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方盛艳 ■陈康 摄

本报讯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４月１１日下午，悠扬的越剧声从西塘古镇区“碧水天”水上舞台传来。原来这里正举行吴越文化展演活动。

作为旅游节的活动内容之一，此项展演活动以“品味吴越精髓、展现乡土底蕴”为主题，旨在通过越剧折子戏、江南丝竹民乐、荡湖船、打莲湘、手马灯、马灯舞、蚌壳舞、旗伞舞、树灯舞等民间文艺表演，使人真正体会江南水乡田园绿野、自然生态、民俗风情、休闲度假的生活情趣。

这一场是越剧专场。江苏游客李枫经过长廊听到这悠扬的声音，驻足观看，他说，在长廊里游览听到越剧的声音很有味道，尽管不是行家，但是感觉很不错，似乎回到了很久远的时代。

记者在后台找到演员杨玲珍，她告诉记者，她会唱越剧、沪剧、田歌，最擅长的是田歌。退休后自娱自乐，现在能走上舞台演出，她感到很开心。她说，她丈夫也是个民乐迷，喜欢自己写写词、谱谱曲，不久前刚写了一曲《游古镇西塘》，供她用田歌的方式来演唱。刚唱完《十八相送》的陈耀英则说，退休后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唱了六七年了，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古镇旅游的发展相结合，为西塘做点事情，她感到很满足。她最拿手的曲目是《红楼梦》和《梁祝》。有时在台上演唱遇到台下热情的观众喊“再来一首”，便连着唱好几首，累是累点，但是很开心。

端午节，中国的大多地方曾有龙舟竞渡的习俗

南湖竞渡

嘉兴的一户普通人家在老灶头上烧粽子

端午节，百姓家中有贴钟馗像的习俗

端午习俗有插艾蒿、菖蒲、蒜头、石榴花、龙船花等“五端”以攻蜈蚣、毒蛇、蛤蟆、蝎子、壁虎等“五毒”

“五黄”与“五毒”

人们还将艾叶做成人形，将菖蒲做成宝剑的样子，把蓬条做成鞭子，杂以蒜头，挂于门首。以为这些东西能够避邪驱鬼。同时，人们点燃苍术、白芷等中草药，烟熏室内，并用艾叶、菖蒲烧汤沐浴。还有的人家以“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端午节还要吃“五黄”，即黄鳝、黄鱼、黄瓜、黄泥蛋（咸蛋）及雄黄酒。因为中医理论认为，端午节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而中午，又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可利用端午节节气的力量，抑制霉运、提升自己的精力。饮雄黄酒、佩香包也是端午驱毒习俗。据说，雄黄酒具有消百病、驱蛇虫的功效。著名的民间故事《白蛇传》中，就有化为人形的白娘子，因为端午多喝了几口雄黄酒，结果显出了蛇身原形的情节。

端午这一天，人们还会佩一种由苍术、白芷、大黄、芸香等中草药制成的“避瘟丹”，或将其在室内燃点，以此来避疫祛毒。还有人将五色丝线缠在孩子的手臂上，叫做朱索或长命缕，据说也可以降伏鬼怪。所谓“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我国著名文学家、嘉兴人丰子恺在散文《端阳忆旧》中就回忆了他幼时在桐乡石门镇上过端午的情景。他在文章中写道：那时乡镇卫生条件差，夏天蚊虫多，容易传染疾病。端午正是春夏交替的换季时节，容易得病。端午的有些习俗，如喷洒雄黄酒，就有消毒功效。

从冯梦龙的《山歌》中，还可以看到明代浙北一带的端午节有给小孩子吃煨蛋的习俗。人们把干燥的蚕豆壳、蚊子草、蛤蟆草点燃，使火盆生烟，当火盆烟火旺盛之时，人们便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青壳鸭蛋，在蛋壳的一端敲出一个小孔，向孔内塞进一只小蜘蛛，将孔封闭后放进盆里煨烧。鸭蛋煨熟后将蛋内蜘蛛取出，即可给孩子们吃。据说孩子吃了这种煨蛋后可以驱毒，盛夏就不会生痱子。

端午节民间还有“采百草”的习俗。过去疗疾大多靠民间验方，老百姓也大多能识好些草药，因此每到端午节时，便采集许多草药，以备不时之需。人们还常以癞蛤蟆的唾沫，煎汤过午给小儿洗澡，据说可以减轻痘疮的发病。

端午这一天，人们还在门、窗上贴上纸剪的“五毒”图像。“五毒”是指蝎子、蜈蚣、毒蛇、蛤蟆、壁虎。人们把“五毒”图像贴在墙上，是表示要把它们钉死在墙上，以为这样做了，“五毒”就不会为害了。端午的午时，人们还在室内点起蚊烟，据说，这样就能保证夏夜无蚊蚋骚扰了。蔡云《吴歈》诗道：“蒲蓬卵蒜挂床前，芷术香芸地下燃。还怕夜来眠不稳，碧纱帐外点蚊烟。”

中国的许多习俗，都包含着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从五月份的气象、物候，我们就可以发现，端午的“五黄”和“五毒”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在水乡泽国的吴越之地，地势低下潮湿，五月变得更为湿热，疫情频发，蛇虫的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过去人们不懂科学，不知道疾病发生的原因，把生病看成是鬼怪作祟。他们就以挂钟馗像、在孩子额上用雄黄写“王”字，给孩子穿虎头鞋等方法来求安宁。而雄黄酒、艾叶、菖蒲等也确有杀菌解毒的作用，尽管这些习俗有着或多或少迷信的成分，但不能否认它是古代人民在艰苦环境中积累的生活经验。

旧时，嘉兴女子从小由母亲教做针线，不会做针线的，叫“拿不动眼线”，生得再漂亮的女孩子也没人敢娶，被称之“聪明面孔笨肚肠”，所以端午是她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端午节前，她们就开始用五色丝线而缠，或用碎布缝制一种形似荷包的绣花袋，里面放上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柰、甘松、雄黄等中草药，称为“香包”，或“雄黄荷包”，佩在身上，可以驱瘟散毒。袋子外面用丝线绣上花卉、鸟兽等图案，十分漂亮，惹人喜爱。到了端午这一天，她们欢欢喜喜地佩在胸前，香气扑鼻，成为嘉兴城乡端午节一道风景。

民俗文化学在中国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它的深厚根基固然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但许多方法和观点，特别是考察问题的视角，则是来自西方。中国民俗学者的任务和难题，就在于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用民俗文化学这门科学为现代中国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和重建服务。

在这方面，闻一多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先驱者，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对自己的学术道路有充分自觉的认识。他在一封书信中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两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致臧克家》，1943)正因为有高远的理想、开阔的视野，又有优越的知识结构和常年刻苦的努力，闻一多先生在民俗文化学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闻先生对中国神话、传说故事、民俗节日、民间信仰等一系列问题作过精深独到、极富新意的研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站在本学科的最前沿，即使在今天，其相关著作的学术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影响很大。他的《伏羲考》，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利用国内最新的人类学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对伏羲女娲神话作出了精辟论析。《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鲸履大人迹考》、《端午考》等文，也都在资料的开掘和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蓬勃的学术锐气，新见迭出，发人深省，是现代民俗文化学中极有个性和典范意义的名著。

关于端午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一文中用了大量材料作过深入考辨，其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他还具体地探讨了端午与五行的关系，端午节彩丝系臂、划龙舟、吃粽子乃至守宫点臂等民俗事象的由来。他在《端午考》等专文中说：根据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风俗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并且发源于水乡吴地。端午节在古代是龙的节日，龙的节日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节日。端午的两个主要活动划龙舟和吃粽子都与龙神崇拜有关。古代吴越族是以龙为图腾的民族。《说苑·奉使》等说：吴越之民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历代吴越人民为表明自己是“龙”的后裔和对龙祖的尊重, 祈求龙神来保护生命安全和避免蛇虫之害，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都要举行盛大的龙祭。将龙形纹饰在身体上，把乘坐的木船刻画成龙的形状，龙首高昂，龙尾翘起，涂上各种彩色，称为龙舟，四角彩旗飞舞，青壮年“着彩衣，立龙首”（《齐东野语》），于急骤的鼓乐声中作龙舟竞渡。同时将各种装在竹筒中或裹在树叶里的食物，抛给龙神吃。闻一多先生的详尽考证，揭开了端午节的习俗之谜。从而也可以说，端午节习俗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罗杨认为：“端午节的起源要比屈原早，它的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不过，关于端午的起源自古就有很多争论。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来看，如果全面地考察端午和各种习俗，其最原始的核心因素在于古人的辟邪观念。虽然民间和典籍中有各种说法，如纪念屈原说，仿效勾践操演水师说，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等等，但只有辟邪说与历史更加吻合，它的发端应是战国时代。”据文载，全国各地古往今来受到端午祭祀的人物共有十七人,包括清官、名将、英雄、豪杰、诗人、孝女等，以伍子胥开先河，屈原影响最广。

由于嘉兴地处水乡泽国，河湖纵横交错, 嘉兴人“以舟代车”，生活“一日不能废舟楫”，这给舟船制造和龙舟竞渡创造了条件。嘉兴农村盛产稻米箬叶，给裹粽食黍提供了方便。而这些正是确保嘉兴一带端午节两大主要活动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综上可知，端午节众多民俗文化内容是经过长期传承形成的，在现实生活中已凝成一种类型或模式的民俗样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近几年，嘉兴端午节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逐步恢复和发展，曾举办过多次较有影响的南湖竞渡和粽子节，去年又举办了一系列端午习俗活动，市民参与非常积极。闻一多先生曾深情地说：“唯其端午节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同样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作为非物质遗产的民俗节日文化，具有共享性。共享性是民俗文化得以流传的重要特征。没有文化的共享性就没有文化的继承和借鉴。端午文化是一种兼容性、参与性和生命力很强的传统文化。对端午文化除要唤醒和树立民俗保护意识、采取切实措施加以保护、以缓和“洋节”冲击外，还应赋予民俗文化新的内涵和科学解释，注入新的元素，让传统节日与时俱进，在传承延续中进一步发展。正如罗杨先生所说：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日，我们要把端午节这一富有诗意的日子，装点成一个绚丽多彩的节日，让我们已经有些淡去的端午情怀开出更加健康、灿烂的文化的生命之花。

此图反映了当年嘉兴五芳斋的辉煌

屈子行吟图（明）陈洪绶

马家浜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稻作文化

位于秀洲区洪合镇的国界桥

伍子胥像

嘉兴老百姓一直延续着端午吃粽子的习惯

1959年初春，嘉兴市南湖乡马家浜自然村首先发现了马家浜遗址，成为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嘉兴也因此成为马家浜文化的发祥地。而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炭化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

嘉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吴越两国的相交之地，故有“吴根越角”之称。在嘉兴东南的大桥乡附近原有胥山，山高约二十米，周边山地约有九十亩。相传春秋时，吴国名将伍子胥在此练兵，故得名胥山。胥山旧有伍子胥的墓、祠，有磨剑石，有凝望水溪的石龟。而在嘉兴市郊洪合至今仍留有北为吴国南为越国的国界桥。因此，嘉兴也可以说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又名端阳节。《太平御览》引《风土记》:“仲夏端午，端，初也。”按地支推算，午是五的顺号，古代午与五既音同又通用，故端午也就是端五。

民俗所谓“四时八节”，端午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八节”之一。每到端午这一天，各地有划龙舟、吃粽子等重大活动。中国人都知道，这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屈原。而我们嘉兴一带和端午则有着更加深远的渊源。

南湖龙舟竞渡

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所谓“龙舟”，实为装饰成龙形的船只，它“龙头”高昂，“龙尾”翘起，船体上画有龙的鳞甲，并涂上各种色彩。嘉兴的南湖龙舟竞渡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它不是源于战国的屈原，而是为了纪念春秋吴国的伍子胥，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达到鼎盛。《秀水县志》、《烟雨楼史话》、《古禾杂识》中记载了当时南湖龙舟竞渡的盛况：每年端午节，嘉兴百姓抬着龙头祭庙后，挂灯下水，再是龙头点睛。然后一声炮响，群龙飞驰、百舸争流，舟中搭起彩棚，前后彩旗飘舞、锣鼓喧天，每条船两侧坐着二十条壮汉，手持大木桨，勇悍威武。河边观者如云，万人喝彩，气氛热烈，如痴如醉。除了在烟雨楼上观看的达官贵人外，龙舟竞渡的沿岸，常搭起许多凉棚观看，或驾舟隔湖眺望，“放鹤洲移隔岸帆，卷帘俯瞰龙舟出”。还有人设了酒席，坐在那儿边吃边看。龙舟过时，便燃放鞭炮，这时龙舟又会起劲地表演一番。清代著名诗人马学乾、吴锡麟在烟雨楼上目睹其盛况后，分别赋《烟雨楼观竞渡诗》、《五日南湖观竞渡诗》。

伍子胥原是楚国大臣伍奢的儿子，因为父兄遭楚平王杀害而逃到吴国。伍子胥刚从楚奔吴时，吴还是个僻处东南一隅的小国，他“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在公元前514年造起了著名的阖闾大城，奠定了吴国强盛的基础。后来，伍子胥又辅佐夫差实现了争雄东南、称霸中原的伟业。这样一个有功之臣，就因为敢于提出不同政见，加上佞臣的谗言，失去了吴王夫差的欢心，最后竟派人送“属镂”之剑，命他“自裁”。伍子胥临死前吩咐侍从，说我死之后，务必要挖出我的眼珠，挂在吴城东门，我将看越寇入城灭吴！这些话传到夫差耳中，夫差不禁大怒，令人将伍子胥尸体抛入江中。对于这一段故事，司马迁也在他的《史记》中作了详细记述，并说“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在嘉兴东南的大桥乡（现大桥镇）附近原有胥山，山高约二十米，周边山地约有九十亩。相传春秋时，吴国名将伍子胥在此练兵，故得名胥山。胥山旧有伍子胥的墓、祠，有磨剑石，有凝望水溪的石龟。1937年初，考古学家张凤到胥山考古，发现吴越春秋时期的陶器数件，并有镌刻“山海”两字的宋元古砖。明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十五日，朝鲜官员崔溥游历大运河途经嘉兴时曾作诗《过秀州西水驿》：“南北东西予岂孢，中原风景肯虚抛。岳王庙前云烟和，伍相祠后草木交。一望青天涵水面，五更明月挂松梢。今朝又过嘉兴府，人自繁华竹自苞。”从崔溥的《漂海录》关于嘉兴一节的描写，可以推断当时的伍相祠就在三塔湾至西水驿一带。

据说，伍子胥被抛尸入江后阴魂不散，“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子胥恚恨，驱水为涛。”“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见《吴越春秋》、《越绝书》、《论衡》等）从此，伍子胥被吴越民间当成了潮神、涛神、江神。吴越故地每到端午也就有了龙舟竞渡、“迎伍君”等习俗。

“胜日衔杯罢，轻舟解缆初；尽传迎伍君，不比吊三闾。”从嘉兴清代大诗人朱彝尊的《午日吴门观竞渡》诗中可知，直到清代端午竞渡还被看作是纪念“伍相”的一项民俗活动。

从众多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龙舟竞渡和向江湖之中投扔粽子之类的端午习俗，应

是吴越故地龙图腾崇拜的产物。古代，吴越之地是一片水乡泽国，人们以渔猎为生。在水中捕捞，蛇虫之害最甚，因此对蛇产生出了一种敬畏的心理。“龙”便是对蛇神化的产物。《论衡》说：“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所谓“文身断发”，应劭曾作注说：“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将舟船打造、装饰得像龙而不是其他，也是出于这种龙图腾崇拜和船在水中“不见伤害”的良好祈愿。这种龙图腾崇拜是端午节风俗形成的渊源之一。图腾崇拜意识渐趋淡化以后，龙舟也就成了一种造型别致的舟船。据古书记载：“吴王夫差作天池，造龙舟，与西施为水嬉。”龙舟曾成了夫差与西施水上作乐的器具。

也有人认为,吴越水国以水战为主，龙舟竞渡最初可能含有训练水军作战的意味。因为吴越在战争年代相继称霸中原，这也可能和龙舟训练有关。

嘉兴粽子

嘉兴粽子具有悠久历史，后因五芳斋粽子而著名于世。粽子作为一种味道鲜美的食品，不仅是端午节的名吃，还作为独具风味的常年方便食品而流传于世，深受人们的青睐。号称“江南第一粽子大王”的嘉兴粽子，因其滋味鲜美、携带和食用方便而备受广大旅游者厚爱，有“东方快餐”之称。

粽子，是嘉兴人端午不可或缺的食品。嘉兴人端午节非但自己要吃粽子，还要用它来祭祀祖先并互相馈赠。因粽子还有“种子”的谐音，如母亲送给出嫁的女儿、婆婆送给新婚媳妇的礼物等，民间有吃了“粽子”能早得儿子的风俗。旧时，端午节一早，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就飘出了粽子箬叶的阵阵清香。真如嘉兴俗语所谓：“端午不吃粽，死了没人送。”另外还有指天气俗语，如“未吃端午粽，夹袄勿可送”等。

说到粽子，可能和嘉兴史前的稻作生产有关。嘉兴在距今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已开始了稻作生产。在桐乡的罗家角遗址中，出土了一百五十六粒稻谷，经科学鉴定是距今七千零四十年左右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这些稻谷颗粒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略小，和现代栽培稻籼亚种的硅酸体十分相近。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栽培水稻最早的国家有泰国、印度尼西亚，但其栽培年限不到六千年。日本发现的栽培水稻花粉距今约三千二百年，都比罗家角的水稻遗存晚了许多年。应该说嘉兴市是迄今所知我国水稻的最早栽培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在陶制盛器和炊具发明之前，“石烹法”，即将烧烫的石块投于盛有米和水的坑内来烧煮食物，或将水和米盛于竹筒之内、包裹于箬、笋等植物叶子里，然后放在火上烧烤，这是古人最可能的煮饭方法。原先被称作“糉”或“角黍”的粽子，很可能就是这种古代饮食习俗的遗存。因此，粽子的起源也就有可能在我们太湖流域这一带。如此说来，当伍子胥被抛尸江中时，老百姓希望龙蛇不要伤害屈死的伍相，在江河中划龙舟、抛粽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躲午”、挂钟馗像

尽管五月有端午划龙舟这样热闹的民间庆典，以前五月却被人们视为“毒月”或“恶月”，是个不吉祥的月份，而五月五日更被看作是五月中最不吉利的一天。这一天，过去的嘉兴人有很多禁忌，如忌晒床上的席子，忌用茅草盖房子。为了禳解这一天的不吉利，人们想出了不少办法。过去未满周岁的孩子，端午这一天都要到外婆家去过，称为“躲午”。端午节，家长还要给孩子戴老虎头帽子，穿老虎头鞋子。端午节，家家还都要挂出钟馗像来。据说他有捉鬼的本领，挂上了钟馗像自然就能够驱鬼避邪了。旧时在嘉兴，有好些有名的画家都是画钟馗像好手，像施定夫、潘雅声、郭季人等，施定夫画的钟馗像还卖到了日本。至今，嘉兴民间仍有好些画钟馗像的民间画家。

  ■记者 徐行翔通讯员陈卫琴

本报讯这两天，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的施工人员正抓紧装修范蠡湖公园（原城南公园）的新大门。市规划与建设局市容园林管理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投资８５４万元的范蠡湖公园改造工程目前已基本完成新建和改建建筑的主体工程及水体工程，８月底将以承载吴越文化、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主题公园的全新面貌迎接市民。

“由于原来的城南公园缺乏文化内涵，空间布局和设施也比较单一，所以我们在改造中对公园的人文、自然景观进行了深入挖掘。”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副经理张信强告诉记者，在拆除与公园整体风格不协调建筑的同时，将保留的建筑改造成具有传统风格的古建筑，如根据范蠡、西施的有关故事，将原来的金鱼馆改为商圣祠，茶室改成沉鱼轩，同时新建名媛馆、醉李榭和通越阁等，使之与不远处的梅湾街相呼应。为凸显公园的江南水乡特色，改造中还增加了３０００多平方米的水体面积，将其与原来的水池贯通，并在名媛馆附近新建两座古朴的石拱桥。另外，公园内所有园路也全部改成了青石板路。

公园绿化则在保留原有植物的基础上，增加了榉树、朴树等乡土树种，同时减少草坪面积，增加地被植物面积。张信强说：“草坪有着挥发量大、养护成本高等弱点，而地被植物蓄水量大、挥发量小，有更好的环境效益，同时大花萱草、石蒜等地被植物还能开花，可增加植物的色彩。”

改造后的范蠡湖公园出入口增至６个，四周的绿篱拆除后，人们行走在街上也能欣赏到公园内的美景。“改造完成后，人们可以通过公园与范蠡湖之间６米宽、２．８米高的涵洞，从范蠡湖进入公园，而不必穿越马路。”张信强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