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龚雪）25日，由日本兰亭会和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书法报》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中日兰亭书法交流·湖北展”，在中南民族大学光谷美术馆开幕。来自日本的书法家石川芳云、田中房州和孙方、戴浩书、徐本一、刘永泽、铸公、金伯兴等我省百余名书法家出席。

据介绍，公元353元，东晋王羲之和友人们，聚会于绍兴会稽山下，曲水流觞，赋诗作书。王羲之记录此次活动的《兰亭序》，成为千古流传的散文和书法名作。千百年来，因《兰亭序》的流传，兰亭雅集也成为中日书法家崇尚的聚友交流形式。日本兰亭会传承这一古风，与中国10多个书法团体开展了书法交流活动。今年，日本兰亭会与我省书法家协会、《书法报》共同举办了第13届中日兰亭书法交流展，展览汇集了日本、香港、湖北等300多位书法家的精品力作。

书法家们的作品集中展示了书法的独特魅力。书法展现场洋溢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也搭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记者 王理略 实习生 黄永辉

走进张天弓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办公桌上成堆的书籍，他正伏案写作。

59岁的张天弓，是我省书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不久前，他刚刚获得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这是他第二次获此奖项。2002年，凭借论文《永明书学研究》，张天弓获得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

兰亭奖上梅开二度，这在该奖项历史上并不多见。然而，张天弓做到了。此次，他花费20多年心血完成的著作《张天弓先唐书学考辨文集》，兰亭奖评委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张天弓清晰地揭示了先唐数百年书学发展的脉络流变，同时为当代书学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树立了典范。

谈到获奖，张天弓说：“无论是搞书法创作还是书法研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争什么奖项。在我看来，时代需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人喜爱书法、喜爱现代书法，但是中国书法的精髓还是在古代，我希望我们能够把传统的东西保留和传承，所以我愿意进行研究，从而唤起大家对古代书法的关注，让更多人真正了解书法中的魅力。”

带着这种理想，从上世纪90年代，张天弓就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工作，他对先唐书学进行系统、深入的考辨，发表了论文60余篇。对今存的近120篇先唐书学文献版本进行辨伪、辑佚、校勘、释读等方面的清理，并对先唐书学的主要框架和发展脉络进行深入探讨。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天弓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书法界的认可，国内诸多高校书法专业将该著作作为教材使用。浙江大学徐清的书法博士论文将张天弓的先唐书学辨伪作为一个专门章节作研究评介；日本大野修作教授也发表论文介绍张天弓的先唐书学研究成果。

看到书法界对自己研究的关注，让张天弓感到兴奋和欣慰，他说：“面对中国古代书法这份宝贵的财富，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可喜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关注传统书学的研究。”

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32岁的王羲之应庾亮的征聘而来到武昌，任征西府参军，后升任长史。公元340年，王羲之38岁，升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而离开武昌。他在武昌一共呆了6年，历史记载极少。$$当时，武昌征西府聚集了一批贵胄子弟与名士，除王羲之外，还有他的从弟王兴之、王胡之，清谈名士殷浩，文学名士孙绰等。这些俊才名士经常雅集吟咏。一个气佳景清的秋夜，王羲之、王胡之、殷浩等人“登南楼理咏”。兴味正浓，突然听到来路上传来响亮的脚步声，估计是庾公。果然是庾亮率随从十许人前来，他们起身准备回避，不料庾公叫他们留下，称自己也有兴致，说着便坐在胡床上，与诸人“咏谑”，甚得其乐。$$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六月，王导拜丞相。至此，东晋门阀政治形成了王导、郗鉴、庾亮三巨头共同主政的局面。王导在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主持中枢；郗鉴镇京口（今江苏镇江），挟制下游；庾亮镇武昌，控制上游。三巨头相互争斗又相互牵制。王羲之是王导的从子，郗鉴的佳婿，庾亮的部下，这种特殊的身份很难处置与他们的关系。$$王导任丞相以后，曾致信王羲之，要他回京城任职，王羲之坚决拒绝。《晋书·王羲之传》载录王羲之《报殷浩书》：“吾素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王羲之为什么拒绝王导的好意而不愿到朝廷任职？具体原因不清楚，估计主要是他性格耿直，不愿卷入朝廷中政治权力相互倾轧的漩涡。王羲之不去朝廷而留在武昌，也可能与庾亮的思想性格以及对他的赏识有一定关系。东晋玄风炽盛，但一般士人还是“玄礼双修”，庾亮即是其中的典型。《晋书·庾亮传》称他“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王羲之的思想倾向也是“玄礼双修”。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元月，庾亮在武昌病逝，临终前曾上疏朝廷，称赞王羲之“清贵有鉴裁”，这个赞誉实际上也是出自“玄礼双修”的标准。大约在这一年，王羲之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在我国古代，书法真正成为士大夫倾心的一种抒情达意的艺术形式，是从王羲之的“今体”开始的。他在书法史上的这个伟大革新，当然经历了一个对汉魏以来书法传统进行总结与改造的过程。在武昌的这6年，正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时期。遗憾的是，今存王羲之的书作，基本上都是晚年成熟时期的与人书札，极少数带有古体特征的书作，又难以确定书写时间，所以无法见到他在武昌时的书作。不过文献记载有一条重要的材料，《晋书·王羲之传》：“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草章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是称赞王羲之书法的最早评论。事情原委是，庾亮、庾翼兄弟都善书法，王羲之来武昌之前任临川（今江西抚州）太守（一种说法是居母、兄丧，还是在临川），庾亮征聘时与他可能有书信往来，他给庾亮的回信是用章草写的。这章草书信被庾翼看到了，非常欣赏。庾翼时任西阳太守，在武昌对岸的江北（今湖北黄冈），于是给在武昌的王羲之写了这样一封信。大意是说，自己旧藏张芝章草书作十纸，南渡时散失，悔恨不已，现在看到王羲之给家兄的回信，书法神采焕然，好像重现了张芝章草的旧观。张芝字伯英，东汉著名草书家，被誉为“草圣”。章草是东汉的草书体，后来被称作古体。庾翼对自己的书法自视甚高，能将王羲之的章草与“草圣”张芝相提并论，这在当时确是一种相当高的评价。庾翼《与羲之书》应写于王羲之来到武昌后的两年间。从这封信看，王羲之的书法成名始于武昌。