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兴华
前天晚上,与贺敬之老通过电话,他说:“柯岩已四个月不省人事了……”
这是一种坚持。对生命向往的一种坚持。令我深深感动。
但更可贵的,她还有对崇高精神的坚持。当“诗歌是政治的工具”的观点被彻底抛弃以后,有些诗人以“告别革命,躲避崇高”为荣。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柯岩老师的坚持非常有意义。
她敢于守:为了人民利益
时代还需要号角与呐喊吗?在把握歌颂与揭露、轻浮与深沉、雷同与独到的课题上,柯岩老师是成绩优异者。
20世纪80年代起,集体大抒情之外出现了“自我”的爆发。但同时,“诗歌小众说”、“诗歌贵族化”、“政治无诗歌”也蜂拥而至,诗坛陷入“各执一词”。人们希望多一点艺术、多一点人性、多一点真实。但诗歌又从过去的假大空一下子发展到“不知所云”。在诗坛的文化地位日益下滑、逐渐远离精神中心区的时候,柯岩老师策划、主编的两卷《与史同在》(四本),为当代诗歌、散文界平添了两道响亮的华彩。
它们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冲破阻碍、迈向辉煌的脚步,还总结了中国新诗、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篇章,包括工农兵业余作者王老九、黄声孝等,以及郭小川撰写的《小将们在挑战》、《南京路上好八连纪事》等,尊重历史,尊重人民,尊重英雄,尊重崇高,尊重民族化、大众化。她以坚守的行为方式引发了主体社会对诗歌的关注,有效地奉献出充满革命理想的文化产品,这对中国文化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四本书是实实在在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红色”。作家必须树立正确、健康的世界观。柯岩说:“文学是灵魂的事业,热爱文学,首先要热爱生活,热爱人民。”
贺敬之说:“否定诗与政治的联系,也是一种政治!”诗人必须关注现实。诗人一旦远离了政治,其使命感即随之消失。政治,就是百姓生活,就是个体对于时代的思考。现在诗坛出了那么多流派,但诗歌越来越琐碎了。像柯岩这样敏感、果断、充满激情的诗人、作家真是太少了!
她的作品《周总理,你在哪里》、《寻找回来的世界》、《癌症≠死亡》,都及时代表了主流意识。她的作品,成为低俗、猥琐的对立面,富有饱满的激情与昂扬的活力,扩大着社会功能,强化着激励作用。
现在有种言论:诗歌不要“及时”。其实,错了!诗歌就是要“及时”反映现实。诗歌是时代的神经末梢。诗歌比起其它文学样式更敏感,更直接,《周总理,你在哪里》就是在那个时代气氛中及时喊出来的。如果迟几天,群众就不满足了。诗人要走回时代的峰谷浪尖,才具备当代真正诗人的要件。那就是:从生活出发,思考现实。
她善于守:抒发个人感受
长期以来,政治抒情诗的“概念化”倾向严重,灵魂被共性化了,成了“押韵的传声筒”。
柯岩老师却完成了精神与灵魂的历练,最反感虚伪、崇尚真实与个性。清醒的柯岩老师明白:专门为革命创作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革命的内容也要有感染力!《周总理,你在哪里》中先写“我们对着大地喊,对着森林喊,对着大海喊:周总理——”,然后三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深情,别致。诗歌不能机械地配合,而要充满创造欲望。这种喷发不能“公式化”,也不仅仅是表态。谁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写:“战旗飞卷,鼓角震天”,怎么对得起历史!
而那首《周总理,你在哪里》,30年过后,艺术上还是能站住脚,令人深思。说明:没有“我”独特的思考与想象,哪来好诗!诗得立足于个人的情感体验,有对于生命的真实体悟。诗人必须是个体的,而不是类型化的。政治抒情诗不是重复概念,而应该发自内心。柯岩老师“自我”特征最明显的是体现在对一般事物的独特敏感与发现上,这是一种“看家本领”。目的是为了将主题和内容表达得更个性化,这样的“自我”才具有创造性的价值。
她不但有勇气、有魄力提出重大的时代主题,而且有能力通过艺术形式和充实的内容予以及时回答。嘹亮的充满形象思维的政治抒情诗,时代十分需要。但是,当它不再以精美的构思打动人,诗还存在吗?
2011,12,12惊悉柯岩去世后,匆匆
竺洪波
马年伊始,绍剧大师六龄童(本名章宗义)以九旬高龄逝世。先生年高德劭而又善终正寝,原是“白喜”,奈何不久爆出不和谐一幕:有无知莽汉因一己之私搅扰灵堂,震惊长者亡魂,这一粗暴行径令“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因为是绍兴市人,与绍剧便有了难以割舍的情缘,对六龄童也怀有深切而美好的记忆。大约在1977年前后,一批在“文革”期间遭禁的老电影重返银幕,其中即有家乡戏越剧《红楼梦》和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当时每个公社(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乡或镇)都设有电影放映队,但由于拷贝稀缺,这些电影只能在县城先行上映。一个风清月明的晚上,父亲用改装的加重自行车(俗称老坦克)驮我去40里外的县城观看《三打白骨精》。回乡路上,人群扶老携幼,谈笑风生,仿佛沉浸在孙悟空除妖的快乐之中,对六龄童的高超演技更是啧啧赞叹。还记得同村女孩小芳骑车与我们同行,半途乏力恳求由我驮她,可惜我不会车技,爱莫能助,留下少年时代一件憾事。
一
斯人长逝,风范长存。抚今追昔,六龄童一生功绩历历可诉。
首先是对绍剧艺术的卓越贡献。绍剧,又称绍兴大班,顾名思义应该是绍兴地区的主流剧种,好比上海的沪剧、四川的川剧。不过,说到故乡的戏剧,情况颇为复杂。绍兴为古越之地,越女西施故里,除了绍剧,这里还拥有一个更能体现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戏剧种类———越剧。“绍”、“越”两字都是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的指称,绍剧和越剧理应平起平坐。而从后来的实际影响而言,年轻的越剧似乎后来居上,更加普及,更加著名,也更加高雅,现在俨然已是我国仅次于京剧的第二大剧种。我的家乡嵊州(绍兴市管辖的县级市)恰是越剧的发祥地,袁雪芬、王文娟、范瑞娟、竺水招、筱丹桂、姚水娟、竺素娥等一大批越剧大师和名家都是嵊州人,徐玉兰、尹桂芳则是邻县新昌人,而新昌、嵊州在历史上又同属一县,古代合称剡县,所以在记忆中,我们嵊州人是更亲近、更喜欢越剧,可谓“村村小百花,家家的笃班”———“小百花”是时下绍兴地区越剧团的昵称,“的笃班”是越剧的早期称谓,———对绍剧则比较陌生,许多人甚至是只知越剧而不知绍剧。所谓“绍兴戏”,本应指绍剧,而事实上所指的却是越剧。
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变了这种不堪局面。上世纪50年代,绍剧复兴,六龄童猴戏崛起。1954年,六龄童主演的《孙悟空大破平顶山》在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汇演中荣获特别奖;1957年,他以《三打白骨精》在浙江省戏曲汇演中摘取表演一等奖,1960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彩色影片,并由文化部统一安排于翌年的儿童节在全国公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最优秀的神话彩色戏曲片之一,荣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并发行72个国家和地区,风行海内外。或许是出于乡情的缘故,周恩来总理也喜欢“家乡戏”(陈毅戏称“你的家乡戏”)———绍剧,也喜欢六龄童的演艺,他把绍剧带进了中南海,用《三打白骨精》招待外国贵宾,还曾与剧组的小演员合影留念。这是六龄童和绍剧的幸运。从此,步伐灵捷、武艺精湛、唱腔高亢的六龄童开宗立派,被誉为“南派猴王”。绍剧这个古老的地方剧种在衰落中复兴,有了举世公认的大师,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经典作品,其风头一举盖过了越剧。在绍剧数百年发展历史中,虽然也涌现过吴月楼、筱玲珑、章艳秋等著名艺人,但就将绍剧发扬光大的卓越贡献而言,六龄童无疑当推为宗师第一人。
缅怀六龄童,还在于他对《西游记》的普及、提炼之功。六龄童主演的代表作《孙悟空大破平顶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大闹乾坤》和《火焰山》等,都取材于文学名著《西游记》。这为《西游记》的普及提供了特殊途径。回顾《西游记》的传播史,在近代猴戏艺术风行之前,《西游记》在戏剧舞台始终处于后进状态,其剧目稀缺,远少于三国戏和水浒戏,并且质量低劣,似乎只有明代人杨景贤的一部《西游记杂剧》才勉强可称传世名作。在绍剧流行的宁(波)绍(兴)地区,《西游记》家喻户晓,人们可能不知道诸葛亮和林黛玉,却不可能不知道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猴戏的影响。在古典小说名著中,如果说京剧钟情《三国》、《水浒》,越剧钟情《红楼梦》,那么绍剧则钟情《西游记》。
二
特别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对《西游记》还不乏提炼、升华的作用。
人们或许不知,白骨精的故事其实并不著名。在《西游记》中,各色妖精也是有职称的,等级森严,就像如今大学里的教授、讲师、助教一样。第一等是仙佛下凡,如金(银)角大王、黄眉老妖、黄袍怪,他们内部的进一步排名须由各自主人的地位决定,于是“玉帝大还是如来佛大?”便成了一个问题。第二等妖怪虽不是仙佛派遣,但最后有幸皈依仙佛,如号山枯松涧的红孩儿做了观音菩萨的善财童子,黑风山的黑熊精做了佛教圣地落伽山的守山大神。第三等就是白骨精、树精、蛇精、蜘蛛精之类,他们多是平民出身,出没于荒山野岭,没有高贵的血统和强有力的奥援,只有孜孜矻矻,苦修千年,希冀得道成真,最后还难免命丧金箍棒或九齿钯下的悲惨命运。白骨精正是这样的“万年僵尸”,她形象丑陋,性格扁平,武功低劣,只会化妆惑人,可惜其骗术又不高明,每次都被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识破。所以说,白骨精原来是妖精中最不起眼的小角色。
还有,“三打白骨精”故事简单,篇幅较小,精彩程度远逊于“三调芭蕉扇”和“真假美猴王”。《西游记》中的四十来个除妖故事,多半需用若干回目进行叙述,平顶山故事甚至用了整整五回文字。而“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从开始到结束,仅用了区区一回的篇幅。可见它是何等的简陋,何等的不被小说作者所重视。
绍剧《三打白骨精》别具慧眼匠心,对故事进行了艺术整合和提炼。剧中的白骨精变脸转型,不仅容貌姣妍,武功了得,而且工于心计。她与孙悟空打成平手,又施毒计诱使唐僧逼走悟空。如果不是猪八戒灵光初现,在花果山义激猴王,促使孙悟空重归师门,与猪八戒等联手除妖,白骨精险些大功告成。如果那样,灵霄宝殿或者灵山灵鹫峰上多出一尊神佛为后人礼拜也未可知。补充一句:“义激猴王”原是“黄袍郎———百花羞”故事中的情节,与白骨精毫不相干,剧作挪用过来,丰富了剧作的内容,映衬了白骨精的性格,不失为绍剧成功的创造和神来之笔。
《三打白骨精》上演之后,取得圆满成功,引起巨大反响。据相关文献显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临现场观看。郭沫若先生六次观看演出和同名电影,并先后写成两首律诗,毛泽东读后诗兴大发,主动唱和,于1961年11月17日写成《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留下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样的名句,并以此抒发了他对其时风云激荡的国际形势的看法。———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难得的一段文(艺)坛佳话。
三
现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已是举世公认的经典剧作,白骨精则成了以假乱真、特别是以美色诱人的邪恶化身。最近,这一形象的意义又有所翻新:既可以指白领中的骨干、精英,还可以指高校中那些处境不佳、怨声不绝的老讲师(即“万年僵尸”),成了一个现实蕴涵丰富而又不失幽默的“共名”。
六龄童生前曾感叹:作为猴王世家,“子子孙孙都学猴”的传统已告终止,自己的后代中已再无演绍剧猴戏者。大师的担忧并非多余,自六龄童告别舞台后,绍剧又现疲态。至今似乎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原创名作,猴王演员后继乏人,观众也相当萎缩。在国内戏剧百花园中,绍剧仿佛成了不为人知的稀有剧种,即或在宁绍地区,绍剧之花也不及越剧那样鲜艳、繁盛。一生献身绍剧,临终还情系绍剧的前途,六龄童大师的风范感人至深。
可以告慰大师在天之灵的是:随着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取得空前成功,30年来持续风行,由其子六小龄童主演的美猴王也成为大众偶像、“一个时代的记忆”。六小龄童由此获誉无数,一举跻身我国当代杰出艺术家行列。绍剧失去了一位猴王传人,但在荧屏天地里闪耀出更加鲜艳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