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葛熔金 

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在绍兴兰渚山下兰亭与41位雅士吟诗挥毫，写就“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昨日，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42人展暨兰亭书法双年展上，这一幕得以重现。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带领42位书法家，在兰亭再现当年“曲水流觞”，并在42雅集中评出首批“兰亭七子”。

张海告诉早报记者，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系列活动主要由“中国书坛兰亭雅集42人展”、“兰亭书法双年展”和“兰亭论坛”组成。“兰亭书法双年展”以定向征稿方式邀请200位在国内有影响力的书法家参展；“兰亭论坛”以“兰亭雅集的书学史贡献及其文化学意义”为主题，举办高层次的学术研讨。

在经过香熏洒身、修禊纳福后，众书法名家品酒、赋诗、吟诵、挥毫，重现当年“曲水流觞”盛景。作为雅集的重头戏，经过对作品的评审和专家关于书法相关内容进行答辩后，书法家陈忠康、沈浩、吴行、张继、洪厚甜、王义军、刘洪彪一起入选“兰亭七子”之列。

章原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是书法领域的一代宗师，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被后世尊称为“书圣”。甚至于其墨宝在后世也衍生出许多传奇，特别是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集序》，让唐太宗都大动贪念，不但生前“玩之不觉为倦”，死后都要殉葬在旁。

王羲之系出名门，来自两晋最为显赫的士族——琅琊王氏，家族中人非显即贵。王羲之从小就受到家族长辈的器重，被认为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果然，王羲之也没有辜负长辈的厚望，长大后不止精擅书法，还颇具“魏晋风度”，是时人所看重的名士。在《世说新语》中收录了王羲之的多则轶事，诸如“坦腹东床”、“入木三分”等典故都与其有关。

在极为看重门第出身的魏晋，以王羲之这样的背景，获取荣华富贵可谓轻而易举，但王羲之对于这些不但毫无兴趣，反而特别钟情于山林隐逸生活，“雅好服食养性”，对于养生求仙极为热衷。

从王羲之的养生实践来看，主要有两个特色：一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向往隐逸山林的生活；其二是致力于采药服食，希望借此长生。

王羲之之所以有这样的生活态度，与其家族的影响密不可分。事实上，王氏家族与道教关系极为密切，数代人都信奉五斗米道，而且将传说中的仙人王子晋视为王氏的始祖。当时便有人指出王氏子孙中，多有喜欢“养性、神仙之术”者。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王羲之耳濡目染，在早年所作的一首《遂初赋》中就提到自己“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

不乐仕途的王羲之在屡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之后，迫于家庭与社会舆论的压力，犹豫许久之后，最终还是违心地选择了从政的道路。即便如此，他还是尽量远离京师，选择去各地担任地方官，曾官至会稽内史，领右将军，所以又人称“王会稽”、“王右军”。从其仕宦生涯来看，王羲之确实具有不俗的政治才干，在各地为官期间，多能够仗义执言，有不错的官声。

但仕途毕竟违背他内心深处的意愿，出世隐逸的思想在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与文章中都有印迹可寻。如有名的《兰亭集序》，不止是书法史上的杰作，也是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其中充满了浓重的人生如梦的玄学气息。

《兰亭集序》作于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数十人聚集在兰亭，把盏言欢，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王羲之即兴挥毫作序，一气呵成，完成了亘古大作《兰亭集序》。宴会吟诗本是文人雅事，加之兰亭周围山水秀美，可谓其乐融融，但面对着秀丽的美景与兴高采烈的酒宴，王羲之却不禁想到人终将有一死，眼前的好景不会长久，认识到“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对于生命的仓促与寂灭的必然结局发出了无限的感慨。

王羲之写《兰亭集序》时，已经五十岁了，到了知天命之年。人生阅历已然丰富，本就志在山林的他下决心要彻底离开官场，要做一个逍遥自在的自由人。兰亭聚会之后两年，王羲之特意在父母坟前发下狠誓，表达了自己再也不做官的决心。辞官之后，举家前往山水秀美的会稽一带，逍遥于山水之间。摆脱官场羁绊的王羲之在自然之中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本心，感受到了无比的乐趣，他曾经幸福地感叹：“我卒当以乐死。”

在此期间，王羲之与一个名为许迈的养生家来往密切。许迈出身士族，自小就有志于养生，长大后遍游名山修炼养生术，精于服气术，能够“一气千余息”，对于养生颇有心得，当时有许多灵异之迹流传，人们都传言他最终成功地羽化成仙。

许迈与王羲之二人性情相投，结成了世外之交。王羲之时常拜访他，请益养生之道，时常一聊就是一整天，都忘了回家的时间。两人不但一起共修服食，而且为了采摘各类药石而不远千里奔波，足迹踏遍了浙东的山水。后来，《晋书》在为王羲之作传时，将许迈传也附于其后，由此也可见二人的关系之密切。

许迈曾告诉王羲之，浙东一带人杰地灵，多有各类服食所需的仙人芝草，所以汉代以来许多求仙得道之人都聚集于此。王羲之晚年之所以定居于会稽一带，可能也与此地便于养生采药有一定关系。

王羲之具体服食过哪些药石，史无明载，但想来是脱离不了当时流行的“五石散”之类的金石药的范畴。从各种迹象来看，王羲之身体显然未从服食中获益，在《服食帖》中他曾说自己服食时间已经很长，但身体“犹为劣劣”，仍然非常不好。

众所周知，魏晋时人所服食的金石药物多为大热之物，服用后不但需要大量活动来“行散”，散发药性，而且还会使身体中毒，产生不少后遗症。在《天鼠帖》中，王羲之询问朋友一种名为“天鼠膏”的药物治耳聋是否有效，并说如果有效的话，实在是一种重要的药物。虽然不能就此断定王羲之是用来治疗自己的耳聋，但以情理而论，由于服食金石药物影响到听力也是有可能的。

王羲之喜欢鹅是众所周知的，近代有观点认为王羲之之所以喜欢鹅，不止是喜欢鹅的形态，而是由于鹅肉具有解毒功能，所以王羲之喜食鹅肉来借此解除服食所导致的中毒。自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王羲之晚年身体状况不太理想，在五十九岁时，他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信中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很担心将来身体情况会更糟糕。没想到，就在这封信后不久，他就病故了，真可谓一言成谶。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是书圣王羲之在《兰亭序》中的描述。

今人谁也没有机会加入当年的那次聚会，但谁都可以加入流觞的曲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个人的方式，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事件，是“另一种兰亭”。早报记者昨天获悉，北京故宫与上海博物馆等将在今年9月合办史上规模最大的“兰亭大展”，数百种流传至今的《兰亭序》珍贵版本都将在届时亮相。上海博物馆则将在本周末启动“上巳·兰亭雅集”系列活动，邀请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浙大艺术学系教授陈振濂等从多方面解读“兰亭”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特有的现象。

早报记者?顾维华?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是一个注定要被中国文化史铭记的日子。

由“书圣”王羲之于当天即兴写成的行书《兰亭序》被后人尊为“天下第一行书”，其中所体现的晋人风度千载之下仍让人向往不已。作为收藏《兰亭序》版本最富的大陆，至今从未举行过一次真正的“兰亭大展”，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早报记者昨天获悉，北京故宫与上海博物馆等将在今年9月举办史上规模最大的“兰亭大展”，数百种兰亭珍本都将在届时亮相。

“兰亭学”不应中断?

王羲之于永和九年所书的《兰亭序》共二十八行，324字，是王羲之乘着酒兴一挥而就，其行楷相杂，神采飞扬，事后羲之再抄录数遍，却再也不能如当时书写的精妙。《兰亭序》真迹被当作王氏家族的传家宝一直传到王羲之七世孙、隋代智永禅师手中，再传于僧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得到，便令当时一些擅长摹写的书工，摹写多个副本，封赏诸王及近臣。《兰亭序》由此得以流传，而真迹据传则随葬昭陵。

目前流传至今的《兰亭序》墨迹全是唐人临摹本，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临摹的多种，此外，还有《定武兰亭》石刻本传世。宋代以后，刻帖之风盛行，《兰亭序》的各种版本更是广为流传，学习书法的几乎没有不受其影响，王羲之因此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地位。而历史上对《兰亭序》的研究也始终与书法学习的热潮相伴相随，范围也愈加广泛。上世纪六十年代，围绕《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以郭沫若和高二适为首展开了一场兰亭论辩，影响极大。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将于4月2日在上博进行“再晤兰亭”的讲座，主要讲解《兰亭序》众多版本的摹本临本，他曾随鉴定大家启功、徐邦达阅看过国内外大量的碑帖及书画藏品，也是知名《兰亭序》研究专家，昨天他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天他一直在忙于筹备北京故宫的“兰亭大展”，他说：“前两天到故宫的库房看了一下，与兰亭相关的碑帖有300多种，有的一捆一捆从未打开过，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兰亭是中国书法最大的显学，可以说，‘文革’以前，国内文物商店的员工拿到兰亭的本子，基本都能知道一些，但现在，即使放眼全国博物馆，对这些能说出些名堂的也不多见，但这方面的学问不应当中断。”

彰显“学术的含量”

王连起透露，2004年前后他在香港工作时，遇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郑院长最怕外面人说‘北京故宫没有好的文物’，其实两地故宫相比较，北京故宫的文物并不差，尤其就《兰亭序》版本的收藏而言，更是如此，好的《兰亭序》唐摹本都在大陆，但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与台湾就先后举办了兰亭大展，日本也办过，惟一没有办“兰亭大展”的就是大陆，故宫的‘兰亭大展’其实早就应当办了。”王连起认为，过去，北京故宫的展览不及台北故宫之处在于——台北做的精品展经常开研讨会，进行学术性的总结，而此次举行兰亭大展，北京故宫将更加突出其学术性。

据悉，两岸故宫都收藏有《兰亭序》摹本。五大摹本中的虞本（虞世南所临）、褚本（褚遂良所临）、冯本（冯承素摹写）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黄绢本、定武本（欧阳询摹本）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次大展中，除了台北故宫的相关版本由于特殊原因无法借展外，日本、中国香港以及大陆各地的兰亭主要版本都将借展至北京故宫，同时还将举行一系列兰亭学术研讨会。

浙大艺术学系教授陈振濂同时身兼西泠印社副社长，也是《兰亭序》的爱好者与研究者，昨天他表示，以往国内也曾多次举办与兰亭相关的活动，“但现在看，大多流于仪式化，如雅集等，但这一次不一样，而是彰显了学术的含量。《兰亭序》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真伪之争，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兰亭序》的各种版本流传至今，实质上提供的是立体的信息，通过对《兰亭序》的重新解读，可以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兰亭’，比如说当时的雅集、坐姿、文人生活、风度等，对《兰亭序》的解读方式有着当代人的标志，最可珍贵的就是个体解读后在交流中的碰撞。”

自唐太宗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作评传，一千多年以来，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书圣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帖的。千百年来，书学兰亭，几乎是很多书法家成名的必经之路。《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独尊地位，原因很多。

王连起

今天讲关于兰亭的问题，是出于以下的几个考虑：一、兰亭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右军书是魏晋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右军书是魏晋新体，这一点，晋唐直至赵孟頫以至于清中期，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晚清至今，则不这么认识了。这里有误解、无知和有目的的曲解，是必须讲的。二、《兰亭序帖》在传世王羲之书中的特殊地位。三、兰亭问题已经成了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一个文化体系。四、兰亭传本最多，问题也最多。最后，就是有必要谈谈当年的兰亭论辩，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即便是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博物馆专业人员，有很多人业已不知道那个论辩的起因与是非曲直、发起者背后的真正意图，而把它当作一场百家争鸣般的学术争论了。

王羲之是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是其书法的代表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和司徒谢安、左司马孙绰、释支遁等朋友及子弟辈42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修禊”盛会，临流赋诗。《兰亭序》即是王羲之当时为这次宴集所做的序文。自唐太宗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作评传，一千多年以来，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书圣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帖的。千百年来，书学兰亭，几乎是很多书法家成名的必经之路。《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独尊地位，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兰亭传世，

首先同“右军人品甚高”有关

中国的书法品评历来书品同人品相关，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千古书圣，固然同他的书法是以往书法的集大成者，是当时书法的改革创新者，其审美意识最符合中国人的欣赏品位有关，但同他的人品、德行亦有着直接的关系。谈到王羲之和兰亭修禊，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峨冠博带、魏晋风流，但如果了解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两晋政治并不清明。东晋形势更是严峻，司马氏在南方的这半壁河山并不稳固。北伐连遭败绩，动乱灾异给人民造成了极大悲苦。虽然社会风气使得很多官僚士大夫纵酒享乐和崇尚清谈，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陶醉其间，其中王羲之就是当时难得的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是东晋极其杰出的人物，他年轻时就以特立独行为人称道，“东床”这一典故就出自王右军。针对东晋当时的崇尚虚谈，不理政务的风气，他以夏禹周文王的勤政批评谢安：“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世说·言语篇》）如果读读《晋书·王羲之本传》，更可以知道，右军爱国忧民之心是何等的痛切。他虽然志存复国北伐，“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但他看清“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所以，对用北伐以达到个人野心的桓温、殷浩，都给予直接的批评。在兰亭修禊的前一年（晋穆帝永和八年），右军致信殷浩，批评他和桓温是“各从其志”，“未有深谋远虑，而废竭根本”，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在给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的信中，同样表达了这种忧虑：“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他“不乐在京师”，是因为看到朝廷腐败且积重难返，不肯同流合污。在会稽内史任上，他同样极为关心民间疾苦，“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晋书》说他“以骨鲠称”。他的辞官誓墓，说明其视功名富贵如腐鼠。同时，右军又是一位情感丰富而又真挚的人。除忧国忧民之外，对亲人朋友的生老病死无不关心痛切。修禊前后，北伐受到挫折，人民负担非常沉重，东土出现灾荒，人民在饥饿苛政中苦不堪言。好友庾翼、许询，其师卫夫人，亲人姨母、孙女新月等先后逝世夭亡。右军内心是不平静的。看看《全晋文》、《淳化阁帖》《大观帖》及《法书要录》右军书记，言及哀痛悲苦的不下数十处。这些施于家人朋友间的书札简帖，最见右军情感性格。否定兰亭的人以《晋书》说他“以骨鲠称”，便认为“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悲夫”“痛哉”的悲观。我想，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嵇康和鲁迅那样“倔强自负”的人了，但谁能说这二人就不悲观了呢！同样王羲之“以骨鲠称”也好，“倔强自负”也好，丝毫也不妨碍其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大丈夫伟人。右军“以骨鲠称”，下面的事例或可作为注脚，《世说新语》卷上“言语”记：“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过契、稷，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右军与许询（玄度）交谊甚笃，这可以从其传世帖中看出，但右军不无视其缺点，甚至在许询卒后，还批评他，受到孔岩告诫致使“右军甚愧”（《世说新语》卷中“规箴”），这确实体现了右军的“骨鲠”，也表明右军在是非廉耻方面的执著。在这方面那些言行皆无所持的人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兰亭修禊，于王右军不过是一时的“放浪形骸之外”，寄情山水只是“暂得于己”。他的《兰亭序》之所以有后一段的悲观感慨，正是因为王羲之不是那种及时行乐、乐而忘忧、全无心肝的人，更不是那种无操守，只知奉迎而随人作计以求苟且的人。兰亭修禊之后隔一年，右军不愿屈居扬州太守王述之下，便在父母墓前发毒誓辞官了。蝇营狗苟、仰人鼻息辈，是不可能了解右军内心情感的痛苦的。这一点在认识兰亭全文上尤其重要。

王羲之除了其艺术水平极高的书法外，他的人品才能和政治见解，特别是他的忧国忧民的高人情怀，也是非常值得后人尊重的，这也是使他的书名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羲之书是魏晋新体，

《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新体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曾跋王羲之《兰亭序》云：“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兰亭序帖》千百年来之所以受人们重视的根本原因。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之法，其与汉文字的变化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书法艺术主要的构成因素是笔法和结体，所以中国书法作为艺术并获得独立发展，是在古文字篆书结束、新文字隶书出现的汉魏之际。但隶书依然束缚点画笔法的变化，特别是字体结构的变化。文字使用趋向简便的自然要求和书法作为艺术需要文字更适于结体造势，都促使隶书向楷书演变；章草、古草向今草演变。这方面的代表书家是由汉入魏的钟繇（151－230），其书文献记载有“三体”，即“铭石书”“章程书”“行押书”，是根据用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书体。铭石要庄重，用当时通行的正规书体隶书；章程须明白，用渐渐脱去隶书笔画结构的特定程式化，而更自然平正的楷书；行押因随意流便，用行草。从传世的钟书《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等来看，钟繇楷书就还有很浓的隶书形态笔意，可以说是隶向楷过渡的开始。同样，章草因使用和体势适应笔法变化的要求，也渐渐与草书初兴的解散隶势而“粗书之”的古草融合，开始向今草过渡。这种过渡，特别是由隶向楷的过渡，在中原地区及北方，至西晋因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造成的社会大动乱而停滞，因为经济文化遭受到空前的破坏。

有一个问题必须交待一下，自汉末以来，朝廷禁止私人立碑，这是墓志产生的直接原因。西晋败亡，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没有碑禁，碑禁废弛后的反弹造成了北方立碑成风。在一次书法史论研讨会上，我形容这种情况，说当时阿狗阿猫都可以立碑。史树青先生插话：“我给连起先生补充一句，阿猪也立碑。”因为他新见到一件十几岁女孩名阿猪的魏碑。这些碑，基本上是隶楷过渡的书体而且良莠相杂，其中一些碑不但文句简陋，字多错讹，有的甚至是直接奏刀。而永嘉南渡后，南方的东晋，经济没有受到破坏，文化迅速发展，隶书向楷书演变很快，过渡很快得以完成。但由于东晋碑禁依然，所以南碑不仅少，而且更鲜有名家之书；而转入地下的墓志，亦在违禁之列。这样，地下的墓志、边远落后地方的碑刻，不能代表东晋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本来传世就不多的前人法书真迹，绝大部分归入皇家内府，一些学书者看不到前代真迹，而辗转翻刻的刻本法帖也笔意走失殆尽，又因考据学的兴起，一些人便倡学北碑，实际是北朝时的魏碑，因为这些碑，无论书法水平高下，因无人垂拓，字口都是清晰的。便重新挑起了南北书派的争论。至广东顺德李文田出，竟以南朝边境的《爨龙颜碑》、《爨宝子碑》这种几同于北碑的隶不隶、楷不楷的“铭石”书来等同王羲之书法，他以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梁武帝对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评价，从而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书。

上世纪60年代中，郭沫若按康生的意思，以南京出土的王兴之等墓志为据，重拾李文田旧说，掀起了兰亭真伪的所谓论辩。这种无视南方碑禁依然，右军无碑书流传，而却要以无名氏的、保守的、艺术水准不高甚至是低下的“铭石”书，来等同王羲之的《兰亭序》行书，一时给书法史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王羲之书法如果等同“二爨”及王兴之墓志，他就不会被尊为千古书圣。王羲之之所以被尊为千古书圣，不仅因为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在当时是最高的，更主要的是他的不沿旧习、勇于改革和有所创新。在东晋的书体改革上，王羲之当时是被人寄予厚望的。南朝宋齐间的王僧虔《论书》，记他的曾祖领军王洽与右军书云：“俱变古形，不尔，犹法钟、张。”王献之也对其父羲之说过：“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变古形”和“改体”都是说弃旧创新，都证明王羲之（当然还有别人，羲之是代表人物）是书体的改革者。王羲之较早年的《姨母帖》还有很浓的隶书笔意，但即便是右军带隶意的书法，也与“二爨”及王兴之墓志在艺术上有天壤之别，与草圣张芝、杜度等当雁行。其与庾亮书，庾翼称为“神明焕发，顿还旧观”即是证明。后来则完全是新体，所以王书本身是自分古今的。从这个角度，赵孟頫称《兰亭序》为右军新体，是真正了解魏晋书风变化发展的脉络的。所以他说，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相比齐梁间人，还多一种俊气。

有一个历史故事可以让人看清书风新旧的对比和优劣：公元554年，西魏攻梁破江陵，俘获文士王褒。王褒的书法在南朝被梁武帝评为凄断风流，势不称貌，意深工浅，尤为当妙。但王褒入关，长安贵族翕然并学褒书。当时长安最有名的书家赵文渊（唐修八史被改成赵文深）“遂被遐弃，文渊惭恨形于色，后知好尚难返”被迫“亦攻习褒书”。这并不是说王褒书法有多高水平，而是说变革的、流便的新体，同保守的、拙笨的书体，区别是很明显的。

《兰亭序》本身的特殊性，

《兰亭序帖》在传世王羲之

书中的特殊地位

《兰亭序》在存世王帖中字数最多（一些刻本小楷不计在内），保存原貌最好，不仅书法艺术至佳，而且《兰亭序》文章本身，就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水平。这是其他王帖所不具备的。人们临帖学书，要想掌握尽量多的字的结构体势笔法，但大多数王帖都是书札，字数较少，而字多重复，以《淳化阁帖》为例，刻王帖三卷约有160余种，其中的“羲之顿首再拜”等字几乎每帖俱备。特别是个别帖因流传过程中的损伤字，在一再摹拓中被截去，以致不能句读，当然更谈不到文章的艺术性，无由感慨起兴。而《兰亭序》不管是什么本子，几乎都是一个定式，三百二十四字二十八行，凡改涂之痕，即便是翻之又翻本，也会依样画葫芦，力求保持原样。宋高宗说：“此帖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文锦，卷舒展玩无不满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牍，数行数十字，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也”（赵构《翰墨志》）。所以唐宋以来的书法家，其于兰亭帖的关注、临仿学习，是其他任何王帖不能比拟的。

兰亭已经是一个文化体系，

或称文化现象

《兰亭序帖》出处本身的多种性、故事性，甚至戏曲性可以说曲折生动，复杂而有神秘色彩。最早的记载在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与刘餗的《隋唐嘉话》所记就不同；至宋人更是众说纷纭。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就记载了《唐野史》、《南部新书》、《尚书故实》与刘餗《隋唐嘉话》的出处异同，批驳了他们的玄怪谬论。介绍了欧阳修、李之仪、章元发、何子楚等关于定武石刻的发现流传跋语。《兰亭序》流传过程中，还有临本、摹本、刻本等等门类区别，可谓化身千万。兰亭帖书法艺术的变化多端，如前人所指出的二十余“之”字各不相同等等，这些，就给学习临仿者展示了丰富的艺术内涵，给收藏鉴赏家提供了众多的不相同的样本，给考据家以发挥学识眼力判断以致想象的广阔空间，从而推进了书法创作的发展、变化，催生了无穷的考证研究课题。《兰亭序帖》名称之多，就是任何帖都无法比拟的。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一记云：“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言兰亭记，欧公云修禊序，蔡君谟云曲水序，东坡云兰亭文，山谷云禊饮序。通古今雅俗所称，俱云兰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题曰禊帖。”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记述中，兰亭是被称为“兰亭集序”的，见此书企慕第十六：“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而其后南朝梁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此段话时，无端改称《兰亭集序》为《临河序》。所以，桑氏也许应当说“晋人谓之兰亭集序，亦称临河序”。后来否定《兰亭序》的人，却说当时只有《临河序》，《兰亭（集）序》至唐代才有，是依托《临河序》增改的，何其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