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车导航

谈起今年的ＳＵＶ市场，许多绍兴车商感慨道，现在的国产ＳＵＶ市场发展太快了，与过去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绍兴消费者盼望已久的ＳＵＶ细分市场已经出现。那么如何树好这类车的“碑”呢？

绍兴人愿意多买哪种车？

目前，国产ＳＵＶ市场已形成“四大军团”，第一军团是40万元以上的豪华ＳＵＶ；第二军团是20万元左右的SＵＶ；第三军团是10万元到20万元的标准ＳＵＶ；第四军团就是10万元以下的低档多用途车。各个军团都有多款车型加入角逐，因而竞争日趋白热化。

在绍兴车市，个人购车可细分为“首次购买”、“换车”及“多买一辆车”。而有能力多买一辆车的人，他们经济大都比较富裕，所以他们考虑的都是中、高档的车，其中接近八成家庭的首选就是SUV。

绍兴不少车商将2013年称为SUV的“大年”，确实一点都不为过。年初以来，几乎所有的厂商都加紧了在绍兴市场的攻势，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产品阵容和层出不穷的公关活动充分地吸引了读者的眼球。

SUV须经受的“碑考试”

据了解，虽然有这么多品牌，这么多产品在绍兴市场上，可是真正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恐怕还是奔驰、宝马、奥迪这些传统豪华车品牌。宝马在中国SUV市场上有X系列，奔驰有M系和G系，奥迪有Q系，这都是它们的拿手产品。

对大部分人来说，买车所需要的钱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他们在买车前，都会收集或听很多意见以及特别留意汽车的广告。碑在汽车购买过程中的作用很大。

而碑又可以分成“个人碑”和“媒体碑”。个人碑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同事，对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车型的一些评价。当然，他们的评价除了来自于个人的经验以外，一些专业媒体如“绍兴车界”对这些“懂车的人”还是会有影响的。

（陈以白）

罗振玉

57窟，美人窟观音像

敦煌残卷

大漠深处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举世闻名。

１００多年前，因“俗吏边氓不知爱古”，盗失几近，令人痛惜不已。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整个民族的痛苦呐喊。

不幸之中的万幸，有三位绍兴人，曾为敦煌艺术宝库的发现、研究和保护奔走，从而引起国人“识货”。

今天，我们走进敦煌，在惊叹不已，在痛惜无比的同时，多少有一丝丝自慰与自豪。

这三位绍兴人的光辉名字为：叶昌炽，罗振玉，陈季侃。

●记者  周国勇

一片沙漠的隔壁，传说中的敦煌横亘如山。未到暑假，但这座“东方艺术宝库”游人如织。资深讲解员殷俊带领游客进入一个个洞窟间，讲得唇干舌燥。一边还要不断冲着拍照者“喊话”：别拍了！

不能拍照，不能录音，不能停留太久。游客跟着殷俊等讲解员不停“转悠”，在黑黢黢的洞室中欣赏壁画，寻找飞天。

参观的最后一站往往都是编号“１６～１７”的洞窟，而讲解也是惊人的一致：“第１６窟是莫高窟７３５个洞窟中面积最大的一个，而１７窟是最小的一个，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营建于１１００年前的晚唐时期，因为道士王圆箓‘有知识没文化’，结果５万件宗教典籍、艺术品在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４年间，被英法俄日等国的文化侵略者劫走４.２７万余件……”

人群中发出一阵“哦”的惋惜声，接着是各种对王道士的骂声。 

认识与流传

最早并如此让我们自豪走进敦煌的绍兴人，叫叶昌炽（１８４９～１９１７），一个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他刚到兰州担任甘肃学政，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１９００年，原湘军士兵、后流落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先是邀请当地的绅士前来参观。后来索性将洞中的文物和文献当作礼物送给敦煌及甘肃的主要官吏。同样在１９０２年新官上任的敦煌县令汪宗翰，在得到王道士送来的一些“样品”后甚为称赏，便选了几件转送甘肃学政叶昌炽。正是这位绍兴籍官员，首次确认了敦煌遗书的价值。

“根据史料，叶氏先后从汪处得到《大中五年（８５１年）洪辯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９６８年）绘水月观英像》及梵文写经３１页等。此后又从别处得到一些敦煌文物和文献。他没有到过敦煌，但鉴于文物珍贵，于是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敦煌宝藏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终因路途遥远而搁浅。”２００３年，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青年学者姚培锋在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上发表《绍兴人与敦煌学》一文，讲述绍兴人与敦煌鲜为人知的历史联系。

“叶昌炽通过汪宗翰责令王道士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但其实，敦煌遗书正被不断地偷运出洞。”尤其是在１９０６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叶昌炽被撤职回乡之后，劫难接踵而至。

１９０７年，英国的斯坦因用银子作价从王道士手中取走了第一批敦煌遗书和艺术品。接着，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等外国探险家，也都悄悄“买”走了一批又一批文物文献。

在野的叶昌炽得知文物被盗的消息后，悔恨交加。他在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宣统元年十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张暗如来言，敦煌又新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像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载而去，可惜也！俗吏边氓安知爱古，令人思汪栗庵。”

就在叶昌炽离开兰州６年后，又一位绍兴人来到这里。而他同样经历了因敦煌劫难而遭受的心灵痛苦。

陈季侃（１８８３～１９５２），诸暨枫桥人，出身名门，本人于１９０２年中得举人。辛亥革命后，出任甘肃皋兰道员。民国９年（１９２０）１２月，升任甘肃省省长。

因对敦煌写本很感兴趣，陈在甘肃期间得到属下献宝颇多，接触了大量敦煌遗书。“据估算，陈季侃通过别人赠送、自己购买等方式，收藏敦煌遗书达３００余件。”为了得到陈氏的确切资料，姚培锋曾去诸暨枫桥找过一个老先生，“此人写过《枫桥史志》，解放初期又去杭州登门拜访过陈季侃的几个后人，因此他的资料是相当可靠的。”

“陈季侃的敦煌遗书有相当一部分在往来赠送中流传到了浙江，其中浙江博物馆１９５４年入藏的一批敦煌遗书中就有他的藏品，另有一部分藏于浙江图书馆和杭州灵隐寺。１９９９年，浙江省在普查中共发现敦煌遗书２００余件。”

“在其中一些遗书上，留有主人的题跋。比如他在南北朝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二的卷前题跋中写道：‘犹忆在陇时，朋辈与余竞购者所藏皆已散亡，余亦何能永保？但求爱护有人，千百年珍物不致损毁吾人之手，吾愿已毕。’从中可见其对敦煌遗书遭遇的痛心和保护这些文物的决心。”姚培锋说。

整理与刊布

接触时间介于上述两位之间，但终生从事敦煌遗书整理、刊布、研究的，是另一位绍兴籍大学者——罗振玉（1866～1940）。

罗振玉祖籍上虞永丰乡（现小越镇）罗家村，生于江苏淮安。一生勤奋治学，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几乎覆盖涉及古文字的所有领域。

但他还来不及开始甲骨文研究，一门后来叫做“敦煌学”的学科来到他的面前。令历史欣喜的是，他没有犹豫，紧紧抓住了它，由此成为“近代敦煌研究第一人”。

１９０９年中秋，在位于北京苏州胡同伯希和寓所的一个聚会上，罗振玉看到主人出示的《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敦煌写本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这是罗氏接触敦煌遗书的开始，从此一生相许。

他听说在敦煌藏经洞尚存六朝至唐宋写本８０００余件，便立即致电学部。经学部左丞乔树楠同意，并由罗代拟电文命陕甘总督毛实君，“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几经周折，1910年秋，这批宝藏终于运回京师学部。这就是北京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的由来。

罗振玉在整理刊刻敦煌遗书方面更是成绩斐然。在见到敦煌写本的当月，罗振玉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后又著文《莫高窟石室秘录》，“这两篇文章的刊发首次在国内披露了敦煌文书的发现，并指出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引起国人的重视。”上虞百官中学青年教师万国通２００４年起与老乡、兰州大学敦煌学科创始人齐陈骏取得联系，之后在齐的指导下开始罗振玉研究，其中敦煌一块成为研究中无法绕开的话题。

“当年秋，罗振玉与王国维等人合作，将伯希和从敦煌贿买的１０多种石室遗书编为一集《敦煌石室遗书》。并都作了跋尾和考释，论说写本与流行本的异同、优劣，首开中国敦煌学先河。”

１９１３年，罗氏整理出版《鸣沙石室佚书》。

１９１７年，罗氏编辑出版《鸣沙石室佚书续编》。

又编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收录群经丛残及群书丛残１９种。

……

１９１９年从日本归国后，罗氏又先后编著《敦煌零拾》、《敦煌石室碎金》、《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等重要著作。１９３９年，他去世的前一年，仍辑印出《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计三集35种。

“此外，罗氏还写出敦煌学研究论文多篇，著名的有《瓜沙曹氏年表》、《补唐书张义潮传》等。”万国通告诉记者，《补唐书张义潮传》是作者根据敦煌遗书《张延绶别传》和《李氏再修功德记》等残文写成，重新勾勒了被风沙掩盖的归义军节度使事迹，填补一项历史空白。

“又如《清一统志》称：古效谷城‘在沙州卫西’，而在敦煌所出《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则云在州东北。罗振玉认为这些图经都是当时所撰，更为真实可靠，因而纠正了后人所修史书中的这一差错。”

“罗振玉因为与日本人勾结，是筹划伪满州国的智囊团成员之一而成为民族罪人，但他的学问是做得非常好的。特别在敦煌遗书的搜集、整理、刊布和研究方面，时间之早，贡献之大，堪称中国第一人。”万国通说。

日子像翻日历一样，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一年年过。

本乡本土，街坊邻舍，更感觉生活是如此平常。

然而，梦想从未停止生长。

一年又一年。

全家吃上团圆饭

记者杨寒凝文何雯供图

全家吃上团圆饭

受访人：凌莹

年龄：22岁

职业：学生

市区城西，山隐新村。凌莹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身穿一件旧的紫红色的运动套衫。指甲上涂的绿色蔻丹，是这个年轻女孩身上对时尚的唯一追求。

这是中午时分，凌莹刚刚给孩子上完家教，急急回家吃了饭，下午要去参加同学会。

走进凌莹的家，我们才得知，他的父亲从上个月23日起，因脑中风，一直住在医院里。“父亲下半身已瘫痪，日常起居生活全靠人照料。”

这已不是凌莹的父亲第一次中风。“父亲本来就有‘三高’，5年前，他帮人在工地上搬石头时，猝然昏倒，不省人事。”

医院诊断为中风。此后，凌莹的父亲没有了工作能力，一直在家休养着，直到上个月再次发病。

事实上，凌莹的母亲也患着病。7年前，鼻子出血，被诊断为鼻咽癌。

“母亲一天吃7种药，你听她现在说话有点大嘴巴的样子，其实以前不是这样的。母亲很坚强，记得有次住院，同病房和母亲患类似病的很多人都已经嘴巴张不开（鼻咽癌的后期症状），但是母亲每天咬热水瓶塞头，还坚持清洗鼻腔，才能有今天你看到的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

凌莹还有一个姐姐，几年前，父母亲生病后，选择了帮淘宝店主打理货物的工作，“这样可以抽更多时间在家里照顾父母。”

凌莹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在读初中时，已是班里的班长。现在是杭州科技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二的学生，短短两年时间，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金……凌莹都拿过了，可以说，从大学开始，凌莹已不再向家里伸手要钱。

自从双亲得了病后，凌莹变得更加懂事。“母亲敏感，容易激动，啥事都得顺着她点，所以，我们都尽量依她。”

在凌莹家的阳台，挂着母亲自制的酱肉和鱼干。这让凌莹倍感温暖，在凌莹的记忆中，最温馨的过年莫过于全家围坐在一起吃火锅。

“我们家自备了一个火锅，以前父母身体好的时候，他们会去超市买点食材，一家四围坐在一起吃火锅。”凌莹说，估计今年角色要转换了，她和姐姐成为家里的主力，张罗年夜饭。

凌莹的愿望很简单：希望父亲能早些出院，赶在除夕夜之前，这样全家人能吃个团圆饭。

在外人看来的苦难，凌莹却并不觉得有多苦。

“我觉得自己家虽然遭遇不幸，但依然是幸运的，经历苦难使我比同龄人更加独立和坚强。在别人还在为未来迷茫和担忧的时候，我已经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且与父母一起共战病魔使我更加珍视自己与父母相处的时光，与父母更加融洽地相处。”

凌莹说，她还有个愿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在照料双亲的前提下，凭自己的所学，出去闯闯。

建成雷锋文化室

受访人：蔡勤地

年龄：50多岁

职业：报纸收发员

蔡勤地的办公室墙上，已挂了70多幅上世纪70年代的宣传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喜购铁牛》……挂在显眼位置的，还有不少和雷锋有关的宣传画和邮票。

蔡勤地是诸暨市浣纱中学的一名报纸收发员，相较于往年，这个年底，蔡勤地更多了份忙碌。

一个月前，这位其貌不扬年过半百的男子就早早地去了镜框店，为他多年来收藏的那些“宝贝”量身定做镜框。等完工，他又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宝贝挂上墙。

兜兜转转，忙碌一个多月时间。所做的这些，只为心中的梦想——在雷锋殉职5１周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５０周年之际，能尽己所能建一个雷锋文化室。

“我想建一个和雷锋有关的文化室，学校里孩子们多，等到课余闲暇日子，可以走进文化室内看看，了解一下雷锋，认识一下那个年代的楷模。”蔡勤地说。

前段日子，蔡勤地和朋友相约去了一趟家住金华的曹荣安老人处，看了他的有关雷锋的藏品。

曹荣安是雷锋藏品收藏爱好者。多年来，他收集了雷锋藏品8000余件，已建有“金华雷锋文化馆”。近年来，在他的帮助支持下，江苏、山东、金华的好几所学校先后建起了雷锋纪念馆或雷锋纪念室。

曹荣安手头上还余下200多份关于雷锋的藏品，他希望能在雷锋逝世5１周年之际在诸暨建一个雷锋文化室。他可以用有偿捐赠的方式，将藏品转让给感兴趣的单位或个人。

但是，当了解到建雷锋文化室需要多少资金时，蔡勤地犯了愁。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蔡勤地曾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帮助了8户贫困家庭走出困境。

身边的朋友、同事对蔡勤地的行动感到钦佩，但当他们了解了他的经济状况后，又都会劝他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如果走进蔡勤地的家，你就会发现这儿和富裕沾不上边：屋子的装修已上了年头，家里也找不出件时髦电器。

在两个多月前，蔡勤地还把2000元现金汇给了山东省阳信县信城街道文家纸坊村三胞胎困难家庭张建国。

如果再仔细算算，在过去的23年时间里，蔡勤地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硬是挤出近10万元，让多名几近辍学的孩子重新走进了校园。

多年下来，蔡勤地在经济上几无所存，建雷锋文化室更是艰难。但他依然坚持着。

“假使有热心人能来助我一臂之力是最好了。当然，如果没有，我也会坚持下去，尽我所能争取建一个雷锋文化室。”

蔡勤地说，这是他新年最大的梦想。

回家乡找饭碗

受访人：史宵鸣

年龄：28岁

职业：分析师

上午8点半上班，眼睛紧盯电脑屏幕，下午5点下班，乘坐地铁回租来的房子，这是白领史宵鸣一天大致的工作。

下午4点，联系上史宵鸣的时候，正好是股市收盘时间。这意味着，史宵鸣一天中工作最紧张忙碌的时间已经过去。

史宵鸣是在北京工作的绍兴人。现在在北京一家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是一名股票投资分析师。

史宵鸣的钱包里，已放了一张回绍兴的火车票。

“火车票刚刚开售的时候，就赶紧在网上花费600多元钱订了一张。2月6日回家，吸吸绍兴的空气。”

史宵鸣说，记忆中的过年，最温馨的莫过于和父母一起吃年夜饭，然后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家是一定要回的。

史宵鸣是地道的绍兴人，祖祖辈辈生活在绍兴城区。所以，每逢过年，亲戚们都会轮流做东，聚在一起过年。今年，为了能多留些时间和父母亲戚朋友聚聚，除了春节规定的假期外，史宵鸣还多请了几天的年休假。

所以史宵明大致的想法是：担心飞机误点，乘火车回家；过完年，再坐飞机回北京。

相较于同龄人，史宵鸣有一张令人羡慕的学历证书。

生活在小康家庭的史宵鸣自小学习成绩优异，绍一中毕业后，顺利考上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研究生时亦就读于清华大学，并且获得了双学士学位，其中，有一年留学法国的经历。

这让史宵鸣有了留在大城市的“本钱”。

毕业那会儿，史宵鸣供职于全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并很快获得领导同事的认可。但不甘于现状的他，很快又辞掉了手头的工作，到现在的这家大型保险公司做股票投资分析师。

“２０１２年最纠结的当属跳槽，我以前的职业好比是卖家，现在是买家。从总体来看，虽然卖家收入颇丰，但买家才有更大的发展前景。所以想了很久，才决定跳槽到现在的单位。”

谈起梦想，史宵鸣笑言，现在最大的梦想是能回绍兴找份工作。

作为小城，绍兴几无可能为史宵鸣提供对的职位。但史宵鸣认真思考起来：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父母以后老了总有需要照顾的时候，所以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回绍兴工作。

“在大城市待了七八年，还是有点不习惯，还是觉得绍兴好，绍兴是一个适合居住、生活节奏较慢的地方。”史宵鸣说，这段时间，北京的雾霾天气频频，如果去北京街头看看，很多人像蒙面侠般戴了罩。

说这话时，史宵鸣颇有些“月是故乡明”的感叹。

能买套房子

受访人：罗燕

年龄：58岁

职业：某食品公司总经理

年终了，罗燕的包里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红包。从早上8点多起，罗燕就开始给公司的员工派送红包，这是罗燕每年的必修课。这是她在这家小企业当总经理的第二个年头。

几天前，罗燕还专程开了个年终总结大会，表彰为企业付出辛勤劳动的优秀员工；再往前推，她和公司会计一起去街上采购过年奖品……

退而不休是罗燕现在生活的状态。两年前，年过半百的罗燕从一家事业单位退休。不服老的她，受朋友聘请，来到现在这家企业做总经理，为投资人打工。

两年时间，对罗燕来说，是一次次不小的考验。

在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公司里，做总经理不比在原来的事业单位做中层干部轻松。

除了一些大事要罗燕来拿主意外，小事也是逃不开的。“公司里断电机修工要来找我，电梯坏了机修工要来找我，就连暴雨天下水道堵了，还是有人要来找我。”

坐在装修简单的办公室里，罗燕说，即使如此，她仍旧非常珍惜现在的工作。

“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农民，那时候晒过夏天的毒日头，下田干活时，常被田里的蚂蟥叮着吸血。上山捡石灰的时候，石灰能把你的脚‘咬’（腐蚀）出一个个洞来。”

罗燕说，后来得到工作机会，感觉能坐在办公室里准时上下班，简直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所以，她非常珍惜手头的工作，凡事都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马虎，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今年过年，罗燕还是会和以往一样，回诸暨乡下过年。在罗燕的记忆中，只有两次留在绍兴过年的经历：一次是女儿中考，怕影响学习就不去了；另一次是外孙女出生，太小了，诸多不便。

罗燕认为，最喜庆的过年是一个大家庭围着圆桌吃年夜饭，用完餐后，80多岁的父母还会给家里的大小成员发压岁钱。

对于未来，罗燕有个梦想：买套房子。

“我80多岁的父母亲一直住在乡下。记得年轻时，母亲说，她特别向往能住一住电视上看到的小排屋。现在她年纪这么大了，做女儿的还没有能圆她的梦，所以就想再努力一下赚点钱。现在房价这么高，排屋肯定是买不起了，但要是能买套小公寓也是好的。”

（应采访人要求罗燕为化名）

世所瞩目的亚运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一亚洲体育盛事，有一批绍兴人参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运动员陆敏佳，她是跳远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还有中国皮划艇队副领队孟关良，中国女排主教练俞觉敏，以及３位绍兴籍裁判……

他们不但为亚运添彩，也为故乡绍兴争光。

那么，他们目前的状况如何，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详见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