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5-15 23:10

看过歌剧《白毛女》、会哼《南泥湾》小调、能够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回延安》的人，自然对贺敬之和柯岩不会陌生，提及他们的名字，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贺敬之早在二十来岁时，就因创作《白毛女》，在延安出了名，后来又因其以“信天游”的形式创作的《回延安》被收入中学课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柯岩早年则以儿童诗见长，她写的“小板凳，摆一排，小朋友们坐上来，这是火车跑得快，我当司机把车开”等儿童诗，曾伴随着一茬又一茬的孩子长大成人。

日前，记者如约来到贺老的住所采访。

一: 商人的相遇大抵是因为生意，文人的相遇则总是因为文章，贺敬之与柯岩的相遇相知相恋也是缘于创作。那是1949年底，贺敬之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请去给一群年轻的创作人员讲写作。青艺的领导拿来好多剧本给贺敬之看，都没署名，其中一篇写抗美援朝的《争取早团圆》似乎艺术性更强些，引起了贺敬之的注意。领导说：写这个剧本的同志很聪明，有才气，就是太清高，傲气得很哪……她就是柯岩。

从这以后，两人交往多了，在一起谈工作，谈文学。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把两人紧紧地连在一起。那是1951年，贺敬之到河北大名县下乡，因积劳成疾，疾病发作，昏迷不醒，被送回京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患的是两侧浸润型肺结核，这在当时是有很大危险性的传染病。柯岩多次到医院看望他，而且进病房不戴口罩，贺敬之问柯岩：“不怕传染吗？”柯岩说：“越怕越传染。”柯岩的明快和洒脱让贺敬之倍感温暖。贺敬之回忆说，当时柯岩?的时候经常带些好吃的，她的到来有时比药还管用，我的病渐渐地好了起来。

1953年，贺敬之和柯岩在龙须沟旁的一间小房子里结了婚，开始了他们相濡以沫的悠悠岁月。

二: 像许多从“激情燃烧”的年代走过来的夫妻一样，贺敬之、柯岩同样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尤其让柯岩难忘的是那场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贺敬之当然不能幸免于难，因为他的《白毛女》，因为他的诗……被“揪出来”后，立即关进了“牛棚”，即“黑帮队”。挨批斗成了贺敬之的家常便饭。不久，柯岩也被“揪”了出来，还戴上了修正主义黑苗子、反动权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等九顶帽子，被关进牛棚。一次，柯岩拾到一张报纸，上面有“黑帮”的条件，她自己根本不够，于是她就在本单位贴了一张大字报，声明：“我不是漏划右派，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不是黑帮……自即日起退出黑帮小组。”然后，卷起行李回了家。不仅如此，柯岩不顾选择派的阻挠，一手提着糨糊，一手领着女儿，在文联大楼贴出了贺敬之的“大字报”：“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

柯岩说，那个时候，开批斗会时，她也经常跟造反派打嘴仗。人家喊“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她便针锋相对：“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开始。打倒真的牛鬼蛇神。”

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贺敬之是老“运动员保?不断挨整，这样对他不公正。

三: 贺敬之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1989年，在他退了两年之后，又被重新派上工作岗位。1991年，贺敬之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当时人们大多谈癌色变，有句顺口溜是“十个癌症九个埋，一个不是癌”，当时医生建议他动手术，但他的一些癌症朋友都不同意，认为保守治疗比较适合他。贺敬之也没多说，只是紧紧地拉着柯岩的手，然后两人手拉手回了家。柯岩说，我们平时不是卿卿我我的那种人，可是那次，我们之间的那种默契、那种一生相守的柔情一下子攫住了我，觉得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如今10多年过去了，他的肺癌已不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贺敬之说，柯岩虽然比他小5岁，可毕竟也已是70多岁的人了，先后做过两个大手术：“有十几年，她一直血尿，医生说她得的是肾炎，1994年不得不做手术拿掉了右边的肾。1996年，67岁时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那次手术从早晨做到晚上，持续了七八个小时，一共搭了三根桥。”手术的那天，贺敬之躲在手术室外，悄悄地流下了泪水。

贺敬之和柯岩自称是两个老病号，贺敬之腰腿不好，经常坐骨神经痛，这两年又是青光眼、又是白内障，眼睛也不成了。常年患病，也让他们积累了一些和疾病斗争的经验。柯岩说，这主要是心境吧。我们每天各自都有要干的事，他写写诗，练练书法，我给报纸、杂志写点小文、写写小说，反倒很少去谈疾病的事了。

四: 贺敬之和柯岩在事业上比翼双飞，在大风大浪里爱得忠贞不渝，让世人无不为之羡慕。谈到两人和睦相处的秘诀？贺敬之坦言：“两个人生活中不可能没有争吵，年轻气盛时?多一些。比如对某些问题看法不同，有时就会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但我们之间都有‘小自由’，互相不掺和对方的事。她读的有些书，我就不读，她写的《他乡明月》，我是在书出版以后才看的。”

柯岩笑言：“我脾气急，他比较稳重，为人宽厚承和，如果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所以，我一直独立意识很强，我最不愿意听谁是他的‘家属’这几个字，我从来就没当过‘家属’。他有他的工作，我有我的事业！”柯岩笑着讲起贺敬之骂她的一个段子：“我喜欢写东西，但做了两次大手术后，一拿笔手就哆嗦。于是，就开始学电脑。我是南方人，有的音读不准，打字时怎么也拼不出来，就在书房里朝他的书房大呼小叫，一会儿问他这个字怎么拼，一会儿问他那个字怎么拼。终于把他喊急了：‘真××有点笨！’他气得连国骂都出来了！孩子们听后哈哈大笑：平日里都是妈妈要么说这个笨，要么骂那个笨，爸爸这回算是给大伙儿报了仇。只可惜不太过瘾，怎么才是‘有点笨’啊？”

谈及贺敬之与柯岩的一生感情，柯岩诙谐地告诉记者，老贺出生贫农，受过苦，不仅忠厚还豁达大度。作为夫妻，他不仅让着我，还要求着我。所以我也特别尊重他。柯岩说，千种人有千种爱情模式，幸福绝不是都一样的。他们的爱情就是共同爱好着一个事业，他们不仅谈得来，还以友谊为基础，所以才如此稳固。

柯岩说，什么是美？不是美了才爱，而是爱了才美。尽管已是70多岁了，柯岩仍然注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她说，她在接待记者时，特意选择了穿运动装以示青春。她喜欢讲实话，每次给年轻人讲课，都能让听者由衷地发出：“柯阿姨，我们爱你……” 据《现代家庭报?

■孙晓飞

记得《白毛女》、会哼《南泥湾》、能够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的中国人，都会记得这样两个名字：贺敬之和柯岩。

进入晚年的贺敬之和柯岩，早已远离了当今文坛的热闹。最近，笔者走进他们的家，了解了这对夫妇相濡以沫、执手偕老的动人故事。

50年前：爱情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讲述人：贺敬之商人的相遇大抵是因为生意，文人的相遇则总是因为文章。

那是1949年底，有一天，我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请去给一群年轻的创作人员讲写作，柯岩是课代表。就这样，我们认识了。

当时青艺的领导拿来好多作品，都没有署名，让我看。一篇写抗美援朝的《争取早团圆》似乎艺术性更强一些。领导说，那是她的。

从这以后，我们交往多了，但都是谈工作、谈文学。直到第二年，命运借一场大病才把她送到我的面前。

1950年，中宣部组织作家访朝慰问团。当时丁玲是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在组织大家学习的时候，丁玲发现我气色不好。就对我说：“你不要去朝鲜了，到农村去吧。

我临时到了河北的大名。才下去没两天，我就大吐血，昏迷不醒。送回北京到医院一检查，是肺结核。柯岩知道我病了的消息后，马上到医院来看我。而且，进病房不戴口罩。我问她：你不怕传染吗？她说，越怕越传染。她的明快和洒脱让我耳目一新。

后来，她到山西深入生活，一去半年，我在信中问她能否帮我买一本好一点的词典，没想到，她托人捎来的就是我向往已久的那本《辞源》。

她对我印象也不错。以前就读过我的诗，渐渐地我们之间有了感情。

30多年前：一张充满正气和爱的大字报

讲述人：柯岩你说他对我评价很高？那是自然。他这个人很宽厚，为人随和，对人从不挑剔，所以我常说和他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何况是对我，他更容易看到长处了。至于你说有的同志在文章里称我“女侠”，那是半开玩笑的调侃。其实我只不过是对不公正的事略微敏感一些、又不怎么愿意掩饰就是了。

“文化大革命”，贺敬之被揪出来后，立即被关进了“牛棚”。

那时候，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有的人选择了离婚。

你问我有没有这种考虑？没有，我不可能这样选择。贺敬之是“老运动员”，不断挨整，我当时就认为这样对他不公正。我自己当时也被揪了出来，在被造反派押着看街上的大字报时看到了陈毅副总理和王震将军正义凛然、大气磅礴的反驳的大字报，我决心学习他们。

于是，我先是在本单位贴了一张大字报，声明：“我不是漏划右派，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不是黑帮……自即日起退出黑帮小组。”

然后，我不顾造反派的阻挠，一手提着糨糊，一手领着女儿，在文联大楼贴出了贺敬之的“大字报”：《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

10?前：手术室外刻骨铭心的经历

讲述人：贺敬之有十几年，她一直尿血。医生说是肾炎。她没把病当回事儿。坐在床上用个画夹子垫着写作，就这样写出了《寻找回来的世界》和《他乡明月》。

后来，病得厉害了，单位领导逼着她住了医院，这才确诊说是肾结核。手术那天，来了很多人，她的和我的同事、战友和朋友，还有她的读者。挤得手术室的走廊里都是人。

坐在手术室外，心里七上八下，不知结果到底如何。好在知道不是肾癌了，心里还稍微有点儿底。

管桦父子、张僖同志，还有部队的许多战友一直陪着我，我们坐立不安地在那儿等着。那种焦急、痛苦的心情，和同志间的关爱之情，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终于，她出来了。大夫拿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她的右肾，已经彻底地烂掉了。我看见了她的身体器官。一个我爱的人。看见了隐藏在她身体里的磨难。那种感觉，刻骨铭心。

11年前：当他与癌症相遇

讲述人：柯岩贺敬之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

1989年，在他退了两年之后，又被重新派上工作岗位、重返一线。这时处境更为复杂、微妙，工作远不是他所能胜任的，几次上书中央请辞，都没批准。1991年，发现他得了肺癌，他再次向中央报告求退，1992年初，中央批准了。

这回可以安下心来好好治疗了。医生建议他动手术，可是我的癌症朋友都不同意。认为保守治疗较适合他。我把朋友们的意见告诉他，说我也是这个意见。

老贺没多说，紧紧地拉住了我的手。然后颐抢?着手回了家。我们平时不是卿卿我我的那种人，在一起总是谈工作、谈人生、谈写作、谈党和国家的大事，可那次，我们之间的那种默契、那种一生相守的柔情，一下子攫住了我们，觉得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10多年了，他的癌症已不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我们一直为我的那个决定而高兴。

6年前：手术室外我悄悄流下了泪水

讲述人：贺敬之她心脏不好很长时间了。1996年一个深夜里，她心绞痛得厉害，呼吸急促，我说：咱们去医院吧。她说：不用去，没事。

我没听她的。她就是太刚强。我给急救中心打了电话，医生来了以后，发现她的血压高得吓人，整个身体情况很不好，必须马上抢救。医生说：她的病很危险，抢救之后必须做心脏搭桥手术。于是转到阜外医院。

她67岁了，又只有一个肾。搭四根桥，危险性很大。

临手术的前一天，她在医院，我回家去做一些准备。一位参加了会诊的老专家突然把电话打到我家。他说，手术风险太大，成功率只有30％，是不是不要做了……

我心情非常不安。反复考虑，觉得不做这个手术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做了，她生的机会才会更大。那一夜，我没有睡。想着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种种往事、我们共同的事业……想着万一手术不成功，该怎么办。

要手术了，大家都很担心，只有她仍然笑声不止，像个没事人一样。医院有个女清洁工，平时爱跟她谈心，也读过她的诗。要把她推往手术室时，女清洁工跑过来，一下子就扑上去，把她抱住了。哭着说：大姐，你是个好人，你会?事儿的。

躲在一边，我也悄悄地流下了泪水。2002年6月：笔者在雨天的讲述雨，在窗外下着。似乎采访两位诗人注定要在这样的天气。

贺敬之今年已经78岁了，柯岩也已73岁。然而两个人在一起照相时，贺敬之仍然不习惯柯岩显得过于亲近。有一次摄影家要求他把胳膊搭在柯岩的肩上，他听从了。但他的表情却显得很不自然。他说，我们之间内心的东西用这种腻腻歪歪的外在形式是不能表达的。

每天，两个人都一起出去散步。边走边谈，这是两个人惟一不被打扰的时间。只有两个人在一起，享受宁静、享受独处的快乐。据《中国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