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区戴新彪戴红莲

（四）、两地的古建筑

皖南古民居是我国七大民居类型之一，与其它民居类型相比较，拥有自己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一是民居密集众多。整个皖南不下万处，古村、古镇随处可见，古民居相当集中。二是年代相对久远，。其中明代民居相当多，绩溪、歙县、黟县、休宁、泾县居首，有的村镇甚至成片分布。三是特色显著。从村落布局到民居结构，都有自身特色，青山绿水之中的白壁灰瓦马头墙，特别惹人喜爱。四是文物艺术价值高。其建筑学价值之高固然勿庸置疑；其徽派本雕、砖雕、石雕，更是工艺精湛，文化内涵十分丰厚，保存了大量的哲学、美学、宗教、民俗、艺术等历史文化信息。五是由于上述诸多特点，其潜在的开发利用价值十分巨大。

泾县的查济、茂林、章渡等地现仍保存众多古民居。而黄山区的古建筑类型基本与泾县一致。综述两地的建筑，其特点如下：泾县古民居建筑保存最为集中的是查济村，民居、店铺、作坊，紧密相连，依石板路而立，顺溪水而下，错落有致。外形虽然是徽派马头墙，但翘角平射，堂心宽大，显示北方人的心胸，又借鉴了徽州人的建筑特点。桃花潭的翟氏宗祠是翟氏一位将军领衔创建，故高而大，史称占地十亩，在全国占据第一，故被中国古建筑专家罗哲文称为“中华第一祠”。考古专家称，此祠既参照徽派而建，同时又有吴越文化要素，显示地方特色。茂林的整体建筑气宇非凡，但又秀气，这与历史上出了多名高官，尤其是文官为主有很大关系。云岭，是西北乡古民居建筑最为集中的地方，当年新四军军部办公处“种墨园”和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的住处，都是地主庄园、官宦府第，所以都高大宏伟，但他们主要元素还是以徽派为主。黄山区（原太平县）古民居建筑与泾县基本相似，历史上同属一县，文化内涵基本一致。由于与徽州近邻，加之一些村庄姓氏就是从徽州迁入的，所以他们的建筑都是按徽派形式而建。但处于吴越文化区城，尤其是受泾县、青阳和沿江地区影响，同时渗入了这些地方建筑的要素，因此黄山区的古民居上下两层，楼上低矮局促，龙门乡与新明乡（已淹村庄）的古民居有很大部分楼上也高，作住房，像这类民居称为“跑马楼”。

泾、太（黄山区）两地民居与徽州古民居的差异是：徽州古居民，不仅在村落选址上讲究整体协调，而且其村落在居民中的建设中也特别重视整体规划、整体协调。比如呈坎古村、罗氏宗族分前罗族、后罗族，整个村庄建设在宗族祠堂的有效掌控之下，统一规划，井然有序。

徽州古居民根据皖南山区气候潮湿、山区地窄人稠寸土寸金的特点和山区木材充裕价廉的优势，采用砖木结构，木屋架梁都不用铁钉，主要防铁锈蚀。这是越文化的杆栏式结构，这一点，泾、太地区有杆栏式的也有不少地方采用了。徽州山区因地基珍贵，古民居几乎都二、三层楼屋，这一点，泾、太两地极为少见，因为这两地地基（除少数山区外）较为宽裕，只扩大地盘，间数增多，不向高层发展。

徽州建筑的装饰“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在泾、太地区较为普遍，功能作用也极为突出。但有明显的差别是：徽州的马头墙有三叠式、四叠式，甚至五叠式，泾、太地区最多的只有三叠式，翘角也是平伸式，徽州翘角仰首式，显示徽州人的一种豪气。而泾、太两地为何只一、二叠式？经考证，原因是这里离长江较近，夏季狂风暴雨常光顾这里，多叠式墙容易被狂风刮倒，为安全起见，一般都不建三叠式以上翘角。但有的地方如祠堂、塔，翘角多层次，弯度大的都有。这些不是学习徽州模式，而是吴越建筑在皖南引用的表现，包括徽州地区和沿江地区。在徽州（包括整个皖南）还没有徽派建筑前，江苏无锡、苏州就有了翘角式建筑。比如：孙吴赤乌年间（238~249年）初建的“慈云寺塔”；西晋咸宁二年（276年）创建的“玄妙观”，是典型的江南道观建筑；六朝时期梁代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建筑的“寒山寺”、“保圣寺”、“北寺塔”；唐代咸通二年（861年）建造的“双塔”；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建的“方塔”；元代（1271年）至明嘉庆靖年间（1522年）先后建成的“西园寺”等等。这些建筑的特点是翘角弯曲舒展，重檐复宇，翼角飞雉。楼阁砖木结构，外廊柔和，花纹图案，色彩瑰丽，顶层直刺云霄，整体雄伟庄严。吴越建筑始借于中原建筑形式，后根据苏南地区特点创造了吴越式建筑风格。而徽派建筑吸收吴越精华，结合皖南山区特点创造了徽派建筑风格。

徽派建筑实用、美观，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近几年来，黄山区、泾县大力推行建徽改徽工程取得了实质性效果，推动了旅游发展。这两个县（区）在322省道区域全部实行徽派建筑，对原建其他式祥的实行政府少量补贴，个人投资为主的方式进行改徽。据不完全统计，从泾县至黄山区322省道沿线，建徽改徽的房屋达1000余栋。除黄山市以外，其他市县也推行徽派建筑。如合肥市新建设的磨店一条街，全是古徽建筑。还有芜湖郊区、青阳、南陵、潜山等县等地在建设新农村示范点中，也有乡镇推行了徽派建筑。（完）

二、吴越文化的特征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来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基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经古籍记载和考古证实，可以看出吴越的相同特征：一是稻作文化相同。由于气候地理都适于稻作生长，水稻种植都成为吴越的主业；二是淡水养殖业相同。由于地处水乡泽国，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渔业成了吴越的经济重要行业。三是制造工艺相同。吴越都制造几何印文陶器。近年出土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其制作工艺水平和风格特征均无多大差别；四是语言相同。吴越古语都是讲越语，椎髻鸟语，吴语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来；五是习俗相同。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二人本荆蛮”，后“纹身断发，凿齿锥髻，踞箕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习水便舟，巢居，善铸铜，饭稻羹鱼”，“火耕水耨”。这种习俗固然与图腾崇拜有关，也反映出吴越先民的审美意识。另外，在葬俗上，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吴越地区相同的埋葬方式。

三、徽州文化内涵

徽州文化简称徽文化。徽文化是中原儒家文化的厚实积淀，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西晋以来中原世家士族大举南迁，给徽州带来了中原孔孟儒家文化，唐宋以后徽州人到江浙经商和江浙一部人途迁徽州，使吴越文化渗透到皖南徽州，从而逐以形成了重血缘、严主仆的宗族社会；加上徽州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闭塞，较少战乱的侵扰，丰富的物态和非物态文化遗产得以大量留存。宋以后二程、朱熹理学对其祖籍地徽州的深刻影响，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层次；到了明清时期徽商经济的发展繁荣，又促进了徽文化的发展，使之在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实现了徽州文化的“区域总体全面发展”，成为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说徽文化有中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的元素。十二世纪朱熹的理学是接受孔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它的精华，提出了理论上的思辩性和物质存在的自然科学性。十八世纪清代哲学家戴震第一次对“后儒以理杀人”的批判、对上下尊卑封建等级制度的质疑，其“体情遂欲”哲学的阐发，突出反映了徽州文化勇于自我革新、进行思想开拓的创新品格；二十世纪胡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严厉审视，倡导白话文，推动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集中体现了徽州文化的时代创新个性。

徽州文化是徽州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经过千百年的长期孕育和陶冶，逐步形成了异彩纷呈、争奇斗艳的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教育、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州档案、徽州方言、徽州文学、徽州戏曲、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民俗、新安画派、徽州书法、徽州宗族、徽州土地制度、徽州历史文物、徽商、徽州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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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地民俗风情

由于两地同属宣州吴语，所以民俗风情都有相同之处。比如，春节，俗称过年，家人外出，不论远近，都力争赶回家团圆。正月初一这天开始，村民登门相互拜年，初二至初六这几天，长辈还领着小辈们上坟拜祖。清明节前三天开始到祖坟上挂纸钱或烧香祭祖，农村家家用糯米或籼米做艾稞，以示纪念这个节日。

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吃粽子、绿豆糕，门前插艾（古称“招福旗”）、挂菖蒲（古称“斩邪剑”）等。村中处于大河旁的村庄每年都要组织划龙舟活动，最典型的是泾县桃花潭镇，从明朝开始至今不衰，安徽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多次进行过报道，这与新安江上的龙舟活动相媲美。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节都有吃月饼的赏月习俗。其他如婚丧喜事的习俗两地基本相同，也有很多民俗风情与徽州、苏南、浙北相近，这可能是历史上吴越文化与徽文化交汇形成的原因。

（三）、徽州与泾、太两地文化名人

徽州历史上出了许多名人，休宁是状元之乡，从隆阜走出的戴衢亭连中三元，一举摘得状元桂冠。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经济文化繁荣，仅名医就涌现出500多人，写有医学专著300多部。尤为歙县人吴昆最为突出，他们独树一帜的“新安医派”丰富了我国中医学宝库。这里还须补充的是与徽州近邻的旌德县江村人氏江希舜，继承和发展了祖传的医道，写下专著《痘疹元珠》，开辟了中国人自己“人痘接种术”来预防天花的先河。后来，英国牧区乡村医生琴纳在中国人发明的“人痘接种术”的基础上，研制改进，接种牛痘成功。后被世界认可中国是“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国。休宁人“珠算之父”程大位，创立的《算法统宗》问世后，流入全世界，在世界进入计算机的今天，加减运算还属珠算快捷。给朱元璋充当谋士之一的休宁人朱升，给朱元璋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歙县人王茂荫是马克思的《资本伦》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还有陶行知、胡适等等。

在吴越文化与徽文化的交汇地，历史上也出现了多位名家，创造了灿烂的徽州文化成果。驰名海内外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为我省独占。除徽墨、歙砚外，宣纸、宣笔都产泾县。因泾县历史上属于宣州，故名宣纸、宣笔。歙县产的“澄心堂”纸，也是宣纸中的珍品。

泾县历史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了一代代学子英才。其中历史文化名人有：唐代的左震，他任过黄州（今湖北黄岩岗）、商州（今陕西商县）、金州刺史，官至待御史。宋代的凌策曾任工部侍郎，施元长曾任工部郎中。最闻名的是列入安徽历史教科书课中的清代包世臣（1775~1855年），他曾任江西新渝知县等职，官虽不大，但在江西有“政简民和”之称。他博学多才，阅历深广，尤其是他反侵略的爱国思想令人敬佩。

近现代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中国美术家吴作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祖湘等。

黄山区比泾县历史要短，人口相对不多，但历史上人文荟萃，杰出者遍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医疗、佛学、学术研究各个领域。历史上被称为集“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唐代宣州都督左匡政（史名难当），就出生在龙门乡左家宕（现秀湖村戴家）。他的诗作《白龟城》颇有影响，受到诗仙李白的好评。他的弟弟左难定官至工部尚书，写过许多文章。黄山脚下焦村出生的宋代名将，文武状元焦炳炎、焦焕炎两兄弟，在军务繁忙中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著名的有《黄山赋》。元代青花瓷的发明人，张文进（号文登）就是龙门乡人，他研制的青花瓷在国内外颇有影响，英、美、韩等国至今有收藏。周怡，明代进士，曾任吏部给事中等职，他的文集有《讷溪文集》27卷，书目入《四库全书》。周子千，仙源人。他师于泾县名医薛立斋学医，后来他医学成就名闻江南，与新安名医汪机、徐春甫、方有执等齐名海内。后世有“自明以来，江南言医者，类宗周慎斋”之说。他的医作有《慎斋医案》共10卷，因该书对后世影响颇大，近代医学专家吴球、曹炳章两度校订，将其编入《中国医学大成》丛书。还有明代先后任职工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的毕锵将军。清代政治活动家崔国因。近代书画家，安徽大学国文讲师徐建生。集作家、画家、诗人、学者、教授于一身，闻名海峡两岸的名人苏雪林。

由于两地文化名人的影响，使得吴越文化和徽文化更加融入和交汇，使之渗透到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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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吴越文化与徽文化在泾、太两地的表现

吴越文化和徽文化是泾县、太平（现黄山区）两地的根基，好比房屋中的两根柱子，不可抽走一根，两地文化民俗、名人和古建筑可以说明这一点。

泾县，处长江南岸与皖南山区交接地带。“枕徽襟池，缘江带河”，这是说连着徽州，又与池州交织，按吴越文化划分范围，又处芜、宣之内，西汉和东汉时期，即公元前109年，泾县属丹阳郡。公元281年，丹阳郡又划分两个郡，一个仍名丹阳郡，另一个名宣城郡。泾县属宣城郡。

太平县，现为黄山区，历史上属泾县。公元745年，即唐天宝四年，割泾县西南十四乡置太平县，历史上与宣城、旌德、南陵、泾县、宁国同属宣城郡、宁国府管辖下，与泾县同为吴越文化圈内。

这两地古代与徽州一样，以“山越”土著居民为主体，东汉山越成为强宗大族，其后，随朝代更迭，兵祸战乱以及水旱灾害，造成多次人口急剧下降和大批流徙。到了明清时期，徽州人口突增，山地容纳不了，为找生计，徽民一部分迁往泾、太两县。据大姓的一些家谱记载，他们有很多一部分是从徽州迁往泾、太两县的，尤其从歙县、屯溪迁往泾、太两地最多，如泾县的陈姓，云岭镇陈家就是从歙县迁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的故里，泾县厚岸王家就是从徽州祁门县闪里镇迁入泾县的，称“新安琅琊王氏”。还有其他一些姓氏。在黄山区，如新华乡的黄姓，是明代从休宁迁入太平县；程姓，从歙县迁太平；徐姓，从歙县迁太平；戴姓，从休宁隆阜（现为屯溪区）迁太平；郑姓，从祁门迁太平；这两县记载他们为客户。随着时间一长，后来对徽州迁入的不再叫客户，对北方迁来户仍称客户。民国时期，乡镇配有户籍管理人员，进行户口登记，为便于管理，彻底取消客户（籍）、主户（本县籍）的之分，现在每人户口本上的籍贯地能看出他原籍在何处，一般只以建国后迁入的计算。

（一）语言上的共性与异性

泾、太（黄山区）两地在语言上，虽然语音差别很大，但都属于宣州吴语，也称皖南吴语。吴语来历是宣城这一带历史上属吴国，故在吴国内的语言称吴语。吴语与徽语一样是现代汉语中十大方言之一。据《泾县志》记载：“泾县话属于安徽省境内的宣州吴语。宣州吴语区还包括铜陵市郊、铜陵县、石台县、太平县、南陵县（圩区）、芜湖县（圩区）、当涂县（圩区）、宣城县（圩区）”。泾县的方言，有泾县话、外地话两种。外地话是历史上江北地区迁来的一些户，如孤峰、童疃一带人讲怀宁话，汀溪和包合一带人讲湖北话，爱民一带人讲安庆话。靠宣城的乡镇如琴溪镇不少人讲宣城话。泾县话分四小片，有县城话、黄田话、章渡话、厚岸话。厚岸话准确说是泾县西乡话，200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与日本和北大、苏州大学对皖南语种考察时，发现泾县桃花潭一带（包括厚岸）语言与陕西凤翔一带语言相似，经查，该地隋朝万氏一支移民从陕西转江西豫鄣（现南昌）而入。后来与当地土著语言相触入，经过几千年而成了泾县西南乡的主要语言。此语言一直延伸到黄山区的新丰乡、新华乡、龙门乡的北岸几个村。泾县厚岸的查济话至今仍将我自称为“俺”，家谱记载：查姓从山东济南而迁入，山东人的自称仍保持现在，连从歙县迁入厚岸的王姓也跟着自称“俺”。泾县话整体来说，发音重，坚硬，不留后尾，呼叫韵母4个调，有芜湖、宣城话音的元素。

《黄山区志》记载：“太平话，仙源、甘棠、耿城、三口、新明、焦村、龙门乡的大部分及贤村乡的上岭村、谭家桥的长源村、罗村等处土著居民说太平话。属吴语宣州片太平小片，是宣州吴语的代表性地点方言。”县城话应称太平话，受迁入此地的山东人影响很大，主要以甘棠崔氏为主。据崔氏家谱记载，崔姓原籍山东，宋末，崔寿一由宣城洪林桥迁居太平县，元代崔喜翁定居东乡甘棠。崔姓虽在宣城繁衍多代，因祖籍山东，仍保留北方“俺”的变种，自称“啊里”，不过强悍的音弱了，与泾县查济同一从山东而来查姓发出的“俺”也有所不同了。崔姓经过与宣城话的融合，来到太平与土著语言的渗透，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语言，因此语言基本在甘棠、仙源两地居多，后人称这种语言为太平话。广阳、乌石、永丰、秧溪（现已淹没）等地是秧溪话。这一带受泾县西南方语言和青阳语言影响，演变一种秧溪话。新明、三口、焦村（靠外）、龙门（靠南）等地，受县城话影响，也讲太平话。谭家桥茶林场一带有许多村民讲怀宁话，经查，这里村民是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逃避灾荒迁入的怀宁人。新丰、新华、永丰，龙门北岸等地语言为泾县话。以甘棠、仙源为中心的太平话音与徽州语有根本区别，有青阳话音的元素，声调柔性，拖音较重，呼叫韵母6个调，与泾县话调值也有很大差别。

皖南地区各县的吴语后来与江苏、浙江一带的吴语出现了大的区别。主要原因是与历史上多次移民有关。第一次是永嘉之乱造成北方人大量南流，并在沿江一带设置侨郡县，使沿江许多操吴语的城市变成说江淮官话的重要原因。第二次是晚清移民。太平军战争之后，处于战事频繁的皖南一些县土著居民大都逃离和伤亡，加之瘟疫流行，死亡殆尽，造成大片土地荒芜。清政府为了恢复战后农业，便鼓励各省移民入迁皖南。第三次是抗日战争暴发。日军第六师团参与南京大屠杀后于12月21日进驻芜湖，大肆烧杀淫掳，造成南京、芜湖等沿江城市的机关、学校、工厂及避难市民先后大批迁移皖南各地。这么多人带来的江淮官话，使皖南吴语又受到了一次大范围、最直接的冲击。

吴越文化是苏、浙、沪、皖（沿江以南）一种大文化，后来延伸的还有楚文化、长江文化。这些文化和徽州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应予以保护和开发。

吴越文化在苏、沪、浙影响较大，当地党委、政府极为重现，尤其江苏在无锡成立了吴越文化研究会。吴越文化在安徽区域分布于马鞍山、芜湖、宣城（部分县）、铜陵、池州等地。去年我们有幸参加了有关研讨会，加深了我们对皖南沿江地区吴越文化与徽文化相互交汇、渗透的了解。2007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连续对徽州文化生态整体保护作出重要批示，之后，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获批准正式挂牌。此范围跨涉三市（本省黄山市、宣城市、江西省上饶市），九区、县（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绩溪县、婺源县）及黄山风景区的文化生态区块。2009年7月，安徽省政府批准设立“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规划范围更广，有黄山、池州、宣城、马鞍山、芜湖、铜陵及安庆市的潜山县，共47个县（市、区）。今年我省三市（黄山、宣城、池州）欲捆绑申报设立“徽州生态文化国家公园”。这次范围增加了宣城市的旌德县、池州市的石台县，国土面积1.3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011年度统计数）为191.8万人。这一系例规划、政策、措施、定位出台，有助于提升徽州文化、皖南高品质文化旅游资源的品位，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品牌。

一、吴越文化的起源

在古代，吴和越是活动于今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南地区的两个土著部旅。据历史记载，这两个部族实际上同属于古越族——“百越”，是“百越”的分支。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分布于我国东南及南部，甚至越南的北部广大地区也有百越的足迹。越有百种，其中于越、句吴、杨越、闽越、南越、东越、山越、骆越、瓯越等，都是越族中著名的分支。百越支系虽然繁多，但有许多相同之处。吴越文化起始于春秋时期，吴、越二国史实见诸文献，始自春秋。《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记载。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这是史书上都已注明。然而在这之前，吴越文化中心又在何地？文献上记载是周太伯奔吴，初居梅里，后居姑苏。要追溯悠久的历史，那就从泰伯、仲雍“奔吴”讲起。

据史籍记载，约在公元十一世纪我国商代末，中原渭水之滨的岐山南面，居住有一支黄帝的后裔——以古公禀父为首领的姬姓部族，因其住地名周原而自称为周人。古公有三个儿子，叫做泰伯、仲雍、季历。季历生子名昌，就是后来为周朝的建立奠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姬昌长得颇不凡俗，很得古公的疼爱，被看做是周人振兴的希望。泰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的心意，为避免权位之争，便一起离开中原，不远千里来到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

当时聚居在江南一带的是被称为“荆蛮”的人，经济上尚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由于多水的自然环境，生活习尚与北方也不相同。泰伯、仲雍到达后，遵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和荆蛮人打成一片；同时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和筑城技术带到了江南，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而赢得了荆蛮人的信任和拥护，被推为领袖，建立了一个部族小国，号曰“勾吴”，这就是吴国的起始，也是苏州称为“吴”的由来和依据。泰伯、仲雍的“奔吴”是苏、锡地区和江南一带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最早记载，也是中华民族内部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一个生动例证。

泰伯当时活动于无锡一带，他所建立的勾吴都城在无锡梅里的平墟（今无锡梅城），称为泰伯城，亦名吴城，从泰伯至诸樊22世均都于此。诸樊在位十三年（公元前560——547），将吴国都城从无锡南迁苏州。泰伯无子嗣，死后由其弟仲雍继位。仲雍追随长兄泰伯之后共同避居江南，所以曰“恭”，同时这样做又顺从了其父古公的旨意，故又称“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他们的功业不仅是“恭、孝”、“让权”，而是他们代表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对整个江南的开发作出了特大贡献。两个都城皆在苏州、无锡之间，属太湖地域。但苏州、无锡一带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没有非常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而宁、镇地区长江北岸沿江地带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却发现大量的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吴文化遗存。这说明泰伯、仲雍在无锡、苏州一带传播中原文化时，也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宁、镇和芜湖一带。吴文化的早期活动也随之传播和影响至以芜湖为中心的皖江地区，这里包括马鞍山、宣城、池州、铜陵等市和黄山部分地区以及江北的沿江市县。

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疆域泾渭分明，到了春秋时期，宁镇（包括安徽皖江地区）地区的吴文化面貌产生了明显的越化，而太湖地区吴文化因素也多了起来。这些变化体现在墓葬中，西周时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类似。1978年秋，泾县南容发现了西周时的铜的编钟，1981，泾县黄村发现了春秋前的铜壶。春秋初期，广德县也有了青铜句罐，而到了春秋晚期，青铜器极少见了。到了汉代，皖南的宁国出现了车马神兽铜镜，这些变化说明越文化对吴文化进行了大量渗透和同化，这种变革是越族人的入侵所为，同时证明了越文化己渗透到皖南地区。青铜器具有吴文化特点，这种贵重物品只有贵族才用得起，这就说明青铜器是上层贵族人的标志。吴文化的创始人是周人，大伯奔吴与当地的土著融合，华夏化，形成了吴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共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今长江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