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于物质载体，把一段不容忽略的历史与一种值得断承的精神较好地结合、还原——在鲁迅离开这个世界67年后，鲁迅故里重建，应看做文化幸事。

因不合时宜而被人形容为“穿着西装戴毡帽”的绍兴鲁迅纪念馆开始重建。这次重建不是“缝缝补补”，而是“全面开花”。近日看到消息，一项意在重现鲁迅笔下风情的工程已经启动。它利用鲁迅故里的历史遗存，营造清末民初的环境风貌，使之成为国内最大、最著名的鲁学文化旅游景区。

借助于物质载体，把一段不容忽略的历史与一种值得继承的精神较好地结合、还原———在鲁迅离开这个世界６８年后，鲁迅故里重建，应看做文化幸事。

我想起曾经看过的另一则消息，那是遭舆论一致谴责的“东方佛都”的“造佛”新闻。在四川省乐山大佛文物保护区内，有人居然置法律于不顾，开山凿壁复制被阿富汗塔利班炸毁的巴米扬佛像。

一边是精雕细琢的历史人文景观的还原，一边是粗制滥造的“借佛生财”；一边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文化遗迹的保护性开发，一边是以单纯谋求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文化戕害。对比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文化保护工作中的鱼龙混杂。

文化宛若动植物，也有生命。鲁迅故里是幸运的，虽然借助的是商业运作，但它毕竟获得再生。乐山大佛也算是幸运的，在社会舆论的批评声里，“东方佛都”的“造佛”行为终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然而，那些如小草一样散落在各地角落，被忽视甚至被破坏，面临着自生自灭命运的一些文化遗迹，它们期待的幸运之日何时才会来临？

提及文化保护，牵涉到一个社会公众文化责任意识的问题。当今社会，如冯骥才一样勇负重任、为文化保护积极行动的人士还是太少。尚有甚众群体，如缺乏环境危机意识一样，认识不到文化保护责任的重大，从而持一种漠然置之的态度。更有甚者，如“东方佛都”的“造佛”之类，对文化遗迹做掠夺式开发，催促着灿烂花朵的早日凋零。

加强文化保护，至少有两条途径可供选择。一条是纯粹基于公益性质的保护之路。它需要具有较高素质、富于文化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同时离不开国家有关部门的适时引导、扶持，乃至直接插手；还有一条，就是将文化保护与市场运作结合起来，走相辅相成之路。鲁迅故里的重建应该看做一个典型例子。

加强文化保护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依托。其中，完善法制建设是文化保护的一个有力保障。相信随着各项文化立法的完备，我国的文化保护水平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此外，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也是一个必备条件。国家有关部门切实重视了文化保护，社会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升了，文化责任意识增强了，文化保护工作的开展也就有了愈益良好的环境。

鲁迅故里重建，如媒体所评论的：“如果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后人这样的纪念是会令他感到欣慰的。”我想，如果文化遗迹皆有灵性，当它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世人在文化保护方面的努力时，也该感到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