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顾惠玉）11月22日至23日，江苏省吴越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常熟国际饭店举行。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霞林，省吴越文化研究会会长黄胜平，市委书记王翔和市领导秦卫星、王建国、陶理、钱向宏、张生元出席会议。

王霞林在研讨会上讲话。他说，常熟地方文化在吴越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加强对吴越文化的研究，有助于科学发掘常熟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为推动当代城市文化的科学发展与转型提升，提供必要的智慧源泉和思想动力。通过吴越文化的研究探讨，可以为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市委副书记秦卫星在会上致辞。她说，吴越文化研讨会在常熟举行，不仅是对常熟在吴越文化形成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地位的充分认同和肯定，也将为常熟进一步深入挖掘江南文化节精髓、打响江南文化品牌提供更为全面、系统的理论基础。

来自江浙沪的80余位专家、学者，经过大会交流、小组讨论、代表发言和论文书面交流研讨，形成五点“常熟共识”，即泰伯、仲雍是江南文化的始祖；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主体；常熟是吴文化发源地之一、江南文化著名代表性城市；文化创新比文化传承更重要；要用文化产业弘扬文化，提升经济。

吴越文化自周秦以来的不断融合是不言而喻的，但江浙地域吴、越文化的差异性始终比较明显，对后世的经济文化发展形成重要影响。 影响当今浙江的越文化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特点：开放性，招贤纳士，重视外来人才，不囹圄自守；重视对外交流，重视学习他人长处；开拓进取，勇于闯荡。越文化的这种特点，来自于其特定的地理、历史和民族特性：地理环境的磨炼、战争的磨炼和受中原儒家传统观念束缚少，重商重利观念强。相比之下，吴文化的婉约，恰来自于吴地苏南地区自古就具有良好的平原地理环境和农业资源条件，自然条件的优越及和平与富足的生活条件造就了吴人固守家园的心理，儒家传统思想影响较深。与越文化做个比较，存在如下差异：对个性的强调不够，但秩序性和集体观念较强；固守家园，外出创业的进取精神不足；重商主义不如越地强烈。 就吴越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越文化中的开拓进取精神造就了浙江企业家强烈的创新精神，永嘉学派的重商主义造就了浙商对商机的敏感，浙江企业家具有吃苦耐劳的文化传统，宗族文化、亲缘文化造就了浙江的家族企业模式。同时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苏南多管理型的企业家、政治型的企业家，而温州多战略型的企业家和技术型的企业家。 上述差异的直接后果是江苏尤其是苏南的工厂制度强于浙江，而另一方面，浙江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市场开拓意识远远强于江苏企业家。苏南地区过分注重等级制度和现有秩序，以制度为本，较容易形成企业传统，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渐渐显示出制度之美，但却缺乏管理创新；而温州人较少受到传统制度的约束，善于不断超越自我，进行管理创新、思维创新，直接与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接轨。 因此，必须取长补短，努力培育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创新的区域文化。具体来说：要鼓励勇于创新的精神，形成宽松的创新氛围；要培育和鼓励开拓进取的市场意识；要培育义利并重、讲求诚信的商业文化精神；要培养合作创业、精诚团结的创业氛围。 （作者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本报讯 昨天，在江南大学文学院的会议室内，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携手江南大学，共建“无锡吴越文化研究中心”，并举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 江南数千年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是人民的创造。而人民的创造，从根本上讲又植根于吴越文化的深厚沃土。所以，无锡吴越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会长黄胜平表示，无锡吴越研究中心是江苏省成立的唯一的研究会，为的就是更好地研究吴越文化和组织全国各地吴越文化者共同探讨。 据悉，在今年下半年，全省，甚至全国的专家将在常熟举行一次全省性的“吴越文化和谐社会”研究会。 （马晟）

本报讯 江苏吴越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昨天在江南大学文学院举行。该研究院由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与江南大学共同组建。 无锡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吴越文化的交融地。为把吴越文化的弘扬与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提升无锡及江苏软实力，有必要深入挖掘吴越传统文化资源，推动吴越文化的学术研究和普及传播。研究院的成立，是加强江大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一项创新之举，有助于无锡和苏南乃至江苏组织和整合学界资源，加强吴越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规划和建设利用，将成为各方联手推进吴越文化研究和宣传普及以及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陈丹丹）

无锡成立吴越文化研究中心

本报讯（戚善成）江苏无锡吴越文化研究中心（吴越文化研究院）日前在江南大学挂牌成立，该中心由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与江南大学联手共建。中心成立后，将注重为吴越文化资源的保护规划和建设利用服务，鼓励经济和文化结合，为传承和弘扬吴越历史文化传统作贡献。

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专家组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吴越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深厚人文积淀的区域文化，创造出许许多多为世人瞩目、令今人骄傲的优秀文化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独有贡献。今天，在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吴越文化的历史轨迹与当代意义，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吴越文化的起源所谓吴越文化，由吴文化和越文化构成。吴文化，主要指以江苏无锡梅里为核心的环太湖区域的吴地文化；越文化，主要指以浙江绍兴为核心区域的越地文化。越文化的兴起要早于吴文化，它的前身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越文化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越文化阶段，即旧石器时代末到新石器时代的以绍兴会稽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并沿着海岸向南向北发展，沿着长江水系向西、西南、西北发展。二是中越文化阶段，这是长江下游文明时代的开始阶段，以4000多年前大禹在绍兴会稽召集诸国大会、以先越文化中最先进的“越”部落为基础建立“夏后之国”为标志。三是后越文化阶段，即春秋时代的越文化。吴文化较之越文化，发展相对较晚。河姆渡文化繁衍稳定于越地，少有北移。后来的良渚文化才越过钱塘，抵达长江。3000多年前，太湖流域仍以渔猎为主、农耕为辅。后来泰伯奔吴，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从而使吴地超过了越地。历史上，越国一直比较弱小，在数百年中基本上为吴国所控制。这期间历经争斗，终以勾践灭吴改变了格局。但当时吴文化毕竟在总体上高于越文化，所以不久吴强越弱的态势又复萌。到了汉代，“吴越”已经基本上是连称而不分彼此。三国时期，东吴割据江东，与魏蜀成鼎足之势，越地是其稳定的后方。吴文化和越文化同属江南文化，除了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在政治上相对立外，更多的是相统一，共性大于个性。它们同宗同源，具有很大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既体现在两地相通的吴语体系，又体现在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相近的社会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吴文化与越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统一，从而形成吴越文化这一区域文化，并成为江南文化的主体。在五代十国时期，这里正式成立了以钱镠为国王的吴越国，从而实现了吴越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历史上的繁盛如果说中华各地的区域文化是一群兄弟姊妹，那么，吴越文化则更像是一对双胞胎。几千年来，吴越文化推动着江南发展，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在历史上，吴越两地的文化出现了几次大的融汇，并在融汇中兴盛繁荣。东晋、南朝时期的繁盛。东晋时期，大批北人涌入江南，中原文化遍洒吴越。随着人口的繁衍，吴越两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凸显，必须精耕细作才能收获足够的粮食和物产。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渗透于吴越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催生出心思的细密、技术的精巧。在心灵手巧的吴越人中，涌现出数不胜数的能工巧匠，画家、书法家、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比肩而立，群星璀璨。唐、宋时期的繁盛。唐宋两朝，吴越两地文风鼎盛、人文荟萃。在初唐与盛唐之间，吴越涌现出一批风流倜傥、个性不羁、有名士风采的文人，以文词俊逸扬名于京城的“吴中四士”——贺知章、包融、张旭和张若虚是他们中的代表。到盛唐、中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几度流连忘返于金陵、浙东一带。从钱塘江畔的渡口西行，穿越浙东运河，经萧山到绍兴鉴湖；顺浙东运河向东至上虞，南入曹娥江、剡中，再到天姥山、天台山，有600多位唐代诗人行吟其间，留下1000多首诗。唐诗之后的宋词，又为吴越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秦观、柳永、辛弃疾、姜夔、吴文英、陆游、王安石、苏轼等诗词大家，咏足了吴越山水的秀美，也尽显了吴越人的刚毅慷慨与柔情缠绵。元、明、清时期的繁盛。这一时期，吴越文化已比北方文化更为兴盛繁荣，并开始向北方汩汩渗透。这种渗透已不是吴人或越人的分别行为，而是以吴越作为一个整体向北方辐射的。它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方面，还包含了科学、哲学、经济学等元素。“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从南宋到元明清，科举考试的主体也是吴越人。吴越在当时俨然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块高地。明代中叶以后，西学东渐，吴越得风气之先，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几乎同时在吴越两地发生。近代以后的繁盛。近代以来，吴越两地文化多在上海交汇，且北承京津、南通港粤、西接巴蜀，广纳湘鄂、齐鲁诸路名流英才，兼收东洋日本、西洋欧美的新思潮。吴越文化在嬗变中提升，在兼容并蓄中走向现代。新中国成立后，吴越文化在曲折中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使吴越文化重焕青春。当前研究的意义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深入研究吴越文化，促进吴越文化繁荣发展，不仅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吴越文化有助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文化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竞争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吴越文化传统中有许多极具生命力的精华，在当前有助于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比如，企业可以借鉴吴越文化中不畏艰险、开发荆蛮的开拓精神，敢于开拓创新，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借鉴吴越文化中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坚韧精神，树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信念，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借鉴吴越文化中招贤纳士、食客盈门的经验，在引进人才和用好人才上下功夫；借鉴吴越文化中长于用计、讲究谋略的经验，重视智库建设和决策咨询工作，不断提高企业的决策管理水平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总之，可以发掘和利用吴越文化中的精华，使之成为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研究吴越文化有助于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其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更有文化方面的因素。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往往植根于文化的共性。长三角地区分属浙江、江苏和上海三个省级行政区，是中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是中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区域之一。吴越地域占据长三角的核心地带，历史上经历了长期的交流融合，具有共同的语言习俗和文化特征，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同质内涵的特色文化，在我国区域文化中独树一帜。共同拥有吴越文化的长三角地区，正是由于文化的相容性而在今天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上展现出勃勃生机。进一步加强吴越文化研究，可以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研究吴越文化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大力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吴越文化中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大禹为百姓利益而奋不顾身、公而忘私的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常州学派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讲究经世致用的精神，张謇、荣宗敬、荣德生等人的置业办厂、实业救国精神等等，均体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关注民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另外，吴越文化中相互谦让的“至德”精神，对于今天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也有重要意义。（执笔：杜亮黄胜平）

端午节，中国的大多地方曾有龙舟竞渡的习俗

南湖竞渡

嘉兴的一户普通人家在老灶头上烧粽子

端午节，百姓家中有贴钟馗像的习俗

端午习俗有插艾蒿、菖蒲、蒜头、石榴花、龙船花等“五端”以攻蜈蚣、毒蛇、蛤蟆、蝎子、壁虎等“五毒”

“五黄”与“五毒”

人们还将艾叶做成人形，将菖蒲做成宝剑的样子，把蓬条做成鞭子，杂以蒜头，挂于门首。以为这些东西能够避邪驱鬼。同时，人们点燃苍术、白芷等中草药，烟熏室内，并用艾叶、菖蒲烧汤沐浴。还有的人家以“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端午节还要吃“五黄”，即黄鳝、黄鱼、黄瓜、黄泥蛋（咸蛋）及雄黄酒。因为中医理论认为，端午节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而中午，又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候，可利用端午节节气的力量，抑制霉运、提升自己的精力。饮雄黄酒、佩香包也是端午驱毒习俗。据说，雄黄酒具有消百病、驱蛇虫的功效。著名的民间故事《白蛇传》中，就有化为人形的白娘子，因为端午多喝了几口雄黄酒，结果显出了蛇身原形的情节。

端午这一天，人们还会佩一种由苍术、白芷、大黄、芸香等中草药制成的“避瘟丹”，或将其在室内燃点，以此来避疫祛毒。还有人将五色丝线缠在孩子的手臂上，叫做朱索或长命缕，据说也可以降伏鬼怪。所谓“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我国著名文学家、嘉兴人丰子恺在散文《端阳忆旧》中就回忆了他幼时在桐乡石门镇上过端午的情景。他在文章中写道：那时乡镇卫生条件差，夏天蚊虫多，容易传染疾病。端午正是春夏交替的换季时节，容易得病。端午的有些习俗，如喷洒雄黄酒，就有消毒功效。

从冯梦龙的《山歌》中，还可以看到明代浙北一带的端午节有给小孩子吃煨蛋的习俗。人们把干燥的蚕豆壳、蚊子草、蛤蟆草点燃，使火盆生烟，当火盆烟火旺盛之时，人们便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青壳鸭蛋，在蛋壳的一端敲出一个小孔，向孔内塞进一只小蜘蛛，将孔封闭后放进盆里煨烧。鸭蛋煨熟后将蛋内蜘蛛取出，即可给孩子们吃。据说孩子吃了这种煨蛋后可以驱毒，盛夏就不会生痱子。

端午节民间还有“采百草”的习俗。过去疗疾大多靠民间验方，老百姓也大多能识好些草药，因此每到端午节时，便采集许多草药，以备不时之需。人们还常以癞蛤蟆的唾沫，煎汤过午给小儿洗澡，据说可以减轻痘疮的发病。

端午这一天，人们还在门、窗上贴上纸剪的“五毒”图像。“五毒”是指蝎子、蜈蚣、毒蛇、蛤蟆、壁虎。人们把“五毒”图像贴在墙上，是表示要把它们钉死在墙上，以为这样做了，“五毒”就不会为害了。端午的午时，人们还在室内点起蚊烟，据说，这样就能保证夏夜无蚊蚋骚扰了。蔡云《吴歈》诗道：“蒲蓬卵蒜挂床前，芷术香芸地下燃。还怕夜来眠不稳，碧纱帐外点蚊烟。”

中国的许多习俗，都包含着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从五月份的气象、物候，我们就可以发现，端午的“五黄”和“五毒”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别是在水乡泽国的吴越之地，地势低下潮湿，五月变得更为湿热，疫情频发，蛇虫的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过去人们不懂科学，不知道疾病发生的原因，把生病看成是鬼怪作祟。他们就以挂钟馗像、在孩子额上用雄黄写“王”字，给孩子穿虎头鞋等方法来求安宁。而雄黄酒、艾叶、菖蒲等也确有杀菌解毒的作用，尽管这些习俗有着或多或少迷信的成分，但不能否认它是古代人民在艰苦环境中积累的生活经验。

旧时，嘉兴女子从小由母亲教做针线，不会做针线的，叫“拿不动眼线”，生得再漂亮的女孩子也没人敢娶，被称之“聪明面孔笨肚肠”，所以端午是她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端午节前，她们就开始用五色丝线而缠，或用碎布缝制一种形似荷包的绣花袋，里面放上白芷、川芎、芩草、排草、山柰、甘松、雄黄等中草药，称为“香包”，或“雄黄荷包”，佩在身上，可以驱瘟散毒。袋子外面用丝线绣上花卉、鸟兽等图案，十分漂亮，惹人喜爱。到了端午这一天，她们欢欢喜喜地佩在胸前，香气扑鼻，成为嘉兴城乡端午节一道风景。

民俗文化学在中国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它的深厚根基固然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但许多方法和观点，特别是考察问题的视角，则是来自西方。中国民俗学者的任务和难题，就在于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用民俗文化学这门科学为现代中国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和重建服务。

在这方面，闻一多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先驱者，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对自己的学术道路有充分自觉的认识。他在一封书信中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两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致臧克家》，1943)正因为有高远的理想、开阔的视野，又有优越的知识结构和常年刻苦的努力，闻一多先生在民俗文化学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闻先生对中国神话、传说故事、民俗节日、民间信仰等一系列问题作过精深独到、极富新意的研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站在本学科的最前沿，即使在今天，其相关著作的学术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影响很大。他的《伏羲考》，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利用国内最新的人类学调查和考古发掘资料，对伏羲女娲神话作出了精辟论析。《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鲸履大人迹考》、《端午考》等文，也都在资料的开掘和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蓬勃的学术锐气，新见迭出，发人深省，是现代民俗文化学中极有个性和典范意义的名著。

关于端午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一文中用了大量材料作过深入考辨，其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他还具体地探讨了端午与五行的关系，端午节彩丝系臂、划龙舟、吃粽子乃至守宫点臂等民俗事象的由来。他在《端午考》等专文中说：根据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风俗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并且发源于水乡吴地。端午节在古代是龙的节日，龙的节日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节日。端午的两个主要活动划龙舟和吃粽子都与龙神崇拜有关。古代吴越族是以龙为图腾的民族。《说苑·奉使》等说：吴越之民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历代吴越人民为表明自己是“龙”的后裔和对龙祖的尊重, 祈求龙神来保护生命安全和避免蛇虫之害，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都要举行盛大的龙祭。将龙形纹饰在身体上，把乘坐的木船刻画成龙的形状，龙首高昂，龙尾翘起，涂上各种彩色，称为龙舟，四角彩旗飞舞，青壮年“着彩衣，立龙首”（《齐东野语》），于急骤的鼓乐声中作龙舟竞渡。同时将各种装在竹筒中或裹在树叶里的食物，抛给龙神吃。闻一多先生的详尽考证，揭开了端午节的习俗之谜。从而也可以说，端午节习俗是吴越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罗杨认为：“端午节的起源要比屈原早，它的起源一直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不过，关于端午的起源自古就有很多争论。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来看，如果全面地考察端午和各种习俗，其最原始的核心因素在于古人的辟邪观念。虽然民间和典籍中有各种说法，如纪念屈原说，仿效勾践操演水师说，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古代越人新年说等等，但只有辟邪说与历史更加吻合，它的发端应是战国时代。”据文载，全国各地古往今来受到端午祭祀的人物共有十七人,包括清官、名将、英雄、豪杰、诗人、孝女等，以伍子胥开先河，屈原影响最广。

由于嘉兴地处水乡泽国，河湖纵横交错, 嘉兴人“以舟代车”，生活“一日不能废舟楫”，这给舟船制造和龙舟竞渡创造了条件。嘉兴农村盛产稻米箬叶，给裹粽食黍提供了方便。而这些正是确保嘉兴一带端午节两大主要活动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综上可知，端午节众多民俗文化内容是经过长期传承形成的，在现实生活中已凝成一种类型或模式的民俗样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近几年，嘉兴端午节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逐步恢复和发展，曾举办过多次较有影响的南湖竞渡和粽子节，去年又举办了一系列端午习俗活动，市民参与非常积极。闻一多先生曾深情地说：“唯其端午节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同样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作为非物质遗产的民俗节日文化，具有共享性。共享性是民俗文化得以流传的重要特征。没有文化的共享性就没有文化的继承和借鉴。端午文化是一种兼容性、参与性和生命力很强的传统文化。对端午文化除要唤醒和树立民俗保护意识、采取切实措施加以保护、以缓和“洋节”冲击外，还应赋予民俗文化新的内涵和科学解释，注入新的元素，让传统节日与时俱进，在传承延续中进一步发展。正如罗杨先生所说：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日，我们要把端午节这一富有诗意的日子，装点成一个绚丽多彩的节日，让我们已经有些淡去的端午情怀开出更加健康、灿烂的文化的生命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