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是一位高产、优产的作家。全面评价她的作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这里，我只想简略地谈一谈贯穿于她全部作品的一种价值取向，即人道主义。当然，柯岩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然而事实却认定，正是像她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翻开柯岩的10卷文集，我们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她的那颗爱心的跳动。她爱孩子，爱青年，爱无私奉献的先进分子，爱一切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将自己爱的热力全都献给了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面对逸出生活正常轨道的工读生，作家的心“在流血”，因而她大声疾呼：“让我们给予他们更多爱的阳光吧！”(《爱的阳光》)面对朵拉、紫薇(《他乡明月》)的出走，作家有惋惜有慨叹，然而更多的是理解与同情……

不过，爱倘若仅仅停留在同情的层面，则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常见的恻隐之心，至多只能说是浅层的人道主义。这样的爱，往往无助于被爱者本质力量的激发与人生命运的改变。更为糟糕的是，有的竟以“同情”和“施舍”来有意无意地显示自己精神的优越和地位的高贵。应当说，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够“人道”，因为这种不平等必然会损害被爱者的人格尊严。

与这类鄙陋的人道主义者相反，柯岩之于笔下的人物，从来就没有过那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即使是对于那些已经不同程度地失去人格尊严的工读生，作家也是以平等的姿态走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倾心交流。正是由于尊重了他们的人格，她才得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在芜杂的草丛中发现了鲜花的蓓蕾，从扭曲的枝杈下寻到了健康的根系。于是作家“又在微笑”，因为她看到了他们美好的未来；于是作家启发、鼓舞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去寻找已经失去但是又属于他们的那个美好的人生世界。紫薇和朵拉在出走美国的人生旅途上，无疑有过不少的幼稚、轻率和迷误。对于她们的荣辱、浮沉和穷通，作家在柔肠九曲、悲欢与共的同时，更着意于揭示她们那种坚韧不屈的性格底蕴、万劫不灭的民族魂魄与心向故园的性格逻辑。柯岩曾经说过：“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风雨，我从来害怕哭唏唏、软塌塌的人物，而喜欢强者。”(《〈船长〉的采访和写作》)这是品透人生况味之后的感慨。因此，她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的笔当作一份助力，去激发并且高扬起人们改造自我与世界的伟力。读者们常说柯岩之爱，这就是柯岩之爱的核心内容。

正是因为这样，柯岩又走进了先进分子的内心世界。这里有捍卫民族尊严的船长贝汉廷(《船长》)，有不向生活低头的硬汉刘瑞丰(《希望在哪里》)，有为祖国编织锦绣的苏绣女工李娥英(《东方的明珠》)，有兢兢业业的税务员吴丙治(《追赶太阳的人》)，有挽狂澜于既倒的人民教师杜嵋(《仅次于上帝的人》)……这些人物的生活道路不同，个性特征也迥然有别，但是又有着一个共同的性格主调，那就是自尊、自强和自立，就是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在推动历史进步的事业中，在为他人和社会的无私奉献中，力争将自己的大智大勇发挥到极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赢得自我的价值与尊严。一位记者曾问柯岩：“您对幸福的理解？”柯岩回答说：“和我们的人民一起，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快地前进！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作家最大的幸福！”这是一句极为平凡的话，然而又包含着极其深沉的内容。只有自己是一个历史创造者，才有资格去爱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自觉地将自己融入人民群众之中，才有能力去爱人民群众。那些以贵族、精英自诩的人，那些专以污辱、损害困难群体为乐的人，想做一个人道主义者，简直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会承认，在旧中国，人民群众处于被污辱、被损害的地位，非但没有自由和平等，就是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往往被剥夺殆尽，因而根本谈不上什么价值或尊严。这种状况的改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事；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创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人道主义者；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壮丽的人道主义事业。柯岩热爱人民，必然要推及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注入了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多少深情！事实上，作为人民的女儿，她早已和人民一样，将自己的命运与党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对于国事、天下事何以那般事事关心，尽管力量绵薄、身负重疴，还是要挣扎向前，无论巨细地做着那一切。爱就是负责，就是行动，就是奉献。只有爱到这个地步，才是博大深沉的爱。

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自由、平等、博爱，肯定人的现实需要和幸福。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柯岩，可以说既合又有所不合。所谓“合”，是指在抽象的意义上，这些人道主义的原则她都赞成；所谓“不合”，是指在实践的意义上，她主张这些原则首先归于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并且将争取人民群众的这些权利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

由此看来，比起原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柯岩的人道主义似乎显得不那么“开放”。这个不那么“开放”的人道主义为什么反倒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呢？

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它的最初形式是人文主义。到了17－18世纪，又由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发展为人道主义。1789年，它的基本原则写进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宣言》。可以说，人道主义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打倒封建阶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不讲“博爱”的产物。很明显，这里所谓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的人；这里所谓的“道”，就是资本主义之道。而资产阶级所以要冒充全人类的名义，无非是为了联合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一道去打倒封建阶级，无非是为追逐自己的利益披上一件堂而皇之的外衣。历史早已证明，资产阶级对于封建阶级的胜利，不过是由封建奴隶制变为雇佣奴隶制而已，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人权状况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民主之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则是陷阱和骗局。如果说资产阶级在统治稳定时期尚能装出绅士风度的话，那么，在感到资本的权力动摇的时候，他们就会扯下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毫不含糊地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换成刺刀、手铐和监狱的现实。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诞生那一天起，就总是在本阶级的小圈子里推磨，从来都不曾惠及众生，从来都不曾具备普世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确立，这种人道主义也日渐堕落，到了19世纪，则由原来的反对宗教神学而走向与宗教神学联盟，成为一种带有浓重神道色彩的“人道主义”。

那么，人们不免要问：不管怎么说，自由、平等、博爱毕竟是好东西，难道就当真不能变成现实了吗？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是什么东西遮蔽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阳光。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一些人讳莫如深的私有制。正是私有制，制造了人类的分裂，酿成了世间的不平和仇杀。然而，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可以肯定，私有制的彻底消亡是未来的事，甚至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因而实行普世的人道主义也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在人类完成对于私有制的“最后审判”之前，在人类社会还存在剥夺与被剥夺、污辱与被污辱、损害与被损害的现象的时候，不能讲普世的自由、平等，而只能首先讲劳动大众的自由、平等；不能实行无差别的“博爱”，而只能首先实行劳动大众之爱。只有有了这“首先”，才有那个“然后”；只有先讲劳动大众的人道主义，才能在将来实行普世的人道主义(事实上，到在那个时候，人道主义也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犯超越阶段的激进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就讲普世的人道主义，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爱的呓语”。

柯岩的人道主义，就是劳动大众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建立在认知理性和现实感性之上的，具有实践的品格，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文艺作品要通向人民

人民，在柯岩的文艺思想中是一个核心，是一个灵魂性、本体性存在。在柯岩看来，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来自于人民的，是人民意志、人民情感、人民愿望的真切表达。作家要自觉地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只有他们的诉求才是时代的本质诉求；文艺作品离开人民群众的意志、情感和愿望，就不可能正确地传达时代的要求、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发展趋势。

柯岩认为，文艺是要于人民有益的，优秀的作品往往会“打动千千万万的读者，给他们以思想、以力量、以美感”。在柯岩的相关论述中，人民不仅是文艺的根基，是文艺的目的，还是文艺的最终评判者和筛选者。文学史上的那些经典作品，之所以享有较高的声誉，不在于皇帝的钦点，也不在于少数文人学者的推崇，而是在于人民的评判和承认，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筛选出来的。历史越久远，这条规律就越鲜明。

柯岩说：“诗也是有十字路口的，有的通向人民，有的背离人民。”通向人民，投入到人民的怀抱中，这样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做到“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创造出艺术的辉煌；相反，背离人民的文艺作品，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虽也可能会显赫一时，但它一定经不起历史长河的淘洗。

作家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责任，在柯岩的文艺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她主张，创作是一种责任，文学意味着一种重大而严肃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文学创作比起其它任何事情来，更需要个人才情和能力的发挥，但是，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一经发表就是公共文化产品，文学创作从来就是社会的公共事业，而不只是私人的事业。因此，作家在创作时就不能只想到个人，更要想到人民群众――文学作品的广大的读者，想到对他们的肯定、教育、激励和鼓舞，要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的责任。

柯岩认为，作家，从责任的意义上说，不应只懂得美，还要在美与丑的较量和斗争中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作家要懂得“没有丑，就没有美，丑和美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的辩证法”。作家应该就是创造美、警惕并消灭丑的战士，作家的责任，正是一名战士的责任。作家的责任在未来、在人类理想之建立，这表明了作家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其责任的范围及特点。柯岩对作家建立人类理想之责任的强调，正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点的强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柯岩不仅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名篇佳构纷见迭出，而且在儿童文学评论和理论建设上也多有建树。责任意识，在其儿童文学评论和理论建构中尤其占有重要位置。柯岩语重心长地说：“从事儿童戏剧工作者所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要知道，这些观众还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辨别力来预防那些错误的思想情感，那些不健康的艺术趣味……”可见，少儿文艺在承担着多么重大的责任，少儿文艺家对此不能不深长思之，不能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的影响。作家不仅自己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还应该以文艺作品调动或唤起群众的责任意识。

作品总是受着作家世界观的制约

柯岩认为，世界观的差异导致作家立场、思想、感情倾向的“水平线”的差异，在创作过程中常常表现为审美发现的不同，“不同的人从临时工身上有不同的发现：有的发现凄凉，有的发现苦闷，有的发现酗酒，有的发现斗殴，有的发现默默劳动，有的发现终日奔走……”

柯岩反复强调青年文艺作者“坚定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努力使自己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重要性。科学的世界观，“为人民”的世界观，可以帮助作家更好更准确地、更深入更完整地理解和把握生活，更能够提升审美发现的意义层次。“只有真正爱诗并把自己的心血熔铸于诗的人才会写出好句子来。只有真正热爱生活并愿为生活的更加美好交付自己的人，生活才会给他以馈赠。”这样的“人”是科学的世界观支配着的社会主义新人，他们能够创作出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文艺作品，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作用的结果，其中当然也包括个人的才情和能力，但从根本上看，却正在于他们的世界观的科学性。

是的，平凡劳动生活的体验，是最能够接近科学世界观、“为人民”世界观的一种体验，诗人或作家只有由此出发，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才能够发现平凡劳动生活的伟大意义，才能为生活的美所激动，从而创作出真挚动人的诗句和能够流传久远的优秀文艺作品。

创作上必须力求创新

创新，不仅是柯岩文学创作的一贯追求，也是其在自己的文艺评论和创作谈中着重阐述的一个基本范畴。在阐述文学创作中的创新问题时，柯岩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对实现创新的一些困惑或误解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针对一些年轻的文艺作者在写作中常会碰到的和人“撞车”的困惑，柯岩强调在创作中一定要避免重复，“尽量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她多次强调：“陈旧是最令人厌倦的东西，在艺术上的重复更是令人不能容忍。”针对一些创作者认为创新只是形式上的创新、与内容无关的倾向，柯岩深刻地阐发了自己的创新观。她不赞成那些为创新而创新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反对那种认为只要敢于打破生活常规，反对现实主义传统就是创新的观点，对以创新的名义而提出的反典型、反理性、反英雄主义的倾向和主张提出了严肃批评。文艺上的创新是多层面的，并且这一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它包括作家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包括驾驭生活的审美能力和表现思考的技巧，还包括作家感情、思想和视野“水平线”的实质性更新。

绍兴山水，秀甲江南。由柯岩、鉴湖、鲁镇三大景区构成的柯岩风景区石奇水绿，景致独特，享有“游了柯岩等于游遍了绍兴”的口碑。 高耸入云的 “天下第一石”云骨，有人说像一朵巨大的蘑菇，也有人说它是世上最大的“冰激凌”。形态各异的石佛石宕，其“年龄”可溯到三国时期。碧波涟涟的鉴湖，时有画舫和乌篷小舟划波而行；踏过长长的白玉长堤，穿过造型奇特的石桥，就有“人在湖中游，影在画中走”的意境。 鲁镇，还原了鲁迅笔下的水乡风貌。青石板铺路的街巷，枕河临街的店铺，古朴高大的台门宅院，千姿百态的石桥石坊，纵横交错的水巷小河，飞檐翘角的戏台，让你目不暇接。 “祥林嫂寻阿毛”、“阿Q造反”、“贺老六抢亲”、“孔乙已写茴字”、“杨二嫂卖豆腐”等街景剧表演，让人感觉仿佛走进了20世纪初江南的风情画卷。 元旦、春节临近，景区策划推出包括灯谜竞猜、飞镖中的、投球入樽、灵猫钓鱼等参与性项目的“嘉年华”活动。尤其是鲁镇的“祝福大典”，街头有舞龙舞狮，“鲁四老爷”主仆祝福巡游；鲁家祠堂摆开祝福典礼，场面宏大，是难得一见的传统民俗景观。 （苗同伟李世兵）

张俊锐 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著名作家、贺敬之先生的老伴儿柯岩作品讨论会。老作家们济济一堂、齐聚在一起，难得坐下来作一次心与心的交流，无不说些情真意切、发自肺腑的话。回首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坎坷历程，著作等身、功成名就的老作家柯岩不无感慨，她说：活了这几十年、逐渐逐渐地才整明白，原来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凡人。 青年时期，柯岩在单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当时除了入党介绍人举手同意之外，多数人都不赞成她入党。后来她想明白了，那时她总觉得自己德才都比别人强，心高气盛、傲视一切，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说到底是自己没有一颗平常心。 自知是人生修养的基本要求。中国有句老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何为“自知之明”？老子曰：“知人者智也，知己者明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才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的人生，积极地面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知之明不仅是东方文化智慧的蕴含，也是西方文明宝库的内容。古希腊一座智慧神庙的门口，曾写着这样一句警示人们的话语：“认识你自己”。古希腊人把这句箴言奉为“神谕”，看作最高智慧的象征。由此可见，自知之明是人类发展进步殊途同归的交汇脉系。 自知是人生旅途的行为坐标。世上万物，各有长短。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置身于茫茫人海，只有对自己的自身素质、优点缺点、学识水平、创业能力、环境资源等，有一个清醒、客观、正确的认识，才能找准自己最佳的位置，选准人生事业的道路，瞄准奋斗成功的目标。现在有一些青年人不顾自身条件和客观因素，仅凭自己的热望爱好和自以为是的“特长”，盲目“追星”折腾，在浮躁的境界里行尸走肉，梦想“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好高骛远的人，无不以浪费宝贵的青春、走了人生的弯路而告终。也有的人不能正确看待自己，放大自己的劣势，缩小自己的优点，在前进的道路上自己为自己设置障碍，不敢与别人比试，不善于拼搏，不勇于奋斗，遇事先气馁，缺乏自信心，未曾拼杀自己就先败下阵来，可谓不折不扣的“窝囊废”。人生只有不断的正确认识自己，才能不断校正自己的行为，不断随社会的浪潮激流勇进、迎接挑战、跨越发展。 自知是人生相伴的一面镜子。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会使人保持清醒的头脑。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可谓人生修养的典范。人性有一大弱点，就是爱听阿谀奉承、拍马屁的好话，听不得反面意见、逆耳忠言。因此，经常反思自己的过错，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犯过错没什么可怕，怕的是自己不知过错、一错再错、错上加错、铸成大错。国人关于纠正过错的教诲太多了，《周易·益》言：“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左传·宣公三年》也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就连《圣经》上同样教导人们说：“掩饰自己罪过的，不能有幸福的人生；承认过失而悔改的，上帝要向他施仁慈”。现在的贪官污吏、犯罪分子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根源是他们利令智昏、权令智昏，被抬轿子、捧臭脚的搞昏了头，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不知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丢了卿卿性命”，不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知道“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在嘈杂浮躁的滚滚红尘中穿行，要学会经常不断地反思自己，这样不仅会净化我们的灵魂，也有益于优化我们的人生。

本报北京8月30日电（记者袁晞）柯岩创作生涯60周年暨《柯岩文集》首发式座谈会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柯岩颁发了“从事文学创作60年”证章和证书。与会专家研讨了柯岩的创作历程和创作成就，认为柯岩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具有丰沛的文学气象、思想内涵和美学品质。《柯岩文集》10卷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