛棚”，她被定为“黑帮”、“反动权威”关了起来。尽管她曾挣扎过：毅然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不是无产阶级异己分子，不是“黑帮”，卷起铺盖就回家；继而又领着女儿到文联大楼贴出“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的大字报。但还是被无情地推进生活的惊涛骇浪之中。

当时与曾卓缘悭一面的柯岩，读到此诗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197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她不能自已地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激情地朗诵了此诗。随后，她慷慨陈词：“我不认识曾卓同志，也不了解他的经历，但他这首小诗深深地感动了我。因为我从它不仅重又听到了风，而且重又看见了风留在千百万人身上的形状，但灰暗不是它的色彩，在即将跌进深谷时，它还是惦念着森林，向着蓝天，向着阳光，满怀着希望，要展翅飞翔……这是痛苦的形象，也是欢乐的形象。它痛苦，因为它不知为什么就被不知是什么奇异的风，吹到了悬崖边上；而欢乐——因为它，即使粉身碎骨也还要在黑暗中发光，在痛苦中歌唱，在烈焰中飞翔，铁链锁不住它心灵的翅膀……这不是一个生命的形象，而是无数生命的形象。我们的队伍里有多少这样坚强而又透亮，寓深思于痛苦的形象呵！我不相信写出这样诗的人就是反革命。”（《柯岩：我们这支队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6日第3版）。

一个月后，曾卓彻底昭雪。

本报讯（记者 陈香）为缅怀病逝的著名作家、诗人柯岩，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近日召开了“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柯岩同志追思会”。追思会上，与会者对柯岩的作品与人品进行了高度评价，他们赞扬柯岩一直秉承着极为鲜明的文学主张，对普通民众、对弱势群体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和无比深沉的爱。赞扬柯岩那种为人民鼓与呼的热情，追求光明、抨击黑暗的坚定立场。柯岩生前好友、同事以及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了追思会。

柯岩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专业创作，代表作有《柯岩儿童诗选》、《“小迷糊”阿姨》、《雷锋》、《中国式的回答》，抒情诗《周总理，你在哪里？》；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船长》、《美的追求者》、《癌症≠死亡》；中短篇小说《高压氧舱》、《道是无情》；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乡明月》；戏剧剧本《相亲记》、《记着啊，请记着……》；电视系列剧本《仅次于上帝的人》等。2009年结集出版了10卷本《柯岩文集》。

秋瑾故居 罗雪村 图

秋瑾是中国近代著名女革命家。1907年7月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年仅28岁。 

位于浙江绍兴镇塔山脚下的秋瑾故居共五进，第二进是秋瑾居住、生活的房间，她曾在这里接待同志，秘密商议起义事宜。故居于1957年对外开放，1988年被 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