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昌银银

本报讯 什么是吴越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新近出版的《中国吴越文化丛书》中找到。

这是一套关于中国吴越文化学术研究和普及宣传的大型区域文化出版物，集中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外研究吴越文化的优秀成果，包括《中国吴越文化研究选粹》、《中国吴越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吴越文化人物研究》、《中国吴越春秋风云》和《中国吴文化特色教程》5本，共计200余万字。

该丛书由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等编著，浙江省社科界陈荣、陈永昊、王建华等担任顾问，作家出版社出版。

  ■见习记者 方盛艳 ■陈康 摄

本报讯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４月１１日下午，悠扬的越剧声从西塘古镇区“碧水天”水上舞台传来。原来这里正举行吴越文化展演活动。

作为旅游节的活动内容之一，此项展演活动以“品味吴越精髓、展现乡土底蕴”为主题，旨在通过越剧折子戏、江南丝竹民乐、荡湖船、打莲湘、手马灯、马灯舞、蚌壳舞、旗伞舞、树灯舞等民间文艺表演，使人真正体会江南水乡田园绿野、自然生态、民俗风情、休闲度假的生活情趣。

这一场是越剧专场。江苏游客李枫经过长廊听到这悠扬的声音，驻足观看，他说，在长廊里游览听到越剧的声音很有味道，尽管不是行家，但是感觉很不错，似乎回到了很久远的时代。

记者在后台找到演员杨玲珍，她告诉记者，她会唱越剧、沪剧、田歌，最擅长的是田歌。退休后自娱自乐，现在能走上舞台演出，她感到很开心。她说，她丈夫也是个民乐迷，喜欢自己写写词、谱谱曲，不久前刚写了一曲《游古镇西塘》，供她用田歌的方式来演唱。刚唱完《十八相送》的陈耀英则说，退休后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唱了六七年了，能把自己的兴趣和古镇旅游的发展相结合，为西塘做点事情，她感到很满足。她最拿手的曲目是《红楼梦》和《梁祝》。有时在台上演唱遇到台下热情的观众喊“再来一首”，便连着唱好几首，累是累点，但是很开心。

本报讯 昨天，在江南大学文学院的会议室内，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携手江南大学，共建“无锡吴越文化研究中心”，并举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 江南数千年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是人民的创造。而人民的创造，从根本上讲又植根于吴越文化的深厚沃土。所以，无锡吴越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会长黄胜平表示，无锡吴越研究中心是江苏省成立的唯一的研究会，为的就是更好地研究吴越文化和组织全国各地吴越文化者共同探讨。 据悉，在今年下半年，全省，甚至全国的专家将在常熟举行一次全省性的“吴越文化和谐社会”研究会。 （马晟）

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对江苏学习考察期间谈到，江苏和上海同属吴越文化，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两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互相支持、取长补短，打下了很好的合作基础。作为一名上海市民，我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很感兴趣，也听说过吴越文化。希望能够深入了解一下，吴越文化是怎样一种文化传统？它只是特指江浙文化吗？

———上海龙吴路彭肖

答：无论吴越文化、海派文化抑或长三角文化，人们大多首先注目于对其空间概念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吴地文化”、“越地文化”这类地域文化概念，应当是确切的，开展相应的精致研究，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将吴越文化等同于江浙文化的认识，也出现过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相割裂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受行政区划的束缚，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同一性。

回眸历史发展的长过程，“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这些为进一步把握吴越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文化整合，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绝非诸种文化因子之间单纯的“传”或“递”，也不是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的简单叠加。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转移，“海派文化”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和吸纳。建国以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境遇中屡经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包含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植根于吴越文化传统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比翼齐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小城镇的兴盛，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义乌现象相继出现，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从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到现实的注脚。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度推进，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愈加稳固。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区域文化无障碍互动、共同繁荣的急切呼唤。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

今天不论研究吴越文化，还是海派文化，都必须将其置于长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惟此方能历史地发展地把握其主体文脉与核心精神。长三角文化与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相承相继、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归并和重塑传统优势的强大整合力。在当今新形势下，要使之得到应有的张扬和推进，再造长三角区域文化新的辉煌，对其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充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今天更要不断强化这种开放开拓的自觉意识，努力将长三角文化打造成“包孕吴越”、“汇通大海”的多元文化体。

二是，聪慧机敏、灵动睿智。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长三角文化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理当对其予以充分吸纳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三是，经世致用、务实求真。吴越之地商品经济率先起步，市民阶层形成较早，实业传统、工商精神、务实个性和平民风格等，都是吴越文化包括海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毫无疑义，大力弘扬崇真向善、淳朴平实、诚信守份的精神，正是目前思想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临的重任。长三角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求实、务实风格的延续。

四是，敢为人先、超越自我。善于创造、勇于创新是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共同的秉性，也是这一区域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生动力。只有始终坚持这种永不止息的创新精神，增强突破意识，摆脱狭隘的视域和地域羁绊，才能进一步助推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整合，在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不断谱写新的华章。

刘梦婷（临安市城市执法局）：

善于创新是吴越文化的秉性，是这一区域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驱动力，也是促进临安发展的内在力量。纵观历史，没有吴越人不畏艰险、开发荆蛮的开拓创新精神，就没有吴越文明的融汇繁荣，就没有新的发展。没有钱镠的兴修水利、奖励蚕桑、招揽商旅等创新举措，就没有当时吴越境内“人为万石之家，户有千金之堰”的富庶景象，就没有吴越的鼎盛。诚然，钱镠的辉煌属于吴越国那个时代，但他创新进取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在当今，临安人秉承了创新精神，创新有着更多的意义和内涵。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由于他们的求新求变、敢干敢冲，创造出了许多令人骄傲的成果。大力挖掘、宣扬创新精神，激发临安人以变革求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促进临安持续稳定发展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例如，临安的市树—银杏，它也印证了创新精神。生长在天目山有一株银杏树，从主干世世代代已衍生出大大小小22株，它是当今地球上存在的最古老的一种高等植物。这株“五世同堂”，也被称为“世界银杏之祖”，她在进化过程中不断适应环境，不断创新突破，虽历经第四纪冰川的毁灭性浩劫仍幸存于世。如今虽是“五世同堂”，看上去依然苍劲古朴，生命力非常强盛，一代又一代繁衍，不断适应，不断生长，每年都吸引数万名朝拜者。当人们举目仰望时，无不领悟到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向往，银杏这种坚韧不拔，昂扬向上，生生不息，创新进取的生存状态，彰显了一种临安精神，成为临安永恒的标志。我们应学习银杏，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它将会把我们的城市精神点燃得更加富有时代特征，也更有魅力。

“像不像个小少爷”

在三味书屋里开课了

时空穿越

听私塾先生讲课很认真

敬业、专业的小记者

凝神

王右军祠中小记者们挥毫泼墨

标准手势

“三个男人一台戏”

合个影吧，给将来留一个快乐的记忆

本报讯7月3日－5日，参加镇江报业传媒集团“七彩夏令营”的一组小记者们“跟着课本游绍兴”。

在采风过程中，小记者们近距离地了解到多位名人：鲁迅、陆游、王羲之。在游玩的同时，小记者们学到知识、开扩了眼界、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鲁迅故里处处透露着文学气息；兰亭里，王羲之曲水流觞的情景历历在目；规模宏大、古典风格的大禹陵建筑群以及风景优美的柯岩景区让小记者们大开眼界。

此次活动，小记者们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友情。

刘蔚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陈丹丹）11月21日至23日，’2009江苏省吴越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常熟国际饭店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霞林出席会议。

王霞林在研讨会上讲话指出，加强对吴越文化的研究，有助于科学发掘常熟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为推动当代城市文化的科学发展与转型提升，提供必要的智慧源泉和思想动力。来自长三角15个城市90余位专家、学者代表，经过大会交流、小组讨论、代表发言和论文书面交流研讨，基本形成五个“常熟共识”：即泰伯、仲雍是江南文化的始祖；吴越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主体；常熟是吴文化发源地之一；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注重文化创新；要用文化产业弘扬文化，提升经济。同时，南通海门张謇研究会的专家袁蕴豪在大会上对吴越文化与张謇、吴越文化与沙地文化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介绍和分析，受到大会好评。

一、“吴越文化”释义传统史学的先秦史研究视野，基本上局限于黄河流域，对长江流域的先秦文化，尤其是史前文化，了解甚少。到了20世纪30年代，长江流域开始发现秦代以前的考古资料，其文化面貌与黄河流域明显不同，令人耳目一新。于是，“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作为填补中华文化的空白点而被提到研究日程上来。其中，以“吴越文化”提出最早。当时所说的“吴越文化”，泛指上古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长江下游文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界也使用“吴越文化”一词，他们所说的“吴越文化”是指吴、越二国时期的文化，不包括史前文化。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惯例，史前文化一般以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该文化的名称。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已发现数十处，其中以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最早，故称那数十处遗址性质相同的文化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已发现数百处，其中以余杭良渚遗址发现最早，故称“良渚文化”。这些都是史前文化。至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则以国家、民族的名称来命名，例如“商文化”、“周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

“吴越文化”既然以吴、越二国的国名来命名，作为考古学文化，自然应指吴、越二国时期的文化。

总之，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是先从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起步的。到20世纪90年代，地域文化研究才出现全面开花、贯通古今的新局面。现在，“吴越文化”这个概念，事实上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吴越文化”囊括古今，狭义的“吴越文化”限于秦统一中国以前，甚至仅限于青铜时代，例如考古界所说的“吴越文化”就是如此。秦汉以后至现代，各地文化差别虽不如秦代以前那么明显，但仍有不同的区域特色，这种区域差别可能会永远存在。因此，研究广义的吴越文化，不仅有历史根据，而且更有现实意义。

二、吴越文化的中心区与亚区研究区域文化，首先要确定区域范围。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长江下游就是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先秦古籍分“天下”为九州，其中的“扬州”，约当长江下游地区。中国古代一般以淮河为南北方的分界线。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面貌相对比较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崛起吴、越二霸，因此我们称这一带为吴越文化区。

文化区不同于行政区，它的边界比较模糊。第一，行政区的边界是一条线，文化区的边界是一条带。第二，行政区是人为划定的，所以比较多变，文化区是地理因素与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比较稳定。地理因素可变性极小，历史因素可变性稍大，因此文化区也不是完全不变的，某些历史原因可以引起文化区的局部调整。例如浙南地区，先秦时期的居民称瓯越，福建的居民称闽越，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表明，瓯越与闽越同其族系，文化一致，《史记》把他们合称为“东越”（《史记 东越列传》）。因此，新石器时代的浙南与福建是同一个文化区。春秋战国以后至秦汉时期，先是受越国的影响，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浙南的文化面貌逐渐与太湖、钱塘江流域趋同。至六朝时期，浙南文化与福建明显不同，而成为吴越文化的一个亚区。文化区的变化，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像行政区的改变那样，可以由一个行政命令而立刻实现。

在一个大文化区内，往往有中心区与亚区的区别。中心区的文化面貌比较典型，是该文化的代表。亚区的文化不典型，往往兼有其他邻区的文化色彩。中心文化区会随历史因素的变化而变迁。西周时期，吴文化的中心在宁镇。到春秋时期，吴文化由宁镇逐渐扩大到太湖地区。汉代以后至今，两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一直在吴会平原。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的精英向上海聚集，上海成为吴越文化的中心点，并向西作扇形辐射。

在同一地域文化里，往往有几种不同的地方类型。例如吴越文化的中心区在太湖、钱塘江流域，而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文化面貌可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西与浙东（或称吴文化与越文化）两种类型。括苍山以南的文化面貌，至今仍与太湖、钱塘江流域明显有别，可借用旧名，称之为瓯越文化。皖南的徽州地区，地理环境特殊，历史上曾形成很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太湖地区的吴文化、宁绍地区的越文化、皖南的徽州文化、浙南的瓯越文化等等，都是吴越文化的地方类型。

三、吴越文化的类型变迁一万年间，广义吴越文化经历过几次沧桑巨变。文化有两大属性：一是民族性，二是时代性。文化首先隶属于民族，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中期，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与中原的华夏人不同，商周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的基本居民都是古越人，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地域的新石器时代的基本居民是不是也是古越人呢 对这个问题，看法就有分歧。从出土遗物的文化面貌分析，必与中原民族判然有别，这也是大家公认的。即使不是后来古越人的直接祖先，也应该是他们的相同种族，操相同语言。至于宁镇地区、滁河流域、皖南、赣东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居民，就很难说出具体族名，但与中原不同族，也是大家公认的。在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皖南、宁镇地区的居民，很可能是淮夷。在马桥文化时期，太湖平原东部来了不少东夷人。吴灭徐后，徐故地居民变成吴国臣民，并有大量徐人流寓越国。总之，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都不是中原的华夏人。在古代文献中，“夷”字的涵盖面比“越”大，一切异于华夏的民族，皆可称夷。因此，我们可以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中期的长江下游居民为“夷越”人，这四五千年的文化统称为“夷越文化”。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从此衰微，楚人从西向东、从北向南，渐次占领“故吴地”。到公元前222年，秦灭越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来到会稽，迁“大越民”到已经华夏化的“故吴地”，把华夏人迁来填补“大越”故地，并按“水南山北为阴”的华夏地名惯例，把“大越”更名为“山阴”。汉武帝时（公元前140一前87年）又迁瓯越、闽越到江淮地区。从楚威王“大败越”到汉武帝时期，经过200多年的种族大换班，吴越地区由夷越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这是吴越文化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属民族属性的转型。吴越文化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型变为汉代以后的崇文型，政治色彩由浓而转淡。《汉书 地理志》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吴粤之君”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二国君主，当时“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可作证明，已为大家所公认。但说“至今”（东汉）仍然如此，则不符合事实。首先，汉代的吴越地区“其民”已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之民。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都不能证明汉代的吴越人仍然“好用剑，轻死易发”。从汉代开始，这里（主要指中心文化区吴会平原）是全国最安静的地区之一，民风淳朴尚文。“逝者如斯夫”，《汉书 地理志》却在刻舟求剑。现在很多著作盲目引用《汉书 地理志》的上述语句，说秦汉吴越仍然尚武，永嘉南渡以后，才变为崇文。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人类学、民族学原理相悖。

秦代与西汉，是吴越地区文化低潮时期，东汉时略有复苏。人们常把东汉时期吴越文化的复苏归因于两汉之际战乱期间大量中原人南迁吴越。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东汉时期的复苏主要靠当地的自然和平发展，东汉时的吴越士人基本上都是原来的当地居民，不是两汉之际的新侨民。这与六朝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

从外部带来的加速发展机会，是从东吴时期开始的。从东吴到南宋，吴越地区出现三次发展机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是中华文明的三次劫难，幸亏长江以南土地辽阔，使中华文明有足够的退身之地。这三次劫难，有两次迫使朝廷搬家，即永嘉之乱与靖康之难。两次朝廷搬家，都搬到吴越地区，第一次搬到南京，第二次搬到杭州。六朝时期的建康（南京），南宋时期的临安（杭州），都是当时吴越地区最繁华的城市，但都不是吴越文化的代表。因为在这两个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吴越文化，而是来自中原的异质文化。南宋的杭州与苏州，通用语不是吴语，而是北方官话，苏州较快改行吴语，而杭州话至今仍与周围地区语言有所差异。三次移民潮带来中原先进文化，经长期融合消化，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才呈现纯正、成熟、鼎盛状态。三次移民潮改变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地位。从南宋开始以迄现今，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地，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区域文化。

从汉代到明清，吴越文化一直是中国汉族文化的一个地区类型。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先进的一种类型，两者民族性不同，语言、习俗、心理特征自然有别，不可混为一谈。

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又经历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是全国性的，不限于吴越地区。吴越地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文化精英聚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枢纽，吴越地区成为文化转型的最先进地区。经过这次转型，吴越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率先与世界接轨，从古代型变为近代型。

四、吴越文化的超时空特色文化不但有民族性、时代性，而且有地域性。吴越文化经过两次转型，民族性与时代性都基本变了，唯地域性没有改变，它仍然处于长江下游地区，受这里的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制约。“换了人间”，换了时间，却换不了地域空间，这就是广义的地域文化可能存在的原因。

上下一万年的广义吴越文化，有哪些共同特征 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吴越文化有哪些个性特点 这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有些人以“开放”、“爱国”、“勤劳勇敢”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词语来概括某一地域文化的特点，恐怕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词语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域文化。文化的地域特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生产方式；三是人文环境。

长江下游温湿多水，河网纵横，使人性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养蚕缫丝，生产方式精致细密，使人心细；长江下游自古多艺术，南宋以后有“江南人文薮”之称，使人气质文雅。

柔、细、雅，就是广义吴越文化的共同个性特征。“换了人间”，换了时间，换不了这些地域特点。且验之事实吧。

七千年前的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哪一个地方的艺术品，能像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那么精致、柔雅，富于想象

四五千年前的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哪个地方的艺术品像良渚文化玉雕那么精致高雅

春秋晚期，吴越争霸，尚武精神发挥到极致，但是即使在这一非常特殊的时间里，吴越兵器仍然是全国兵器中最精致的艺术品。当时最美的文字是鸟篆书，鸟篆书以越国最发达。夫差与勾践都有卧薪尝胆精神，卧薪尝胆是以柔克刚。

汉代以后，“换了人间”的吴越地区，其民风不再是“轻死易发”，柔、细、雅的气质特征就显得更为突出。由于吴越地区远离传统的政治中心，又有江河阻隔，战争较少，社会安定，对政治纷争容易产生隔岸观火的心理状态。东晋与南宋，虽曾一度成为政治中心，但统治者都是惊弓之鸟，侨民都是死里逃生的难民，故思想普遍消极，这使吴越文化的尚文倾向进一步发展。

两汉时期，吴越出的人才，多属文学与子学方面，经学相当薄弱。此后两千年，这里的科技与文艺人才特多，军政雄才较少。这个特点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历算、朴学、书画等领域，几乎成为吴越人的一统天下。两次西学东渐，基本上都由吴越文人来承接。鸦片战争以后，以上海为首的吴越地区，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先进、风气最开放的地方，但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期间，这里没有出过先知先觉、呼风唤雨的政治领袖，而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则遥遥领先于全国，出了大量人才。他们的特长不是呼风唤雨，而是精耕细作。

《红楼梦》与越剧可以看做是吴越文化的样品，其柔、细、雅的文化气质表露得淋漓尽致。曹雪芹祖籍北方，那与他创作《红楼梦》毫无关系。他生在江南，长在江南。他的祖父曹寅特别钟爱江南文化，他比一般江南文士更精通江南文化，家里有昆曲戏班，自己编写剧本，曹府里充满吴越文化气氛。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长大的。《红楼梦》虽写于北京，却毫无燕赵文化的气息。洋溢在《红楼梦》里的是阴柔之美，连男主角都像是江南女子。

越剧与其他剧种相比，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出现了“女子小生”。小生既然是女子所扮，自然有浓厚的脂粉气，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以女小生为特色，这就决定了越剧的风格是柔美、细腻、文雅。从剧目、唱腔到服装都充满着柔、细、雅的特点。中国有数百种戏曲剧种，以越剧演《红楼梦》最成功，因为越剧与《红楼梦》是从同一个娘胎里出来，具有共同的文化气质。这个娘胎就是吴越文化，其文化气质都是柔、细、雅。

本报讯（陈丹 汤卫）近日，由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浙江省越文化研究中心等编著，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吴越文化丛书》正式出版。

《中国吴越文化丛书》是一套关于吴越文化学术研究和普及宣传的大型区域性文化出版物。它集中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外研究吴越文化的优秀成果，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军事、民族、宗教、人口、艺术、考古等多学科领域。丛书共5本，200余万字，书目分别为《中国吴越文化研究选粹》、《中国吴越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吴越文化人物研究》、《中国吴越春秋风云》和《中国吴文化特色教程》。该丛书的出版对长三角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和思想动力。联系人：黄胜平13395189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